我与阿拉伯语是“金婚”
——访谈录
采访人（问）：仲老师，今年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成立60周年，请您先谈谈阿语系当年刚成立时候的一些状况。
仲跻昆教授（答）：阿语系原来是属于东语系的一个教研室，一个专业，最早建立于1946年，所以今年是原东语系建立的60周年，也是现在的阿拉伯语系建立的60周年。当年建立东语系的时候，阿拉伯语方面需要请一个人来主持。请谁呢？就请了马坚先生来。
问：请您谈一谈马坚先生。
答：马坚先生原来是穆斯林派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那儿学习《古兰经》，准备让他回国后去翻译《古兰经》的。他在学习的时候是很用功的。他应当说是当年去埃及留学的穆斯林中学有所成、成就最好的，因为他比较用功。后来他曾跟我说过，他这个人呢，先天不足。他先天不足有两方面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他是早产儿，他妈妈生他时不足月；再一点就是从知识结构来讲，没有上过高等学校就出去留学，之前学的是一些伊斯兰宗教，中文学的是古文，英文也是自学的。所以他比较刻苦用功。他用功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不论天多冷，早上5点钟闹钟一响，就用脚蹬开被子，因为天很冷，这样就迫使自己起来用功。还有，就是国外的假期比较长，有三个月，他就利用假期钻图书馆，每个假期能翻译一部书出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把《论语》翻成阿拉伯文，还好像是用阿拉伯文写了一本中国穆斯林的概况，向阿拉伯人介绍。回国后还从阿拉伯文翻译了回教哲学、回教教义这一类书，向中国人介绍。所以他在学术上是比较有成就的。他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阿文钻得比较深，古文也不错，还有就是他英文也不错，后来他还从英文翻译了《阿拉伯通史》等一些书。所以我觉得老先生的确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
他是阿语系的创始人，他的功绩在于把阿拉伯语的教学引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应当算是我们这些高校阿拉伯语师生的“祖师爷”。所以我说他是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因为马坚姓马。由于他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在北京大学才有了阿拉伯语系。
问：请您谈一谈您自己的一些情况。
答：我是1956年入学的，所以今年是东语系、阿语系系庆60周年，还赶上马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我个人和阿拉伯语的结合今年也整整50年，应当算是“金婚”了。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学阿拉伯语呢？当然小时侯也读《一千零一夜》等一些书，但开始我不是想学阿拉伯语。我过去在中学演过戏，在大连话剧团做儿童演员，而且我对文学比较爱好，所以在这之前也有过做演员、当作家这些理想。但后来到东语系后就面临一个选专业的问题。当时1956年的形势是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就引起了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所以那个时候中东地区比较热闹，学阿拉伯语自然是个热门。日语当然也是个热门，大家都去报。但是我从个人的好恶来讲，就觉得别的可以学，但日语坚决不学。因为我是大连人，大连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叫关东州，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台湾，完全是殖民地，比伪满洲国还要日本化，所以亡国奴的程度更厉害一些。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因为我是1938年生的，所以还比较小），但是也还是尝尽什么叫亡国奴的滋味。所以从感情上来讲，绝对不学日语。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学别的，但是不学日语。现在看来，这样当然也不对，但那时候年轻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思想。至于其他一些专业，我有时候又觉得太小，不想学。所以就使了一个“招”，就是把日语放在第三志愿，第一二志愿是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日语很热门，所以这样就肯定不会把我录取为日语，而只能把我录为前两个专业之一。就这样，我学了阿拉伯语。
问：我们都知道阿拉伯语很难学，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答：阿拉伯语的确很难。当时我也听说是比较难学，现在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为什么说难学？过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来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懂一门外语，工资可以加百分之十，但是如果懂汉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工资就加20%，从这点来看，阿语和汉语就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了。那时候我们去访问马坚先生，马先生就说，你要说它难，也难；说它不难，也不难。要说它难，俄语有六个格，阿语只有三个格，这样一比，阿语也不过如此。马坚先生还说，“难能可贵”，只有难，学出来才算有本事。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觉得还是应当把它学好的。而且那个时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形势、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学习劲头还是比较大的。那时候也常有阿拉伯代表团访华什么的，所以也觉得阿拉伯语用处比较大。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当老师的呢？
答：我是1961年留校的。开始，没有我当老师这个名额。那个时候我记得同学分配有去总参的、中调（安全部）的、也有新华社等部门的，还有一个名额是北大研究生，我就想报这个研究生。因为我觉得军队纪律严，当时的我有点吊儿郎当的，不太适合。再一个，我觉得阿拉伯文这么难，这么深，好像自己还学得不够，还想再学点儿，所以就报了阿拉伯语研究生。然后我就回家等信儿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填个表，然后等上面统一分配。后来我接到通知，让我留校当老师。
问：从您当老师到现在有45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您当老师的体会是什么呢？
答：我当教师的体会就是，一个人，你可以不当教师，按现在的说法，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觉得哪儿挣钱多，去当“大款”；也可以觉得哪儿可以官运亨通，去从政当“官”。但是你要是做教师，在我看来就是，你要么不要做教师，要做，就必须要做好。为什么？因为搞别的，好坏很大程度是关系到你自己。但是你做教师，面对的是一些学生，是活的人，教好了，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教不好，你就是误人子弟。所以做教师是必须有责任心的。因此，我觉得做教师必须要做好，道理就在这儿。当教师必须要投入，因为如果不投入就做不好。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来讲等于犯罪。另外，过去中国的传统是“天地君亲师”，这么个排列顺序。天、地、皇帝、父母，再往下就是老师了。实际上从接触来讲，老师是学生的一个样板，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从我个人体会来讲，我因为过去演过戏，在中学演过，后来大学时在北大也演过戏，红过一时，后来到干校也演过。我就感觉，教师实际上也是在演戏。一个人大概总有些表演欲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歌星，想当明星，他就是有一种表演欲，希望能够向人展示自己。教师呢，实际上也是整天在演戏，也是向学生在展示你自己。展示什么？一个是你的学问，一个是你的人品。演艺界有个说法叫做“德艺双馨”。作教师恐怕就必须要做到这个”德艺双馨”。从业务来讲，你得是拔尖的，从人品来讲，也应当是为人师表。演戏，可以演正面人物，也可以演反派人物，无论正反，只要演得好，都会令人叫绝，为你捧场。但是做教师不行，教师是只许演正面人物，不许演反面人物的。要是有什么事做得让学生和别人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三道四，那这个教师是绝对不成功的。这就是我做教师的体会。
我做教师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马坚先生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比较深，他说：“教师啊，就像一口井，只有把自己挖得更深一些，水才会源源不断，才会出清水。如果这口井挖得不深，打上来的往往就是泥汤子，给学生喝的就是泥汤子了。”所以做教师就必须不断把自己往深里挖。否则的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在课堂上让人家问不倒，就必须要好好备课。所以我过去的备课，自己觉得还是很认真的。
问：听说那时候阿语系的发展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招生也很多，学生出路也很好，学术方面的成果也很多。
答：是的，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年级，当时的形势逼着大家去好好学习。之前我也提到，不仅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来黎巴嫩美军登陆、伊拉克“7·14革命”、埃及和叙利亚搞合并后来又破裂，还有阿尔及利亚反法殖民主义斗争等等，中东地区很热闹，这就迫使我们努力学习。从国内来讲，正赶上大跃进热潮，每个年级都报名，翻译多少本小说或是搞字典。现在看来，包括亩产多少斤什么的，那时候有很多浮夸的东西，但当时身临其境，在那个热潮中，大家的热乎劲儿还是很高的，晚上大家一起在一个小屋子里搞科研到十一二点，然后到勺园去吃夜宵，吃馄饨，挺热闹的。我觉得那样的搞法对学习还是有一定的促进的，而且有一种互相推动，大家合作的精神。还有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请外国代表团、党派代表团、政治代表团，阿拉伯这么多国家，建交的请政府代表团、民间代表团，没建交的就请党派代表团。那时候我还三年级不到一点，就拉出去短期集训，然后就去翻译。那时候我被派到沈阳去，所有阿拉伯代表团到辽宁参观访问时，我都得参加接待。这样也有促进作用。三年级学生常常就被借出去为代表团翻译，这样就促使大家不断地搞好学习。
问：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那时学习情况怎么样？阿拉伯语系还招收新生吗？
答：开始的时候没有招生，后来就招了工农兵学员。那个时候我在干校劳动。劳动开始是很苦的，在江西南昌鲤鱼洲，是鄱阳湖围堤屯田的一个小岛，发大水就很可能把整个岛淹没。后来有的专业在那儿也招过工农兵学员，不过阿拉伯语专业没在那里招过。那个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是血吸虫疫区，北大、清华有不少人在那儿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在那儿种稻子。
问：那时还学习阿拉伯语吗？
答：不能搞专业。那时候，生活上很苦，但从当时的心理来讲，甘于吃苦，好像就是要锻炼。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要求进步，要求在“风口浪尖”里摸爬滚打，“一颗红心献给党”。那时候西语、东语、俄语系，也就是现在的外院被编为九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外院一些老教授互相都很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同吃一锅饭。有一些老教授，家里怕他们生活过不惯，还从北京家里寄些罐头、糖果、饼干什么的。结果不行，发现这些东西，就要统统没收，大家还开会进行批判，说“这是改造么？”，收到东西的人就低着头接受批判，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幼儿园去。
问：听说您特别喜欢编剧，您都编过什么戏？
答：我编了一个剧，叫《传家宝》，也叫《一根扁担》，是个对口诗剧，两个人来演三个角色，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还有个梵语专业的张保胜演另外一个角色。那时候北大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批判剧，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讲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上了大学，说“北大是个大染缸，过了多少年不认爹和娘”，变得讲究吃穿，后来经过干校的劳动锻炼，再重新把贫下中农的品质又捡回来了的故事。这个剧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什么的是不太对，但这个现象，就是有些山沟旮旯来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变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忘了本、丢了本色这类事情，依然存在。所以这个剧也可以一分为二地看。这个剧在当时很轰动，不仅在江西干校演，还演到了北京总校，又演到了汉中分校；不仅在学校里演，还到社会、工厂、农村、别的干校等地方去演。演戏的好处，老实说，就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艰苦的劳动，少吃了不少苦。后来他们又调我回北京来参加北大的文艺小分队。当时北大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搞得很有名的，我们演一些剧、说相声、对口词，也唱歌、跳舞、唱样板戏……什么都有。我是演员兼创作组的。
后来搞复课闹革命，我就忍不住想搞业务了，在小分队里就有点“消极怠工”，说我写不出来，没生活。后来他们就把我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开始时教研室接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出两本书，让我校译，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史》，一本是《科威特简史》。再后来正好外边要人，我就到苏丹打井队去了。
问：到苏丹打井是怎么回事？
答：当时我们给苏丹修公路，是江苏省的援外项目，要求北京地质队水源队去为修公路找水源，需要翻译，就让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也知道苏丹很苦，但是我从来没出过国，很想出国，因为觉得我学阿拉伯语应当在外边见识见识。能出国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因为当时我们都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能出国就好像在政治上合格了。出去的确是很苦，但是从生活来讲那时候在国内也不富裕。苏丹是世界三大火炉之一，非常热。洗完一件衣服晾在那儿，等下一件洗完再看这件就已经干了；坐汽车的时候也没觉得出汗，但下车之后屁股上是个白圈——盐圈；日本的体温计挺好，想买几个带回来，没注意，回来一看，已经顶爆了。我们虽然是专家，但似乎是把“五七道路”走到了国外，每天穿着工作服，背着大水壶，戴着大草帽，顶着大太阳，在荒郊野地里测量、奔波，住的是简易的活动房，热的要命。那时候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两年下来，对自己的口语、口译水平都有所提高，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所以能有机会出去，还是很好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给一千美元或者几百美元，也不肯出去。我们那时候不行，在我看来只要能让我出去，给的钱能够生活就行。当然不出去也能学好。出去有出去的学法，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学法；出去有出去的好处，不出去有不出去的好处。这不是绝对的。像我第二次出国到埃及进修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不是很想出去了。所以我的学习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完成的。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从苏丹回国的？
答：1972-1974年我在苏丹，然后回国就是教他们倒数第二届的工农兵学员，75年入学的那批，到昌平太平庄搞“开门办学”。开门办学的意思就是，走出课堂去办学，把学生带到社会上去，走出校门。开的门是北大的校门。
开门办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把学生教好的，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既然是个教员，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应当尽好自己责任的。
问：后来您还出国留学过吗？
答：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我就到埃及开罗大学去进修两年。因为我觉得人家好像都镀过金了，我还没有，一直都是在国内学。在苏丹走了两年“五七”道路，好像也不算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就出去了。我在埃及的时候，把当时的文化参赞得罪了。
问：您一个留学生怎么敢得罪文化参赞呢？
答：埃及每年有一个定期的书展，往往都是12月底到1月之间，书展上各个国家、各个书店的书都集中在那儿，书价很便宜，至少打七五折。我看着这些书很眼馋，我知道北大的书很老，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整天钻图书馆的，所以哪本书放在哪儿，图书室里有哪些书，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国内的国际书店派了两个人去，他们说，如果回国后北大认账，付给他们人民币，他们是可以帮忙买这些书的。北外是事先就有这样的约定，但北大没有。当时我就说没问题。但是这个参赞向我们索要国内的照会、证明或者委托书。我说我没有，书展就快就要闭幕，现弄也来不及了。那个参赞就怎么也不答应，就是刁难我们。正好那个时候过年，我们就去看望大使，然后聊天，大使姓姚，人很好，也很有学问。大使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就谈起了这个事。我说书展马上就要闭幕了，我想给学校买一批书，这批书这样买最便宜，我想学校一定会付这个钱的，但是参赞不答应。大使一听，当夜，那时候都12点多了，就打电话把使馆的会计和这个文化参赞叫去了，当着我们面批评了他。然后拨了一些钱，让我们给学校挑了一些书。我就跟顾巧巧（原阿拉伯语系教师）挑了好多书。所以你看现在好多书都是当时我们挑的，装箱海运，给学校买了这批书。回来以后，图书馆那时候老袁（原东语系图书馆工作人员）说：“啊呀，你们这批书买得太好了！”但他不知道我们买这批书是多么艰难。
留学的头一年，旧章未废，新章未立，除了吃住，我们的生活费每月仅有十元人民币。过了一年，生活费才提到了每月40块人民币。因为这样，我们在国外要买书什么的都很难。我们那时候应该算是访问学者，但是其实就像个穷学生。六七个人甚至没有一架照相机，也没留什么照片。那时候光知道肯德基、麦当劳，埃及也有，但我们从来不敢问津，我们没在外边吃过一顿饭，没在外边喝过一瓶汽水。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我这样去进修没意思。因为在国内，图书馆有多少书我可以随便看，而在外面我买不到书，没有钱买书。而且我和外国教授总要有些交往，但我没有礼品，不能请人吃饭。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有些屈辱。
老实讲，那时候论学问我不会比谁差。有个外国人，说是要搞博士论文研究，连一句完整的阿拉伯语都讲不好，书却能买一大堆。可是我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早一点让我出去，如果条件能更好一些，我也许会做出更多的成绩的。现在，年纪大了。
问：但是您在阿拉伯文学方面、翻译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很丰硕的。
答：是，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一本《阿拉伯古代诗歌选》，这样呢，我等于把阿拉伯的一百三十多个古代诗人，大概有四五百首诗歌（不一定是整诗），断断续续地翻译了过来。因为我觉得的阿拉伯的文学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它的文化和文学都是很深厚的，可谓源远流长。因为上古时期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都在现在的阿拉伯地区。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中古时期，相当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后，阿拔斯朝时期，那时候世界只有“两霸”，一个是丝绸之路这边的中国，另一个就是阿拉伯大帝国，它横跨了亚非欧。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文化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是处于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罗马帝国是讲究一神教的，而过去希腊的时候是多神教，所以罗马就把希腊的很多东西毁了。但是阿拉伯这个时候是大量地吸收，而且在宗教上它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它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还有中国的东西都吸收进去。它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相当于它的一个编译局、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和科学院。而且它不单纯是翻译，还有加工创造，所以在哲学等各方面都很好。甚至在语言方面，阿拉伯语，就像现在的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当时中亚、波斯、西班牙……都可以不用别的语言而用阿拉伯语。这边呢，就是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当时的日本、越南、朝鲜，都跑到长安来学习。所以阿拉伯的文化、文学、历史，很多东西都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地研究。
阿拔斯朝的诗歌，绝对不会比我们《全唐诗》的诗歌少。才逝世不久的绍基·戴伊夫（Shawqī Dayf），算是阿拉伯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他写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有8卷，《一千零一夜》才占那么一页或是一页半。阿拉伯文学史中很大部分是介绍它的诗歌。所以我翻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也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它的诗歌是很好的，格律很严谨，而且是抒情诗为主，他们没有大段史诗。所以它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阿拉伯诗歌虽然好，但是那些不懂阿拉伯文的人怎么办？所以就要翻译，翻译出来后还要让人家看得出来是诗，读起来有诗的味道。
都说译事难，译诗更难。有的人认为诗不能翻译，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努力去翻译，所以在这方面作了些努力。我有些诗翻的还是不错的。像我那本《阿拉伯古代诗选》里面有两首《悬诗》，一首是乌姆鲁勒·盖斯的，另一首是祖海尔的，这两首诗是《悬诗》中最有名的。每首悬诗相当于一百个“贝特”（bait）左右，每个“贝特”相当于汉语的两句，所以一首悬诗译成中文就相当于二百句左右，要一韵到底。我的翻译就是一韵到底的。我翻译过诗歌、小说、散文，其中有纪伯伦的《泪与笑》，我觉得翻得也还可以，有的还被中学课本给选进去了。我的翻译原则就是：那边要对得起原作者，这边要对得起读者。就是说意思要忠实于原文，这边中国人读了还得像那么回事。这就既要求阿语水平，又要求中文水平。你们这些学外语的，将来就是一方面阿拉伯语要学深学透，另一方面就是汉语也要好。特别是越到高年级，越往深里学，在很大程度上要拼汉语。
再一个就是，我写了一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我觉得它的特点在于：这样一部文学史，阿拉伯世界都没有。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把阿拉伯现代所有国家（除了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索马里以外）的文学全都作了介绍。阿拉伯出的文学史还没有一本把这些国家全都包括在内的。最多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个写个的 ；综合一下的也不过是把突尼斯的沙比、伊拉克的鲁萨菲、宰哈维等著名诗人包括进去。至于也门的、巴林的、卡塔尔的、阿曼的、科威特的、阿联酋的，甚至沙特的、苏丹的、利比亚的、摩洛哥的、阿尔及利亚的……都没有写进去。而我的书是综合的，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都有。这应当算一个特点。还有就是他们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连获诺贝尔奖的纳吉布· 马哈福兹都没提到。而我从19世纪初一直写到了2004年。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我这部文学史跨度大，内容新、鲜活。再一个，黎巴嫩或西方，信基督教的人往往对伊斯兰教有偏见，而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写的又往往受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我两边都不是，我有我的观点，我觉得哪个说得更合理就采取哪个，所以我写的可能更公平、更客观些。这也应当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我书里引用的诗歌，在翻译上还是比较认真、比较讲究的，不像现在有些诗歌翻译，读起来让人感到别扭，不太像诗。我的这本书虽然并非完美，但至少还有以上这些特点吧。这本书好像也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
我现在正在搞的国家课题是《阿拉伯文学通史》。那就要把古代的部分再写进去。这部分，讲义什么的我也有一些了，还有一本《阿拉伯古代诗选》，另外编《东方文学词典》时，我把阿拉伯一些古代诗人、文人的简介也都整理出来了，所以将来拼拼凑凑，写《通史》也不会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做了些事的。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埃及高教部给了我一个表彰奖。其实也就是一张纸，但我觉得挺舒服的，这至少证明外国人承认我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总算做了一些事，而且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还教了这么多学生。做教师有个好处，叫“桃李满天下”。其实古人说的“天下”哪儿有那么大，最多有几个省大；孔子的弟子三千，有七十二个成贤好像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这个“桃李满天下”，是确确实实的。到国外去，看到使馆、学校、工地……好多人，都是我们的学生。虽然有些人我不大认识，叫不出名字，但他们认识我，说起仲老师，大家还都知道。仅是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很欣慰，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还是做了一些事，而且到临死之前，还可以继续再做一些事。
今年正好赶上我们阿语系创立60周年，也就是全国的阿语进入高校的60周年，所以我认为全国的阿语界应当总结一下，坐下来展望一下前途，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共同做些事情，把中国的阿语真正搞上去。中国的阿语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阿拉伯语教学要深，要高，要精，要尖，要用更少的时间培养出更多高深精尖的人才。所以每个人应当负起责任来，站好自己的岗，把好自己的关，无论教学的、行政的、学的、教的，应当各司其职，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这就叫任重道远，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
访谈整理：徐文、付志明
（载于《国外文学》2007年第1期; 又载于《学路回望——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访谈录》（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项目组采访 王东亮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