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的复兴与社会文化的繁荣
从11世纪晚期开始,西欧城镇的商业活动开始繁荣兴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复苏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在《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指出:“近代城市是中世纪城市的后裔,也许在中世纪文明中对于人类没有什么比城市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了。”[3]除了经济价值,中世纪的城市还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意义。城市将经济功能、市民自由与合作组织三者结合到一起,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生活理想的完美体现者。这些在商贸往来中获利的城镇,不仅使得生活于其中的市民阶层在教士和贵族之外取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推动了世俗教育的兴起。自12世纪开始的大规模教育普及运动,使得地方学校、教堂学校和大学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在西欧各地的城市中涌现出来。在中世纪晚期,教育普及运动的成果惠及西欧诸国,使得各地人口中的文化普及率显著增长。基础教育为适龄的男孩甚至包括一部分女孩,提供了极为实用的能够让他们掌握阅读、书写和计算的教育。这些接受了初级教育的孩子们日后将成为商人、工匠、书记员而非神职人员。阅读能力的普及使得一般大众能够在教会之外接触到知识,并且通过朗读与他人一道分享知识,从而将文字和知识的力量播撒到识字者以外的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
除了基础教育的普及,中世纪晚期文化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便是大学的创建,这标志了欧洲文化教育近代化的启动。除了在13世纪之前就已经创建了大学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从13世纪到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波西米亚、低地国家、北欧的丹麦和瑞典以及中欧的匈牙利和波兰都相继建立了属于本国的大学。[4]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学替代修道院成为了神学、哲学、法学、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和知识的集散地。大学的崛起使得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在中世纪晚期登上了欧洲的历史舞台。法国学者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指出:
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一个以写作或者教学,更确切地说是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够在城市出现。[5]
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激活了欧洲的知识领域,为欧洲社会带来了思想和文化的全面复苏。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学和知识分子阶层还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并没有阻隔来自教会的神学传统和源自市民阶层的世俗精神在大学中发生激烈地碰撞和交融。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对古典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和热情推广,促使人文主义思想在14、15世纪的欧洲蔓延普及。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兴盛同样惠及女性,使得一部分出身市民阶层和中下层贵族的女性能够在修道院之外接受教育,从而掌握了进行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读写技能。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一部分男性知识分子开始改变对女性的态度,转而支持女性接受教育。[6]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女性作家们开始广泛涉及各个文类的写作,让女性的声音进入到转型期的社会公共空间当中。
中世纪晚期社会文化的繁荣不仅体现在教育领域,还表现为文学创作领域中俗语文学的兴盛。中世纪文学观念里所谓的俗语(vernacular)是与教会所使用的拉丁语(西部教会)和希腊语(东部教会)相对而言的。就欧洲各民族语言自身的发展历程而言,在中世纪之前这些俗语就已经存在。教会在中世纪早期提倡教士们使用俗语进行布道,所以各民族的俗语很快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语言脱胎为规范的文学表达形式。[7]值得指出的是,在但丁所处的时代,虽然俗语文学写作已经成为了欧洲文学的主流,但是俗语始终没有被真正确立为正统的文学语言。所以当但丁在《论俗语》中给予俗语以极高的评价时,仍旧能够产生那样大的震动和影响。
当代西方研究者认为,中世纪晚期的俗语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性别意味,其中还隐含了平信徒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俗语精神》一书的编者指出,教士以俗语和拉丁语之间的二元对立来捍卫自己的等级特权:
在这个时代,性别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语言问题交织在一起。将俗语和女性在消极的意义上联系在一起——“母亲的语言”——经常引起一种对俗语和女性/女性化的读者与言说者的斥责,将其视为社会与精神失衡的根源。教会权威意识到俗语相较于拉丁语在语言学层面的低劣,反映了未接受神学教育的平信徒,尤其是女性在灵性和学识上的劣势地位。这样一种联系为使用拉丁语的教士阶层维护他们在宗教领域中对知识的垄断,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享有的特权式的权威提供一个方便的逻辑。[8]
这种由语言层面延伸至性别和社会身份层面的等级制度,使得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女作家们将俗语写作视为一种反抗思想领域的束缚与压抑的精神武器。女性用俗语进行文学创作既是一种无奈——普通女性很难通过世俗教育获得拉丁语的读写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俗语一方面让她们的作品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使得她们能够以最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理念。以梅希蒂尔德、海德薇希、玛格丽特·波蕾特为代表的女性俗语神秘主义作家,是西欧各民族中最早尝试以本民族的俗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通过俗语神秘主义写作,贝居因女作家们让一度被教会权威边缘化的平信徒得以进入到信仰领域的中心。
在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和军事领域,骑士制度开始趋于没落,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宫廷文化中,骑士文学却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骑士抒情诗,其中一个重要的共通主题就是骑士与宫廷贵妇之间的典雅爱情(Courtly Love)。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弱》中这样写道:
新的诗歌理想,一方面保持着性爱色彩,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愿望。爱情成为实现道德完美和文化完善的途径。因为爱情,温文有礼的情人们变得纯洁和高尚。……这个阶层的智识观念和道德观念都保持在ars amandi(爱情艺术)中。没有哪个时代的文明理想和爱情理想融合到这种程度。……优雅爱情的理论,在一个相对不那么崇高的领域,试图包容高贵生活的所有方面。[9]
中世纪宫廷文学中盛行的骑士爱情主题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通过这些描写典雅爱情的文学作品,女性和爱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男性暴烈的性情,将宫廷生活引向文雅和优美。就如同威尔·杜兰所言:“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和诗人赢得了胜利。”[10]生活在城镇中的市民阶层通过阅读俗语传奇作品,接受了这种发端于贵族宫廷当中的爱情理想。当典雅爱情进入到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之后,它本身所蕴含的宗教情怀便与世俗宗教运动和新神秘主义思潮结合,形成了一种盛行于女性神秘主义写作当中的典雅爱情式的神秘主义(La mystique courtoise)风格。[11]这种新的写作范式突破了保守的修道院神秘主义写作模式,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对宗教写作的影响。
在中世纪晚期,一部分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对表现贵族阶层价值取向的典雅爱情进行反讽和戏拟。让·德·莫恩(Jean de Meun)续写的《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便是这种写作模式的重要代表。莫恩的续写彻底改变了纪尧姆·德·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在《玫瑰传奇》第一部分中所展现出的纤细、柔美、梦幻的宫廷审美趣味,而代之以对现实生活的犀利讽刺和批判。莫恩广泛深入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在政治、经济、婚恋和宗教信仰领域中的价值取向与诉求。但是,莫恩在《玫瑰传奇》第二部中表现出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和诋毁,在一个世纪之后引起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强烈不满。皮桑于1401年挑起了批判莫恩的玫瑰论战(rose debate),并且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里驳斥了中世纪思想和文学领域中泛滥的厌女言论。皮桑的思考和写作揭开了欧洲女性争取两性平等的社会运动的序幕。
[1]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 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页。
[3]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9页。
[4] 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博雅教育的兴起》,邓磊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8-279页。
[5]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
[6]Sarah Gwyneth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Woman as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Englan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5-6.
[7] 杨慧林、黄晋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8-69页。
[8]Renate Blumenfeld, Duncan Robertson, and Nancy Bradley Warren, eds., The Vernacular Spirit: Essay on Medieval Religious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2.
[9] 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 舒炜 吕滇雯 愈国强 等 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07-108页。
[10]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幼狮文化公司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599页。
[11]Barbara Newman, From Virile Woman to WomanChrist: Studies in medieval Religion and Literatur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