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题范围和意义

在西欧中世纪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女性作家层出不穷。虽然因为种种信仰、教育、文化与社会地位方面的歧视和不平等，女性写作未能进入到中世纪文学的主流当中。但是，中世纪的女作家们从未放弃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话。边缘人的身份给予了她们一个反思主流文化的绝佳位置，她们的作品里不乏对主流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女作家主要来自修道院和宫廷，因为只有出身贵族的修女和宫廷中的贵妇才有可能接受系统的拉丁语教育。这种状况使得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题材和内容相对比较单一。在中世纪还存在着一种合作写作的模式，即，由女性口述之后再由具有书写能力的男性（一般为受女性信赖的男性亲属或教士）将之记录抄写下来。这种写作模式的产生是因为许多中下层女性往往不具备拉丁语乃至俗语的书写能力，所以在创作过程中需要男性的协助。合作写作的模式一方面使得那些不具有书写能力的女性能够将她们的思想与情感诉诸于文字并且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又使得她们的作品蒙受有意篡改的危险，因为男性书写者极有可能从保守思想的立场出发将女性的某些激进言论删除或者缓和化。^[1]

在经历了12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充满裂变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型首先表现为教会和教阶制度的盛极而衰。普通平信徒中间孕育出大量的新兴宗教运动，他们借助神秘主义思想挑战教会权威，要求将信仰归还给大众，人们通过重构人神关系来思考人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大学的建立产生了一个有别于教士的世俗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开始尝试在教会的藩篱之外考察人的思想与行为，在尘世生活的社会关系中确立人的身份与地位。再次，中世纪晚期世俗学者对古典文化的发掘和吸收，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在西欧的兴起和传播。由此可见，中世纪晚期的文化转型对以教会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价值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无论是质疑教会特权和教阶制度的新神秘主义思想（New Mysticism），还是主张重估个体价值与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潮，都对中世纪晚期的女性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欧的女性写作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世纪晚期新神秘主义运动的崛起，促使一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女性开始直接使用俗语进行神秘主义写作。发端于莱茵河流域以及低地国家的贝居因修会（Beguine）是中世纪晚期女性俗语神秘主义写作最重要的参与者。来自贝居因修会的梅希蒂尔德、海德薇希和玛格丽特·波蕾特直接用本民族的俗语进行写作，向广大平信徒传递她们对于人神关系的思考和感悟。此外，她们还在自己的作品里大胆批判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教士阶层的愚钝骄横以及某些官方神学教义的荒谬可笑，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在宗教信仰领域的激进诉求。在14、15世纪之交，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活跃在宫廷中的世俗女作家，皮桑接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她总是聚焦于社会伦理关系，从人与社会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写作。在皮桑的作品中，无论是驳斥导致两性关系失衡的厌女思想，还是批判引发国家政治危机的昏庸统治者，伦理道德的维度始终是她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之一。皮桑的态度和立场反映了在15世纪初叶的西欧思想界，世俗知识分子对源自古典文化传统的政治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接受。不同于中世纪晚期其他女作家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皮桑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尝试通过文学创作来对人的社会身份和社群关系进行思考与探索。

以贝居因女作家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写作和以皮桑为代表的世俗知识分子写作，共同构成了西欧中世纪晚期女性写作的两大主要流派。虽然贝居因女作家的神秘主义写作和皮桑的世俗写作之间存在着文体、风格、内容上的明显差异，但是二者在精神内核上却不乏深层次的共通性。无论是贝居因女作家还是皮桑，她们都是中世纪父权制社会里备受压抑、排斥的边缘人。所以，女作家们选择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理念、政治诉求、伦理观念和性别意识，从而使得女性的声音能够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中世纪晚期女性写作所具有的多元价值属性和内在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来分析和探讨女性对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生活的反思和介入式批判。

在中世纪晚期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转型期里，女作家们尝试通过写作从不同的层面去探讨个体价值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贝居因女性神秘主义写作的解读，来考察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信仰范式发生的转型，以及导致这种变革的深层次社会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女作家如何通过重新定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肯定人类世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对皮桑笔下探讨性别伦理关系和社会政治议题的作品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对世俗知识分子阶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新兴思潮不仅对中世纪一系列社会保守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引导了这一历史转型期中人的身份与价值的重构。贝居因修女的神秘主义写作和皮桑笔下探讨社会问题的世俗写作，向我们揭示出了西欧中世纪晚期变革中的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在精神诉求上的相通之处。即，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不再安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不仅反抗教会施加的精神束缚，而且渴望在积极的世俗生活中为自己建构出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社会身份。

[1]Rosalynn Voaden, God’ Words, Women’s Voice: The Discernment of Spirits in the Writing of Late-Medieval Women Visionaries, Rochester: York Medieval Press, 1999, pp.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