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西欧中世纪女性写作的基本概况
欧洲的中世纪开端于公元5世纪末，以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为标志。在此后的近千年中，一种与古典文明迥然有别的新的文明形态在欧洲大地上逐渐形成，这就是欧洲的中世纪文明。当代史学界将西欧中世纪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5世纪至10世纪末为中世纪早期；11世纪至13世纪初叶为中世纪盛期；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被称之为中世纪晚期。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西欧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多次的复兴和转折。在7世纪末、8世纪早期，爱尔兰的文化传统与本笃会的修道院传统在遥远荒寒的诺森比亚海岸相逢，由此带来了欧洲中世纪的第一次文化复苏，也即后人所说的“诺森比亚复兴”。[1]9世纪查理曼大帝主导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在法兰克帝国的贵族阶层和教士群体中推广了拉丁语教育，并且整理编纂了一批古代典籍和基督教文献。在此基础上，基督教信仰、古典文化和蛮族传统彼此交融，为欧洲奠定了形成统一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以法国为中心的12世纪文艺复兴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到来。这一时期西欧城镇经济活动的复苏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逐步松动了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政治权力的移位和法学思想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西欧社会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一次社会集体心态的转型。中世纪盛期的文化突破了教会主导的宗教文化的范畴，惠及西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的兴起造就了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使得世俗文化开始壮大发展。自14世纪中叶开始，意大利再度掀起文艺复兴的浪潮，与之相伴随的人文主义思想逐步向西欧各国扩散。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中世纪文化的余晖仍旧在延续，新时代的曙光又为人们带来了对于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群关系以及个体价值的全新见解。这一时期的西欧文学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质，一部分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们开始在中世纪的传统文类和写作范式中，表达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和内在心灵的大胆探索与发现。
正是因为西欧中世纪的文化经历了多次波澜起伏的变革，而非死气沉沉的铁板一块，所以西欧中世纪的女性写作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阶段的发展历程。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西欧中世纪文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西欧中世纪的女性写作能否被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这些疑问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在中世纪文学研究问题上的一些偏颇之处。长期以来，国内学人往往忽略了对中世纪边缘文学的研究，但是女作家们恰恰活跃在这一领域当中。自2000年以来，国内虽然出版了一批颇具深度的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在这些对中世纪文学进行纵向梳理的文学史类的论著当中，对女性作家只是零星提及，并未对她们的作品进行深度解读和阐释。在一些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论文中，有时研究者未能将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置入到时代的文化、文学背景中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片段式的，缺乏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写作谱系深入系统的把握和理解。这样一种研究现状导致了国内学术界对中世纪女性写作传统的认识不足。以下笔者将通过对西欧中世纪女性写作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来呈现这一内蕴丰富的女性写作传统的大致轮廓和主要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的主流文化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拉丁语是这一文化体系的重要载体。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得拉丁语教育成为了教会掌控文化霸权，排除异己的一种工具。中世纪的广大平信徒尤其是女性往往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修道院在中世纪文化教育领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还是有一小部分女性可以经由修道院内的生活接触拉丁语教育，进而掌握阅读和书写的技能。这就是中世纪的女性能够进行写作，女性文学传统能够一直存在的基础和保证。正是因为如此，西欧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女作家往往运用拉丁语进行创作。9世纪的法兰克贵妇多达（Dhuoda）是中世纪首位用拉丁语创作长篇作品的女作家，她的教育书简《人生指南》（Liber manualis）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文化结晶。这部作品不仅表达了一位饱经忧患的贵族女性对法兰克政局的见解和批判性反思，而且体现了基督教信仰、古典文学传统与蛮族文化的交融。10世纪的修女甘德榭的罗斯维塔（Hrotsvit of Gandersheim）继承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余绪。在她的笔下，异教精神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展示了加洛林文艺复兴带来的多元融合的文化遗产。罗斯维塔被当代学者视为第一位基督教戏剧作家、第一位萨克森诗人、第一位德国女性历史学者，她的史诗作品是迄今为止唯一流传下来的出自女性之手的拉丁语史诗。[2]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是12世纪最富盛名的女性神秘主义者。她在代表作《明道》（Scivias）、《生命的价值》（Liber Vitae Meritorum）和《神圣的工作》（Liber Divinorum Operum）中，以具象化的方式表达了一位修道女性的宗教救赎理念以及她对于人神关系的探索和反思。希尔德加德不仅是一位作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神学家、作曲家、画家、医学家和灵修导师，是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女性学者之一。她的才华得到了同时代的教会领袖与世俗统治者的共同承认，被誉为“莱茵河的西比尔”（Rhenish Sibyl）。[3]
12世纪文艺复兴通过推动大学的建立促进了神学、哲学和法学的高度发展，同时还培育了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世俗教育的扩展不仅带来了俗语文学的兴起，而且使得一部分女性可以在修道院之外接受俗语世俗教育。自12世纪开始，西欧的女性写作便不再被艰深晦涩的拉丁语所束缚。中世纪盛期的女作家们大多活跃在宫廷和市井当中，她们以生动活泼的本民族俗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细腻地表达了女性的思考和情怀。生活在英王亨利二世宫廷中的女作家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创作了一系列言辞优美的俗语韵文作品。她的《籁歌集》（Lais）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精神状态、贵族生活的奢华以及宫廷爱情（Courtly Love）和封建婚姻制度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玛丽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描述宫廷生活和男欢女爱，她还以女性的敏锐眼光来捕捉、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变迁，为后世读者留下了一幅中世纪盛期的历史画卷。玛丽笔下的《寓言》（Fables），名为翻译实为充满了原创性的再创作。她通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寓言表达了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圣帕特里克的炼狱》（St. Patrick’s Purgatory）中，玛丽表达了对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与亨利二世在爱尔兰推行的殖民政策密切相关。[4]除了创作视野的开阔，玛丽的写作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对女性作者身份的高度自觉。在每一部作品的序言当中，玛丽都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对于自己作者身份的认可和强调。玛丽的这种态度一方面与12世纪作者身份观念的演变相关，[5]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女性写作在数量和质量上较之中世纪早期和中期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两大特点：首先，女性俗语神秘主义写作走向繁荣。不同于中世纪早期、中期的女性神秘主义写作，中世纪晚期女性神秘主义写作的主要参与者不再是修道院里的修女，而是世俗宗教运动积极的女性参与者们。她们大多来自于富裕的市民家庭或者低级贵族阶层，这一方面使得她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读写的技能，另一方面她们的出身使得她们倾向于选择一种半宗教性质的修行生活，而非走进修道院的高墙之内与世隔绝。这些女性的生活与修行方式决定了她们在写作时选择俗语而非拉丁语。教会为了对抗风起云涌的异端运动，对于能够为其所用的女性神秘主义写作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这成为了中世纪晚期女性神秘主义写作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6]来自贝居因修会的马格德堡的梅希蒂尔德（Mechthild of Magdeburg）、布拉班特的海德薇希（Hadewijch of Brabant）以及玛格丽特·波蕾特（Marguerite Porete）被视为中世纪晚期女性神秘主义写作最为杰出的代表。其次，世俗女性知识分子写作的崛起。在14、15世纪之交，西欧国家普遍进入市场经济复苏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市民阶层的女性开始走出狭小的私人空间成为活跃的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还有一部分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开始承担起经营家业或统治国家的政治职责。[7]与此同时，发端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逐步向西欧各国扩散，其中所蕴含的有利于两性平等的思想引发了欧洲知识分子阶层对女性价值的反思与重估。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和法国，一些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开始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教育，从而使得一部分知识女性得以跻身于由男性主导的知识分子写作传统当中。[8]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皮桑自幼年起即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并且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博览群书。深厚的知识积累使得皮桑的写作打破了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束缚，她将思考和写作延伸至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当中。皮桑的一生由于家人的早逝和国家的动荡不安而波澜起伏、颠沛流离。但是命运的坎坷使得她能够深化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进而摆脱了传统女性写作往往聚焦于宫廷生活、两性情感、神秘主义的窠臼。皮桑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创作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政论写作、历史传记与哲理作品，她使得女性的声音能够加入到15世纪欧洲文化转型期的话语交锋当中。
经由以上的简单梳理可见，在西欧中世纪的文化发展历程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女性写作传统，而且这一女性文学传统与西欧中世纪的主要文化发展阶段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性。这一方面表现为自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处于欧洲文艺复兴前夜的15世纪，在西欧大地上女性作家层出不穷。她们的创作涉及了中世纪文学的各种文体和类型，鲜活而又生动地展示了中世纪文明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女性作家以自己深邃的思考、优美的文笔促进了西欧中世纪文学的繁荣和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中世纪女作家的写作虽然在表面上千差万别，但是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女性身份的边缘化以及中世纪盛行的厌女思想使得她们大多对于自己的作者身份格外敏感，并且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建构作者身份与权威。此外，女性在文化领域中备受歧视的处境使得她们与传统的男性经典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中世纪的西欧女作家们既向伟大传统学习并且吸收有益的成分，同时又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她们常常从边缘人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批判性反思。
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女性写作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发掘整理中世纪手稿和对单个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尚未将西欧中世纪的女性写作视为一个具有内在共通性的文学现象来加以对待。20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主义思潮对于女性文学传统的深入发掘和要求重写女性文学史的主张，促使西方学术界开始重估中世纪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陆续出版了一批系统研究中世纪女性写作的学术专著，开始将中世纪的女性写作视为欧洲中世纪文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来加以研究。1984年，学者彼得·羌克（Peter Dronke）出版了《中世纪的女性作家》（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一书。这是英语学术界中较早对跨越多个民族、多种语言的中世纪女性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断代研究的专著。卡莎瑞娜·M.威尔逊（Katharina M. Wilson）主编的《中世纪女性作家》（Medieval Women Writers，1984）是一本兼具研究与翻译的资料汇编集。本书收录了从9世纪至15世纪中叶的15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并且对于她们的代表作进行了节译。1986年出版的由伊丽莎白·埃维达·派特罗夫（Elizabeth Alvilda Petroff）主编的《中世纪女性的幻象文学》（Medieval Women’s Visionary Literature）收集了从公元3世纪初至15世纪中叶，由女作家所创作的幻象文学作品。派特洛夫在序言中深入分析了女性幻象写作的基本特质，尝试探讨她们作品里展示出的独特风格与中世纪女性的生活方式、受教育状况、信仰模式以及心理状态之间的潜在关联。这3部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专著，是英语学术界中最早一批将中世纪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在此之后，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女性作家的研究日益活跃深入。卡罗琳·莱林顿（Carolyne Larrington）在《欧洲中世纪的女性和写作》（Women and Writing in medieval Europe，1995）一书中，不再像80年代的研究者那样以编年史的方式来考察中世纪的女性写作。她选择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出发，来呈现中世纪女性写作近千年的发展历程。2003年出版的由卡罗琳·丁肖（Carolyn Dinshaw）和大卫·华莱士（David Wallace）主编的《剑桥中世纪女性写作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Women’s Writing）是一本以中世纪女性写作为核心议题的论文汇编集。本书收入了17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涵括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阐释以及对于和女性写作相关的时代文化背景的考察。研究者们还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深化当代读者对中世纪女性文学传统的理解。
进入到21世纪以来，欧洲中世纪女性写作对于西方学术界和普通读者而言都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而成为了一个受到普遍接受的文学概念和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从宏观的角度对西欧中世纪女性写作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和梳理的专著，近30年来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从微观层面进行学术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笔者认为将西欧中世纪的女性写作定义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领域是完全可行的。
[1] 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2]Katharina M. Wilson, “The Saxon Canoness: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in Medieval Women Writers, Katharina M. Wilson ed.,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p.30.
[3]Peter Dronke, 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4.
[4]R. Howaed Bloch, The Anonymous Marie de Fr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209.
[5] Ibid, pp.10-11.
[6]Joann McNamara, “The Rhetoric of Orthodoxy: Clerical Authority and Female Innovation in the Struggle with Heresy”, in Maps of Flesh and Light: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Medieval Women Mystics, Ulrike Wiethaus ed.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
[7] 苏拉密斯·萨哈，《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林英 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8]Sarah Gwyneth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Woman as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Englan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