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谱目录的价值及重要性

年谱按年月记载谱主一生事迹，是“编年体”的“历史类著作”^[1]，其最突出的价值是史料价值。考史、证史的过程中，将丰富的史料与探讨史源的方法结合起来，有助于发掘更接近客观的历史事实。年谱目录记载年谱的相关信息，除检索特定人物是否有年谱、有哪些版本外，在考订年谱所载之史实、指示其史料之价值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人物传记史料方面。年谱是特殊的传记，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序》谈到，“年谱好比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它应当尽量搜集正反两方面的记载，加以恰当的安排和简括的辨析。年谱作者的观点有可能不正确，但如果他辑集了较为齐备的资料，读者仍可从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2]。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为例，其失节降清事一般无疑义，而后学金鹤冲特撰《钱牧斋先生年谱》为之辩解，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直接指明“不足称信史”^[3]，并指出其“尤详于谱主之参加东林党活动，与郑成功、瞿式耜等密通音问，以及与黄宗羲、归庄等人之交往等行事”^[4]，以这一线索查阅金《谱》，不难发现：虽然钱氏屡言欲“尽其心而不使复仇之机自我而绝”，然而细密的材料却体现出钱氏言过其实——所谓与抗清人士的往来，少有直接支持抗清的行为，多是利害较轻的私交和文字上的称颂，实难称“尽心”。

谢巍《论年谱的作用和价值》^[5]一文中列举年谱所包含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化和艺术等十八类史料，年谱目录也会对这些内容有所揭示。如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记蔡銮登《守拙居士自编年谱》时点明所记河南河工史料有价值^[6]；来新夏《知见录》记刘锦藻《（先考）通奉府君年谱》中指出是谱所记体现出“官商相结为旧中国工商业发展特征”^[7]等。年谱信息多逐年详录，研究者亦可从中提取出某一专题内容进行研究。如地方乡绅自治，在许多隐居耕读的文人年谱中有相应的记载，是很直接的史料。再如普通女性家庭成员的婚姻情况、家庭地位和职能等也有体现，与以往研究关注的精英女性十分不同。

年谱目录有时也会揭示编者的研究过程与史料来源，如《知见录》记宝仁《奉常公年谱》时明言“据先人诗文、尺牍……并访族中长老”^[8]而成；记邬庆时《屈大均年谱》时详述编者五易其稿、三十年乃成的艰辛过程^[9]。年谱“资料齐备”是理想情况，编者根据自己的好尚或动机，对资料多少有剪裁，常包含自己对谱主生平、学行研究的成果，这一点在近人新编的年谱中体现得更为鲜明。陆勇强为明末清初的陈维崧编年谱，征引谱主诗文集和地方志在内的大量资料，十分丰富。后周绚隆又作《陈维崧年谱》，不仅充分掌握了以前研究者所未能征引或直接寓目的资料，如传本极少的《亳里陈氏家乘》和民国抄本《商丘县续志资料》等，又经严肃考辨，汰选资料，深入剖析了陈维崧作为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10]，不再局限于纯粹文学意义上的讨论，这对于陈维崧研究非常重要。若有新的年谱目录将其收录，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据学者统计，“清代所编年谱总数超过前三代的总和，现存古人所编年谱，有一半以上是清人所编”^[11]，探究编谱为何盛行，需要充分掌握资料，从年谱编纂的动因和时代背景上进行统计分析——谢巍曾说“将年谱的编者分别归类，可以由此明确谱主与编者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撰写年谱的目的与动机，对其所提供的史料的真实性做出一定的估量”^[12]——这是对史料价值考辨的提示，换一个角度看，年谱目录对年谱的梳理，对总结年谱学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逐步建立完整的学科史，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1] 说采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第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5页。

[2] 刘继才、郭爱民主编《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汉语言文学类·傅璇琮卷》，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3]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4] 同上。

[5] 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代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页。

[6] 同上书第九卷，第486页。

[7]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20页。

[8] 同上书卷一，第10页。

[9] 同上书，第86页。

[10]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后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9页。

[11] 舒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第四编第七章《名儒年谱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89页。

[12] 谢巍《年谱的纂例》，《文献》1986年第3期，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