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遂初堂书目》“谱录类”设置之意义
（一）宋代谱录写作繁荣之反映
《遂初堂书目》的编者尤袤好聚书，亦善读书，藏书丰富，为一时之冠[1]。陆游曾以诙谐之笔，记录下了尤袤的藏书、读书状态——“异书名刻堆满屋，欠伸欲起遭书围”。[2]满屋奇书与名刻，以致于几乎连打哈欠伸懒腰的空间都消失殆尽，反而围困于自己的书丛之中。这种古书盈架的状态，半带戏谑，半是温馨。尤袤好藏书，亦能用书，是当时的诗坛巨擘，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尤杨范陆”[3]。但尤袤的《梁溪集》久已散佚，诗文焚于兵火，《遂初堂书目》就成为我们了解一代诗坛巨擘、学问大家的藏书情况的途径。勤于收藏，精于校雠的他，在《遂初堂书目》中新辟“谱录”一类，既是对他个人藏书的一个总结，也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北宋以来文化发展的新动向。
宋代之前，谱录写作零星出现，不成气候，从北宋到南宋，谱录所涉及的名物对象，撰述的数量、种类，被不断拓展。北宋开国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谱录的写作整体较为寂寥，其中雍熙三年（986）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是北宋早期较有影响力的谱录。苏易简有感于陆羽的《茶经》与戴凯之的《竹谱》能畅谈茶、竹的始末，成就一家之言，而与文士生活密切相关的纸墨笔砚，却无谱录流传，遂在秘府观书时，整理有关文房的典故，并收集耳闻目及的信息，作《文房四谱》[4]。而仁宗朝开始，宋代士大夫在诗文、笔记中津津乐道于砚石、墨样、纸的细致讨论与品评，相关谱录逐渐产生，而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香、锦、石的谱录，也随之勃兴。至欧阳修品题牡丹，作《牡丹记》，并邀请蔡襄书写这篇记文。欧之文章，蔡之书法，相得益彰，而一经欧阳修之品题，洛阳牡丹亦名闻四方，后人再提及牡丹之时，往往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欧公。欧阳修以文坛盟主之身份，谱写洛阳之牡丹，也为后来者所效法。宋人仰慕前贤，赏花并作谱来记录各地风俗物产，以“谱”的形式，让花木争奇斗艳。北宋时，牡丹、芍药、海棠、菊之类，竞相有谱录产生。即便唐代已有《茶经》，宋代的采茶、制茶之法有所更新，从煎茶走向点茶，故拾遗补缺，仍有空间。时代更迭，茶之制作，后出转精，技艺的发展，也促进着茶谱不断更新换代。饮食相关的谱录，包括酒谱、荔枝谱、蟹谱，在北宋都屡有述作。而宋代的吉金出土，导致宋代金石学逐渐兴起，士大夫以学问之态度，钻研金石古器，追索拓片，观摩古器，而金石图谱之作与学术考辨，也随之兴起，收藏、著录与研究铜器之风渐兴。士大夫对古物兴趣的高涨，带动了一系列的金石著录。其中，既包括考证为主的跋尾，也包括摹写图形的图谱，从撰述主体上，既有个人著述，也有官修图谱的总结。
宋人带着发现的眼光，拓展了可谱之物的范围，自然而然地也呼唤着“目录”收纳体式的变更。这些洋溢着文人意趣、审美情怀的新作旧篇，将如何插架，如何归类，对于尤袤而言，也成为了新的问题。宋人的写作观念里，这些书本当为同类，文房、茶、酒与牡丹、芍药之流，没有截然的界限，是互相援引，互为促进的，如杜绾《云林石谱》：“窃尝谓陆羽之于茶，杜康之于酒，戴凯之赞竹，苏太古之于文房四宝，欧阳永叔之于牡丹，蔡君谟之于荔枝，亦皆有谱，而惟石独无，为可恨也。”[5]又如刘蒙《刘氏菊谱》：“崇宁甲申九月，余得为龙门之游，得至君居，坐于舒啸堂上，顾玩而乐之，于是相与订论，访其居之未尝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笋、茶、竹、砚、墨之类，有名数者，前人皆谱录，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馀种，可以类聚而记之，故随其名品，论叙于左，以列诸谱之次。”[6]他们谈及自己何以创作时，将茶、酒、竹、牡丹、荔枝、文房、香、砚、墨之谱互相引为同类，而在书籍目录里，也不应当拆分为异类、附赘于多家，而尤袤因时制宜，为这些“谱”“录”“经”“志”设计了“谱录”这一容身所在。
与宋以前拘泥于客观物象、介绍功能、汇集典故为主的零星散见的谱录相比，宋代谱录开拓了可谱之物的范围，倾注了宋人的审美观照。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设立“谱录”类，既在目录学这一学术领域上有所突破，也反映了目录背后文化学术实体的进展。
（二）“谱录”设置对后世目录分类的影响
明代的公私书目较夥，明代中叶以后，私人藏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私人编制书目也蔚然成风，在书目编纂过程中，往往根据个人藏书特点，对传统的图书分类体系作了增删分合，创造了许多新的图书分类体系，而这些书目对于宋代以来不断发展的“谱录”书籍的著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来，整体上，从明代迄清代中叶《四库全书总目》的颁行，“谱录”书籍的著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官方目录的分类，其二，为纷呈的私人书目的著录情况；其三，为吸收参考郑樵《通志·艺文略》分类体系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及受焦竑《国史·经籍志》影响的公私书目。至清代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总目》，其中“子部”下设“谱录”一类，重新肯定了尤袤《遂初堂书目》之类例而影响广泛。
1．明代官方藏书目录的分类
杨士奇等编的《文渊阁书目》全书不分卷，是一部明代正统六年编成的文渊阁藏书插架目录，依千字文按架排次，所有的书（包括副本）都予以收入。其后，钱溥编《秘阁书目》，《秘阁书目》包含两个部分，前面的《秘阁书目》正文与后面的“未收书目”。正文部分，基本由《文渊阁书目》中去除复本及最末旧志类、新志类两类编成，除不载书架仅记分类、删去复本而可能导致一些同名书籍误遭删削、部分类目藏书不计册数以外，基本一致，而间或有文字胜处，实可以视作《文渊阁书目》编成后的一个子版本。[7]《秘阁书目》后面为“未收书目”，分类与《文渊阁书目》不同。据笔者推断，“未收书目”当分为两部分，最前不分类的“未收书目”后成；后面的分类部分，是一部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准，比核去除《秘阁书目》（即《文渊阁书目》）已载书，再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誊出的一部阙书目录，次第基本依照《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所载书次第，间有错行倒乙。类目名称对《文献通考》有所省略、改易，与《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亦不尽相同，可能是随手抄出而未详校。不分类部分，于分类部分誊出后，再度检核《文献通考》而开列。另外，不分类和分类部分最末各有一些元、明别集等，是《文献通考》以外的近人阙书目录。故而，“未收书目”部分不代表明代的目录学进展。[8]
《文渊阁书目》的编排方式为先分类，后分橱。其分类较为粗疏。谱录散见于《文渊阁书目》中，主要有“荒字”第一厨下“子杂”类中沈括《忘怀录》与香谱《是斋受用》，“盈字”第六厨中的“类书”类中的《博古图》《考古图》，“辰字”第一厨下“法帖”中的《文房图赞》《文房四谱》，第二厨下“画谱（诸谱附）”下的各类花木、香、茶、酒谱、食谱、及《鼎砚谱》、米芾《砚史》《云林石谱》等计二十五种谱录，以宋代谱录为主[9]，“宿字”第一厨“算法”下的钱谱四种，“列字”第二厨“医书”下的《马经》《相鹤经》与“来字”第一厨“古今志（杂志附）”[10]下的《燕几图》等。《文渊阁书目》“列字”第二厨下有“农圃”类，然而农圃中不收花木谱录，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后，明代中期，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由于内府藏书疏于管理，故而藏书大量流失，《内阁藏书目录》中所载书籍较少。较之《文渊阁书目》，这部目录不按橱而是依类排序，记册数、全否，每书有简略提要，介绍作者、卷数，间或简叙内容背景。从《内阁藏书目录》“金石”部个别图书记“洪”“秋”字，“图经”部个别图书记“地”“宙”字来看，此部目录加入了《文渊阁书目》所无的新的橱号“秋”，而同一类目中部分图书分别帙存于不同的橱架之中。其中，《文渊阁书目》中较为混杂的“类书”类中拆出“经石”“图经”，在“图经”中载《考古图》一部、《博古图》四部。书中设“技艺”部，但其中仅几部算学、医书、书画书，并无谱录，卷八鱼龙混杂的“杂部”中，著录了两部谱录，分别为《茶经》《文房四谱》，而据叙录，这部《文房四谱》应当是宋时柯田（底本原误作“由”）山樵所编的《续文房谱录》，今已佚[11]。
总体来说，《文渊阁书目》中谱录类书籍较多地被置入“画谱（诸谱附）”类中，但还有更多的书散见于各个类目中；《内阁藏书目录》著录的谱录非常少，仅有四种，编次也不是十分规律。
2．纷呈的私人书目
明代中叶起，图书分类体系变革较大，而对于谱录的著录，往往依据不同谱录的性质，拆散在各个门类中，如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徐
的《红雨楼书目》、陈第的《世善堂书目》等，很少有将谱录视为一个整体著录在一起的。①
明代至清初，有两部私人目录中设置了“谱录”之名，分别为祁承
《澹生堂藏书目》与其孙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万历后期，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在“史·书目”下著录“《尤氏遂初堂藏书目》一卷，一册，宋尤袤，全载《说郛》内”，而《澹生堂读书记》亦载祁承得《说郛》而“独喜其载尤延之《遂初堂书目》一卷”②，对《遂初堂书目》推崇有加，但书目分类上，祁承并未袭取尤袤之意。《澹生堂藏书目》设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三子目的分类体系，其中史部下有“谱录”类，但《澹生堂藏书目》中的“谱录”，是合统谱、族谱、年谱、世家的“谱”与试录、姓名、书目的“录”二类而来。对于金石花木等谱录，祁承业选择“子·小说家”下增闲适、清玩等子目和“子·农家”下分民务、时序、杂事、树艺、牧养五个子目，其中“闲适”下收茶酒谱录，“清玩”下收金石图谱、文房、香、石等谱录，并在“杂事”收饮食起居的谱录，“树艺”收草木谱录，“牧养”收虫鱼鸟兽谱录。明末清初祁理孙的《弈庆藏书楼书目》，也于“史部”下立“谱录”一类，然而，此“谱录”也是“氏族谱”与“目录”的合并，在子部下，祁理孙另设“杂家”类，下分“农圃食货”“艺术图像”两类，而农书、花谱载“农圃食货”，金石印谱、文房谱和书画载“艺术图像”。
在书目中，将谱录单独著录为一类的，仅有万历后期赵琦美所作的《脉望馆书目》。赵琦美以《千字文》编排书橱贮藏，同时兼顾分类。编排时，先依经史子集四部而分，下设子目，部分子目设三级分类；在四部之后，专辟“旧版书”的书橱，并有续增而未经整理的帙藏。其中，金石图谱在“寒字号·子·小学”、“寒字号·子·书目”中均载[12]，略为混杂。《脉望馆书目》在“暑字号·子”下设“谱牒”一类，类目虽名“谱牒”，实则著录了十一部谱录，虽然涉及的谱录数量不多，内容也不全，但这一类目的设置，是《遂初堂书目》之后首次在目录中单设一类目来安放谱录。
3．焦竑《国史经籍志》及其影响
刊行于明万历三十年的焦竑《国史经籍志》，是一部不论存佚，通计古今图书的书目，明代末年，这部目录流传甚广。书目的分类上，后来的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等，受其直接影响[13]，其后，钱曾编《述古堂藏书目》，又脱出藩篱而独具面貌。
焦竑《国史经籍志》的分类参照郑樵《通志·艺文略》而根据明代情况设制书部、经、史、子、集五类，类各一卷，末附纠缪一卷，各类下辖子目，部分子目设立三级目录。在谱录的著录上，焦竑参酌郑樵的分类，除了金石图谱归入“经·小学·书”，玺印谱录入“史·仪注·国玺”外，大部分的谱录，焦竑都著录于“史·食货”下。“食货”下，合并了郑樵的“茶”“酒”二类为“酒茗”一类；同时，宋元以来，食经食谱的大量产生，已经超脱于“医方”的范畴，而侧重于养生、居家等等，故而焦竑将“子·医方·食经”改为“史·食货·食经”。
清初，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从书目的分类到著录，都有承袭焦竑分类法的一面。全书只设二级目录，经史子集四部下分子目，以明代著作为主，兼补宋、辽、金艺文之不足。因为只设二级目录，几乎各类谱录，都集中于“史·食货”之下。《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纂修的重要来源，故而《明史·艺文志》中，明代的谱录亦大多载于“史·食货”下。
钱曾有三部目录著作，其中，《读书敏求记》为题跋目录，《也是园藏书目》与《述古堂藏书目》为藏书目录，三书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分类法。在《述古堂书目后序》中，钱曾表达了对于焦竑的推崇，以为“诸家经籍志，惟焦氏详而有法”。[14]《也是园藏书目》根据藏书情况，不采用四部类法，而分经部、史部、明史部、子部、集部、三藏、道藏、戏曲小说八部，下设小类，其中，“史部”下设玉玺、货宝器用、酒茗、食经、种艺、豢养等类目，安置各种谱录，合并了焦竑书目中的“货宝”与“器用”为“货宝器用”，而金石图谱也从经部退出，置入此类。《读书敏求记》分四卷，暗含四部之意。作为题跋目录，《读书敏求记》涉及的书较少，部分类目亦有合并，如合并了金石、文房、香谱、玉玺为史类下的“器用”，另外在“史”下保留了食经、种艺、豢养等类。《述古堂书目》中，钱曾突破了焦竑的类目设置的框架，采用非四部类法的一级分类，全书分七十八类，各类谱录根据性质的不同，被散置于文房、器玩、博古、清赏、服食、花木、鸟兽诸门类中。其中，以“服食”命名茶谱、酒谱、食谱，是绝无仅有的。
4．《四库全书》之重设“谱录”
清代中叶，《四库全书总目》的修纂与付梓，集古代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其中，设“子·谱录”类，重新肯定了《遂初堂书目》的类例。但事实上，四库全书开馆之初“谱录”一门并未被纳入构想，其设置是一个渐次形成的过程。
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后，即开始了分纂稿的撰写工作。台北“国家图书馆”保留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这是一部初步誊清且粗为分类的进呈提要的汇编本，约完成于乾隆四十年前后。[15]作为一部不全之稿，其中的分类编排并不精细。当时所设类目中无“谱录”，诸谱录的提要散见于各个部类之下。其中，史部下“目录”“金石”各自独立为二级目录，“金石”类收金石谱录、金石目录与印谱，含四部谱录[16]。“子·农家”有二部农书与十部花木谱录[17]，“子·杂艺”编排混杂，其中既包括四部谱录[18]，也有书画、类书。“子·类书”下，有四部谱录。此外，“史·故事”的《饮膳正要》、“子·考证”的《唐昌玉蕊》与“子·杂家”的《百宝总珍集》《后观石录》在后来《四库全书总目》中都改隶“子·谱录”。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有《遂初堂书目》的提要稿，其分纂稿作者无考，但这篇提要与后来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一致，而当时已有“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类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19]的评价，可见对于《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例的肯定，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已出现，但这种肯定，并未影响到当时的类目设置。
四库全书开馆之后，下令精挑细选进呈御览之书编纂为《四库全书荟要》，而大约抄成于乾隆四十三年[20]。在《四库全书荟要》“史部”的最末两个子目为“器用”与“谱录”。“器用”包括金石图谱《西清古鉴》与钱谱《钱录》二书。类目名的“器用”，近乎钱曾《读书敏求记》之意，而设于“史部”，是当时金石图谱未入子部的例证。“谱录”类，仅收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一书[21]。此书以图谱的形式记述儒家六经要旨，前代目录，素不视为谱录。这里的“谱录”的类目，是为《四库全书荟要》量身定制的，故意拓展而改变了“谱录”含义，以为“今以其有关于经世之事，而并记往古之说者，故特为标曰‘谱录’”[22]，而后来《四库全书总目》中，又将此书调回“子部·类书类”。另外，《四库全书荟要》“子部·农家类”收花木谱录《御定广群芳谱》，从书前提要中“农家者流代有著录，……《禾谱》则曾安止，他若戴凯之《竹谱》、陆羽《茶经》、蔡襄《茶录》、《荔枝谱》、欧阳修《牡丹谱》、范成大《梅菊谱》等书，或偶举一端，或仅以流连景物，未勘比拟”[23]之语可见当时馆臣并未将谱录排除于农家之外。另外，“子·杂艺”类的《墨法集要》，在《四库全书》中，亦入“子·谱录”类。
《四库全书总目》的第一次纂集成书，大致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24]，今上海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当为此次进呈的同一部稿本的不同零本，但谱录类及与谱录密切相关的史部目录类、子部农家类、艺术类、杂家类等稿均残。从残稿的分类来看，当时“纪事本末”类尚未从“别史”类中分出，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荟要》中并未析出的“天文算法”类已从“术数”类分出，而至乾隆四十七年的修订中，“纪事本末”类分出[25]。乾隆四十七年起，纪昀负责删节提要，不录存目，整理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馆臣赵怀玉录副本，于乾隆四十九年刊版于杭州，再至乾隆六十年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刊行，其中类目设置基本没有再调整。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谱录”的分类也已设立，故可推断，四库全书馆中真正意义上的“谱录”类的增设，当不晚于乾隆四十七年。
《四库全书总目》的“谱录”类叙中言：
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颇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26]
这里，首先肯定了为谱录作为“新裁体例”，是之前目录所不能涵盖的，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提供了很好的类目之名的范式；其次，指出《四库全书》中谱录诸书的编排顺序，与通常子目之下依时代排序的方式不同，而根据事物类别不同来排序，这是基于“谱录”的特殊性的考量而作出的。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谱录”之名，恢复了尤袤所总结的“谱录”的类目之含义。在以往著录中与“谱录”混杂较多的“农家”类的叙录中，《四库全书总目》亦指出以往目录辗转旁牵之弊[27]。《御定广群芳谱》在《四库全书》中改隶“子·谱录类”，在该书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中，都删去了前引《四库全书荟要》本提要中由农家连类而及的论述，与类目的调整相呼应；但文溯阁本、文津阁本的书前提要，却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无别[28]。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从《四库全书荟要》中强行增设于“史·谱录”类的《帝王经世图谱》的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提要中。在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纪昀批校稿本中，《帝王经世图谱》已改隶“子·类书”中，提要稿已改写而删去了曲附“谱录”之语，并有修订，但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相同[29]。这是由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一书有多个改本的提要而源流不一导致的，而这些提要的版本不一，从另一个方面泄露出了早期四库馆未设“谱录”的痕迹。
作为清廷官修书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影响广泛，成为后来藏书目录类目设置的典范，至清末，公私书目的分类，基本都是袭用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设置的分类，而在“子部”下，往往设置“谱录”一门。公私书目里仅嘉庆年间孙星衍从自身藏书面貌出发，在编纂《孙氏祠堂书目》时别出心裁改用十二部分类法。[30]《孙氏祠堂书目》重新拆散谱录，将钱谱与金石图谱置于“金石”类下，而文房、石谱与动物谱归“说部”，花木茶酒谱归“诸子·农家”。清末至民国初年，缪荃孙编《艺风藏书记》，改易孙氏十二类为十类，虽然保留了“金石”与“诸子·农家”，但将孙星衍的“书画”改为“艺术”类，扩大了类目的指称范围，而各类谱录，包括金石、文房、茶酒、花木、动物等谱录，都置于“艺术”类。缪荃孙的改易，或多或少呼应了《四库全书总目》里的分类，相当于合并了《四库全书总目》里子部下“艺术”与“谱录”两类。
综合看来，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首次设立“谱录”一类，是北宋以来谱录类书籍大量涌现的反映，也反映出了尤袤对于“谱录”类著作在宋代知识体系中地位的判断。谱录日益增多，但宋代以来的公私书目，往往仍然迁就于目录学的既有框架而于不同部类下著录谱录。自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有两部目录在类目的设置中有过“谱录”之名，分别是祁承的《澹生堂书目》与祁理孙的《弈庆藏书楼书目》，但这两部书目的“谱录”的内涵，均指谱牒与目录的并举，而与尤袤的“谱录”归类不同。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中，单设“谱牒”类而著录的均为谱录，是尤袤《遂初堂书目》的回响。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重新采纳郑樵的分类，对之后的目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的修纂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刊行，在“子部”下设置“谱录”这一类目，影响广泛。四库全书馆保留的文献与档案显示出这一类目的设置是循序渐进完成的。其中，乾隆四十年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遂初堂书目》提要稿中已肯定了“谱录”的类例，但在分类中并未附诸实施；乾隆四十三年编迄的《四库全书荟要》于“史部”下设“谱录”类，却名不副实。至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间，《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设置最终完成，于“子部”下仿《遂初堂书目》之例，设“谱录”一类，而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浙本、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后来的公私书目中，“子部”下往往设立“谱录”一类，而尤袤的发轫之功，也由此得到肯定与发扬。
①所依据的各家书目的版本，（明）晁瑮《宝文堂书目》，收入《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明）高儒《百川书志》，收入《百川书志·古今书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徐《红雨楼书目》，有《红雨楼书目》四卷本，《徐氏家藏书目》七卷本，四卷本先成，而七卷本包含了后来加入、增订的书籍，两书在谱录书籍的分类上没有差别，独七卷本著录书籍较四卷本有增。四卷本，（明）徐《红雨楼书目》，收入《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七卷本，（明）徐《徐氏家藏书目》，收入（明）徐等撰，马泰来整理《新辑红雨楼题记·徐氏家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据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影印，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收入（明）祁承撰，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据涵芬楼秘笈本影印，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明末清初）祁理孙《弈庆藏书楼书目》，误题为（清）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明）祁承撰，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55页。
[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尤袤《梁溪集》，言“家有遂初堂，藏书为近世冠”，第236页。
[2] 陆游《尤延之侍郎屡求作遂初堂诗诗未成延之去国因以奉送》，（宋）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87页。
[3]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一《鄂州南》下注范石湖语：“石湖名成大，字至能，尝使燕，帅西广、成都、四明、金陵、参大政，乾淳间诗巨擘称‘尤杨范陆’，谓遂初，诚斋，放翁及公也”，（元）方回，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4]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序，《文房四谱》卷首，十万卷楼丛书本。
[5] （宋）杜绾《云林石谱》卷首，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6] （宋）刘蒙《刘氏菊谱》，收入《百川学海》，《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页1a。
[7] 《文渊阁书目》版本较多，此处依通行的读画斋丛书本，（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据读画斋丛书本影印，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明）钱溥《秘阁书目》，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关系，参见张升《〈文渊阁书目〉考》，载《史学论衡——庆祝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2页；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56页。
[8] 钱溥《秘阁书目》“未收书目”部分，学界研究较少，张升关注明代藏书的发展变化，故推断为“来源于别的文渊阁书目”，据此疑为“王艮在建文间曾‘分类秘阁书目’，所抄的“未收书目”，依据的是编于建文年间的‘秘阁书目’。”见张升《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第866页。笔者以为此说不确。
[9] 此类统计中，依《文渊阁书目》计数，钱溥《秘阁书目》删削复本，而文渊阁书目载《竹谱》二部，《竹谱详录》一部，共计三部竹谱，钱溥删为一部《竹谱》，其中《竹谱详录》当为元代李衎所作，与前两部不同，而均已合并。另外，《秘阁书目》较《文渊阁书目》少《兰谱》一书，而多元代所修食谱著作《饮膳正要》一部，《饮膳正要》未计入统计。见《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第137页，第256页。
[10] 此处依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类目名，作“古今志（杂志）”，钱溥《秘阁书目》类目名作“古今通志”，略有不同，见《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第179页，第270页。
[11] （明）张萱《内阁藏书目录》，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第433页。
[12] 按，“小学”，《脉望馆书目》总目作“字学”，正文作“小学”，（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据涵芬楼秘笈本影印，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第883页，第955页。
[13] 所依据的各书版本，（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见（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书为以《也是园书目》为纲，增补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内容而成。）（清）钱曾撰，管廷芬、章钰校证，余彦焱标点《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述古堂书目》稿本，藏国家图书馆，影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二〇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钱曾《述古堂书目后序》，见（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第313页。
[15]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完成时间，夏长朴以为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至四十一年（1776）正月，见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30卷第2期，2012年6月，第183-187页。刘浦江以为这些书目是“截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为止已进呈提要的汇编本。”见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第304页。
[16]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91、194页。
[17] 同上书，第223-226页。
[18] 同上书，第245、246、248、256页。
[19] 同上书，第190页。
[20] 乾隆四十三年，完成摛藻堂本，乾隆四十四年，成味腴书室本。说参吴哲夫《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73页。
[21]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第276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305页。
[24]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从总目卷首撤出》、《谕内阁所有四库全书各部俱按撰述人先后依次编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9-1291页。
[25] 上图本及天文算法类，见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21辑，1982年；国博本，见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情况，及上述三本关系的分析、纪事本末之分类，见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1月。
[26]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81页下栏。
[27] 同上书，第852页上栏。
[28] 文渊阁本提要，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45册第214页。浙本《四库全书总目》，见《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94页上栏。殿本《四库全书总目》，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册第512页。文溯阁提要，见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97页。文津阁提要，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子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18页。
[29]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第276页。天津图书馆藏本，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5册，第620页。文渊阁本提要，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2册第384页。浙本《四库全书总目》，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47页中栏。殿本《四库全书总目》，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860页。文溯阁提要，见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3册，第2345页。文津阁提要，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子部）》，第611页。
[30] 所依版本，（清）孙星衍撰，焦桂美、沙莎标点《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廉石居藏书记·孙氏祠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清）缪荃孙著，黄明、杨同甫标点《艺风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