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书籍的内容与归类特点

目录学上，书籍著录于何类目之下，是学术归类的体现。北宋以来，谱录的著述日渐增多。首先在目录著作中，设立“谱录”类的，是尤袤的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的“谱录”类下，共收录了六十四部著作^[1]。由于《遂初堂书目》每书但著书名，书名的指称有较大的随意性，间或冠以姓名、著以某氏，不录卷数，不存解题，为我们了解《遂初堂书目》著录书籍的内容为何带来了困扰。根据历代史志、宋代官修、私修目录及宋人文集、笔记等进行稽考，除《石鼓文谱》《璇玑图记》《别本禽经》三书难以稽考外，各书的书名、时代、著者、存亡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遂初堂书目》的“谱录”类书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从编排次序上，大体按照以类相从的顺序。各书依金石图谱、玺镜鼎剑之器谱、文房用品、香、茶、酒、花木、动物谱录的次序簿列。或许是因为在书目编次时最后添入，最后四书《蔡氏茶录》《萱堂香谱》《庆历花谱》《荔枝谱》与前面的次序不合。在同类图书中，官修书籍（如《宣和博古录》）列在金石图谱类的最先外，大体依照时间先后排序。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对金石类著作的认识与对图谱的归类。《遂初堂书目》在“谱录”类中著录金石泉货的谱录，有王黼修《宣和博古图录》、吕大临《考古图》、李公麟《古器图》等，均为金石图谱类著作，而在《遂初堂书目》另有“目录”一门，收录了与历史考证有关的金石题跋和金石目录，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遂初堂书目》只设立一级分类，不先设经史子集四部类目，但具体类目的轮廓，其实仍然遵循着四部分类法。在这一轮廓下，“目录”属史部，“谱录”属子部。尤袤将“目录”类的考证题跋与“谱录”类的图画谱录分开，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尤袤的认识和判断中，这两类金石著作分属两类，意义不同，而这两类书籍，实际上也共同构建起了宋代新兴的金石学的书目轮廓。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尤其是吉金之学，与礼学息息相关。但是，金石图谱以“传摹图写”之法绘制^[2]，金石图谱与礼学的臆测之图说解经文不同，而《遂初堂书目》中，关乎经学的图类著作，都依附于经部各类之下，如《钩隐图》入“《易》类”，《九畴图》入“《尚书》类”，聂崇义《三礼图》《绍兴礼器图》入“《礼》类”；而经学图谱以外的其他的“图谱”，在《遂初堂书目》中，也附入各自类别，如《历年图》入“编年类”，《宣和卤簿图》入“仪注类”，《本朝宗室图谱》入“姓氏类”。这种划分，延续了中国古代目录中“图籍”大多不单设的传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宋代图谱类“谱录”与其他“图籍”的区别。

第三，《遂初堂书目》的著录有重出，也有辨伪。重出既包括与其他类目的重出，即《遂初堂书目》中《警年录》《禾谱》本别又见于之前的“姓名类”与“农家类”；也包括“谱录类”中的重出。其中，《禽经》与《别本禽经》的著录中，以“别本”来标示版本的不同，而花木谱录中“《牡丹记》”与“欧公《牡丹谱》”两书的著录次第上，显示出了尤袤对于书籍辨伪的思考。依照《遂初堂书目》的通常的时序安排，置于前面的《牡丹记》，疑指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而于《洛阳花木记》《洛阳花谱》《扬州芍药谱》之后，重出“欧公《牡丹谱》”，可能为宋时另一部托名为欧阳修所作的《牡丹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在南宋初有单行本，且至少有两个均为一卷的版本。版本之一，便是由蔡襄书板而单行的《洛阳牡丹记》^[3]。版本之二，是周必大在整理刊刻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时提及的当时士大夫家流传有北宋以来的印本“《牡丹谱》一卷”。在《居士外集》卷二二《洛阳牡丹记》末，有识语：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谱》一卷，乃承平时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后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后有梅尧臣跋。盖假托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释名》谓“沈宋元白之流，不形篇咏”，而此本乃已元白牡丹唱酬为一门，一也。《花谱》，蔡君谟所书，至今流传，熙宁元年公跋云：“君谟绝笔于斯文”，安得此万馀言者，二也。梅之后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及参大政，亦有《谢西京王尚书牡丹诗》。”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迁参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无足辨，特以印本流传，或误后人耳。^[4]

通过识语可知，这个印本，书名由“记”改为“谱”，收入欧阳修文集的《洛阳牡丹记》仅“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而通俗印本有十六门之多，洋洋万言，是假托欧阳修之名的书。周必大与尤袤往从甚密，曾盛赞尤袤之博学^[5]，且尤袤之书癖，为时人所周知，如此看来，尤袤在“谱录”类的著录过程中，或许是有意识地保留了托伪欧阳修的《牡丹谱》，而通过排列的次序来区分书的真伪。另外，酒类谱录中有《北山酒经》《酒谱》《酒经》三书，其中，《酒谱》为窦苹所作，而《北山酒经》与《酒经》，两书可能都是朱肱所作，而当时传本题写作者不同造成了“重出”，这也与该书的成书过程有关。目录著录中对《酒经》《北山酒经》的书名、作者、卷数也有颇多歧见。《郡斋读书志》的衢本、袁本，俱在“子·农家”下著录《酒经》三卷，言“右皇朝朱肱撰，记酿酒诸法并曲糵法。”^[6]而《直斋书录解题》于“子·杂艺”下著录《北山酒经》三卷，叙录言“大隐翁撰”。^[7]《宋史·艺文志》“子·农家类”著录了两部《酒经》，“无求子《酒经》一卷（不知姓名）。大隐翁《酒经》一卷。”^[8]李保作《续北山酒经》，是《北山酒经》的续作，而其中自序谈及了《北山酒经》的成书，言：“大隐先生朱翼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焉。属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乃起公为博士，与余为同僚。……日理书帙，得翼中《北山酒经法》而读之。”^[9]可知大隐先生为朱翼中的号，而翼中为朱肱的字。朱肱另有《南阳活人书》，为伤寒医书，初名《伤寒百问》，《郡斋读书志》言，“《伤寒百问》三卷，题曰无求子，大观初所著书”。^[10]其后，加以修订，政和元年改名《南阳活人书》，有进表进呈。《直斋书录解题》叙《南阳活人书》为“朝奉郎直秘阁吴兴朱肱翼中撰，以张仲景《伤寒方论》，各以类聚，为之问答，本号《无求子伤寒百问方》，有武夷张藏［蒇］作序，易此名。仲景，南阳人。而‘活人’者，本华陀语。肱，吴兴人，秘丞临之子，中书舍人服之弟，亦登进士科。”^[11]可知朱肱大观初年作《伤寒百问》时自号“无求子”，又号“大隐翁”。《宋史·艺文志》的“大隐翁《酒经》”，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北山酒经》，李保所续《北山酒经》及《遂初堂书目》中《北山酒经》当为一书，大隐翁朱肱所作。今存两卷本朱肱《酒经》的宋刻本，署大隐翁，而题无“北山”二字，但宋人记录中，大隐翁与《北山酒经》是密切相连的。《遂初堂书目》中，另外一部《酒经》，可能就是后来《宋史·艺文志》中署无求子的《酒经》，与大观初年的《无求子伤寒百问》同时成书。两部《酒经》成于一人，内容或许包含了修订，但已不得详考。

另外，谱录与农谱的关系和归类，也值得关注。尤袤在《遂初堂书目》的“农家类”下，著录了沈括的《山居忘怀录》、曾安止《禾谱》与曾之谨《农器谱》^[12]。此三书均已佚，沈括于元祐年间撰的《梦溪忘怀录》，有“安车”“游山具”“欹床”“醉床”等条目，为闲适山居生活之器作谱^[13]。而曾安止《禾谱序》所述“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予以为农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14]，可见《禾谱》之作，是受到了《牡丹记》《荔枝谱》与《茶录》等谱录影响之下的著作。苏轼曾遗憾曾安止但作《禾谱》，不谱农器^[15]，而曾安止侄孙曾之谨便补伯祖之书，著《农器谱》。且事关农事，尤袤在《遂初堂书目》的“农家类”“谱录类”重出了曾安止的《禾谱》，但沈括的《山居忘怀录》与曾之谨的《农器谱》，却未因此而录入“谱录”。

此外，《遂初堂书目》的“谱录”类体例初创，难免有不严谨之处。这既包括归类的不当，也包括著录的不清晰和不少宋代谱录著作的失著。《遂初堂书目》将《小名录》《侍儿小名录》《补侍儿小名录》这种杂记古人小名之书和类纂古人姓名与年谱之类的《警年录》放入文房茶花之类的谱录之中，有性质不伦之嫌。著录的不清晰，一定程度上和《遂初堂书目》全书的体例不无关系。《扬州芍药谱》，在北宋即有刘攽、孔武仲、王观三谱，《续文房四谱》之作，在两宋有苏耆、李洪二书，《遂初堂书目》中不题作者，给稽考带来了困难。从时间跨度来说，《遂初堂书目》收录的谱录著作以北宋为主，南宋的著作主要有绍兴十九年（1149）前后成书的洪遵《泉志》、郑樵的《石鼓文考》，而通过稽考，可知北宋时期有九十馀部谱录著述，虽然经历了南北宋之际的播迁，不少书籍散佚，但仍有大量书籍得以流传而《遂初堂书目》失著，仍是不无遗憾的。

[1] 《说郛》商务本，宛委山堂本《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收六十四种，清道光刊海山仙馆丛书本《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收六十二种，其中删去了《补侍儿小名录》后的《警年录》及《禾谱》。《说郛》商务本《遂初堂书目》，载百卷之卷二八，见（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5页。《说郛》宛委山堂本《遂初堂书目》，载百二十卷之卷十，见（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0页。海山仙馆丛书本《遂初堂书目》，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93页。《四库全书》“史·目录”类收《遂初堂书目》，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两阁本的抄本底本相同，是一个与《说郛》宛委山堂本相类似而有校勘改动的一个版本，间有手民抄写之误。其中，“谱录”类收六十三种，误合“八宝记”“玉玺谱”为一种，《文房四谱》均增一“宝”字作“《文房四宝谱》”、“《品茶要录》”均误作“《吕茶要录》”，文渊阁本“《续文房四谱》”作“《续文房四宝谱》”，文津阁本“《货泉录》”作“《货钱录》”，“《北苑茶录》”误作“《北苑茶钱》”，“《宣和贡茶录》”误乙为“《宣和茶贡录》”，馀同宛委山堂本；另外，《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收《说郛》一百二十卷，其中卷十《遂初堂书目》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除少量的手民误抄外，全同宛委山堂本，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472页；《文津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3页。比勘《遂初堂书目》各版本后，《说郛》商务本的底本来源早而错讹少，本文以之为底本，除上述已提及之异文外，“谱录类”中其他异文另出校记。

[2] （宋）吕大临《考古图后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0册，第162页。

[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农家类”有《牡丹谱》一卷：“右皇朝欧阳修撰。初调洛阳从事，见其俗重牡丹，因著花品，凡三篇。”（宋）晁公武撰，（宋）赵希弁增修，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40页。从晁公武的“凡三篇”来看，与周必大所记的十六门万馀言的《牡丹谱》不是同一本。而袁州本中，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删去此条目，以为“《牡丹记》一卷，已载欧阳公集中”，列为存目，见（宋）晁公武撰，（宋）赵希弁增修《袁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四部丛刊三编》据宋淳祐本影印，第50a页。

[4] （宋）欧阳修撰，（宋）周必大校《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二，《居士外集》卷二二，《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4a-14b页。

[5] 周必大与尤袤有书札往还，而周必大《题修褉帖》：“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殚见洽闻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予每咨问焉”，亦提及喜与尤袤切磋研讨。见（宋）周必大《题修禊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0册，第247页。

[6] 《郡斋读书志》，第542页。

[7]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9页。

[8] 《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子·农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05页。

[9] （宋）李保撰《续北山酒经》，收入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九四，（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96页。

[10] 《郡斋读书志》，第716页。

[11] 《直斋书录解题》，第390页。

[12] （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见（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5页。曾安止，诸印本《遂初堂书目》均误作“曾安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误作“曾安正”、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此条误作“曾安土木谱”，均形近而误，径改，分别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5页；《文津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6页。

[13] （宋）沈括撰《梦溪忘怀录》，参见胡道静《胡道静文集·沈括研究科技史论》之《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梦溪忘怀录〉钩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4] （宋）曾安止撰《禾谱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1册，第222页。

[15] （宋）苏轼撰《秧马歌引》：“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岂秧马之类乎？作《秧马歌》一首，附于《禾谱》之末云。”（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