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占测的古代知识背景

我们先就中国古代星象占测之学的知识背景作一基本讨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星象学在宗教信仰的类型上属于较低的形态，但占星术出现所需要的文明水平则要比祭祀文化的天神观念高出很多。占星术绝不是蒙昧人或野蛮人所能拥有的。

中国古人将五大行星金（太白）、木（岁星）、水（辰星）、火（荧惑）、土（镇星）和日、月，并称为“七政”。其中木星用以纪年，故称岁星。木星的运行，是十二年在天球上绕行一周；将木星在天球上的轨道分为十二段，称每段为“次”；则木星每行过一个“次”，便是一年。由此可知，岁星每年必在某一“次”之中，而十二次的每一个“次”，根据分野说，都与地面的郡国有对应关系。

古代以岁星为吉祥之星，故岁星每年所在的次，它所对应的地面区域便会国泰民安谷丰。岁星所在之国，其他国家不可以征伐，征伐则不利，如《左传》载晋史墨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公三十二年，1516页）。^[1]不过，武王伐纣时，岁星在商的分野，而武王不信此说，灭纣代殷，可知周的传统本来不重占星术，这也可能是当时周的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使然。

与岁星相反，荧惑（火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不祥之星，以此星为司罚。《史记·天官书》说：“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史记》之说虽在西汉，但其说法的原理却早出，“当天下无道时，它出现在某国上空的星次，就是宣布了该国将有灾祸降临”^[2]。

二十八宿即行星舍止之处，实是古人将天球的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空区，每个区（宿）内都有一定的星座，作为固定的标志，借助这些恒星背景，可以观测七政在星座间的运行情况，测定季节天时，了解人事福祸。古人认为，天球上面除了几个行星在运行外，其他众星彼此间的位置是不变的。由于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连接而成的星座图画是不变的，就可以作为观测七政（日月与五大行星）运行的坐标。二十八宿就是这样的坐标系统，古人将日月五星行经二十八宿的情形记录下来，以此预测农业的丰歉和政事的吉凶等等。^[3]

古代虽然由于观测木星每年的舍止而创设“十二次”，但其应用，不仅以之观测木星的运动，同时也利用十二次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特别是用以观测太阳在春夏秋冬各季所在的位置，以明确二十四节气的变换，如太阳在星纪，则大雪、冬至；太阳在玄枵，则小寒、大寒；太阳在娵訾，则立春、惊蛰等。

在中国古史上，传说时代的尧派阏伯到商丘去担任“火正”一职，祭祀大火，和以大火纪时节；后来相土承继了这个职务，相土是殷的先公。火正就是专门观测“大火”（心宿二）这一亮星的司官。每年当“大火”傍晚出现在东方时，就到了应该播种的季节，所谓“火纪时焉”应是指此。古书上说“火正黎司地”，司地是管理农业的司官，所以古代的天象纪时是直接根源于农业的需要。古人把心宿二称为“大火”，是因为此星色红而亮，荧荧如火，它是我国古人最早认识的恒星之一。《夏小正》中的“五月初昏，大火中”、《诗经》中的“七月流火”，都是指这颗星。^[4]

大火又称为辰星，《左传》说：

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昭公元年，1218页）

公元前2100年为夏之初世，在“夏墟”即后来三晋地区亦今山西一带，在春分前后，开始农耕之时，此时太阳下山不久，参宿正在西方地平线上闪烁，故夏族选择观测参星为春耕生产来临的标志，十分适宜。

商的兴盛已在公元前1600年后，由于岁差的关系，在商丘一带平原观测，春分前后时，太阳下山不久，大火正在东方地平线上。而此时参宿已离地平线很高了，故商族改观测大火来定春播季节。^[5]所以观察参宿以定农时是夏族的传统，参宿是夏族主要祭祀的星。大火则是商族主要祭祀的星。“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襄公九年，963页），是指商代中期以后，春耕开始时，初昏仍看不到大火东升，而鹑火（柳、星、张三宿）正在南天，故此后“火正”的任务就改为观察鹑火的中天了。

《国语》有一段记载：

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卷二周语中，68页）

据郑文光的解释，角宿晨见，进入初秋，雨季过去了；亢宿（本）晨见，草木逐渐枯落；氐宿（天根）晨见，小河开始干涸；房宿（驷）晨见，开始降霜；心宿（火）晨见，天气就渐感凉了。古代天象学有不少术语，如：“见”是恒星刚升上来，在东方地平线上。“伏”是恒星在西方地平线上，快要落下去了。“昏中”是指初昏时某恒星在南方中天。“旦中”是指平旦时恒星在南方中天。^[6]“出火”表示火始昏见，“内火”表示火伏即与太阳同没。《吕氏春秋》：“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是说初昏时可看到晨宿在南中天，将旦时尾宿在南中天，由此而推知太阳在晨宿与尾宿之间的室宿。

分野说是星占学的基础理论，江晓原认为：“分野之说对星占必不可少，其使用之法，则不过依据天象所在之宿，推占其对应地区而已。其间虽有需要灵活运用之处，总的来说比较简单。”他认为，军国星占学的任务在预测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安危，而所占天象可分为七类：一、太阳类，如日食；二、月亮类，如月食；三、行星类，如行星经过的星宿或其留伏等状况；四、恒星类，如恒星亮度；五、彗星类；六、瑞妖星；七、大气现象，云气雷风。^[7]

[1] 参看丁绵孙《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3页。

[2] 丁绵孙：《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7页。

[3] 同上书，54页。

[4] 参看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27页。

[5] 同上书，31页。

[6] 参看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55、59页。

[7] 江晓原：《天学真原》，233—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