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文本的卦爻辞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周易》的利用，在春秋时代，已经渐渐超出了筮问活动的范围，而是把《周易》的卦爻辞与其占问分开，使卦爻辞体系成为独立的文本体系，而加以称引，以说明、证明某种哲理或法则。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宣公六年，689—690页）

郑国的公子曼满要求作卿，伯廖指出这是无德而贪，这种人的情形，正如《周易》的丰之离所说的道理。按《周易》丰之离，当丰之上六爻“丰其屋，蔀其家，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杜注“义取无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意谓无德而贪求地位财富，必无善果。《周易本义》亦云“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在这个例子中，伯廖并未筮占，而是直接引用《周易》的爻辞来说明事理。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宣公十二年，726—727页）

此例与上例相同，也是不行占筮，而直接引述《周易》卦爻辞，以说明人事的哲理。在此例中，以《周易》师之临比拟其情形，按师之临，变爻为初六，其爻辞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既然未行筮占，为什么要用“师之临”这样的卦变说法，来引称丰卦的初六爻辞呢？刘大钧认为，当时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故前例中伯廖就是用“丰之离”的方式来说明他引用的是丰卦的上六爻辞。^[1]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襄公二十八年，1143—1144页）

复卦上六“迷复，凶”，子大叔并未卜筮，他也是把《周易》卦爻辞作为类似经典的文句一样，加以引用，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

最后来看昭公时的例子：

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昭公元年，1223页）

（史墨）对曰：“物生有两……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日大壮，天之道也。”（昭公三十二年，1519—1520页）

赵简子问史墨，鲁国国君死于外，人民不闻不问；季氏把国君赶走，人民却都服从，这是何原因？史墨的回答中，把《周易》的卦爻辞和《诗经》的诗句都当作经典来引证。这些都表示，《周易》的卦爻辞在春秋时代已经逐渐变成独立于筮占行为的文本体系。这就使得，易筮的活动固然仍然不断向下延续，而《周易》的文本本身，也在独立的意义上（脱离筮占的行为）经历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而卜士也开始离开卦爻辞，独立地扮演智者的角色，智者文化由此得到发展。

[1] “在周易某之某”，即引卦爻辞的一种方式，刘大钧已指出此点，见其《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