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画的纠结
——莱辛的《拉奥孔》与美学的灵知

一、莱辛
——“18世纪的一个完美绝伦的人物”

在关于“启蒙”的经典表述中，康德的命题是：从人为招致的被监护状态下解放出来，自由地运用理智。但从康德之后的思想历史看来，这么一种以天钧之言来表达的思想使命却并不拥有太多的追随者。如果说真有那么一个人，针对“人的懒惰和懦弱”而真正践行启蒙运动“自由运用理智”口号的，那这个人就不是别人，正是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前一年就离世、又被20世纪神学家卡尔·巴特称为“18世纪的一个完美绝伦的人物”的莱辛。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戏剧作家和评论家。他生于萨克森郡卡门茨一个正统牧师家庭，其父学识渊博，家风引人尊敬。少年莱辛就学于迈森优秀的公爵学校，深受德意志古典语文学和人文主义的熏陶，乳臭未干的莱辛就能独立精读古人的著作，对诗歌和语文学能产生强烈的共鸣。12岁参加入学考试，考试题目是翻译一篇拉丁文献，文献的内容涉及基督教在克服古代对野蛮民族的偏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在完成答卷的剩余时间，以流畅优美的拉丁文表达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造物并且都具有理性”的见解，并以超人的睿智和惊人的胆量断言“没有什么野蛮人，除非他惨无人道”。^[1]“理性”与“人道”，就像命运一样，伴随着莱辛动荡不安、血性沸腾的一生，驱赶着他在文学、戏剧、神学等领域里不息奔走，成为“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文学批评家”，以神学来推进启蒙的思想家，以及最富有灵感的戏剧家。

1748年，19岁的莱辛动身去了柏林，在那里开始了一个自由著作家的生涯。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还疏远了父母，但表面上的无所牵挂，却造就了莱辛性格中那个“理性的天国”。当时，德意志北国一场强大的文化运动，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一大批青年吸引到文学的怀抱，可是莱辛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却显得形单影孑：一方面他难以领会高特谢德为代表的莱比锡学派那种高雅、庄重、优美的古典理想，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抗拒克洛卜施托克带着六翼天使的热情和近乎女性的感伤。尽管柏林这个大都市不仅有公众精神和文学圈子，日后一直支撑着莱辛的事业，但是在当时莱辛感受最深的是“普鲁士是欧洲奴性十足的国家”。孤独狮子弗里德里希二世随时都可能伸出利爪，将自由的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文学界却安心依赖于自古有之、限制精神自由的虔诚主义宗教传统，克洛卜施托克之流的宗教感伤主义尽管才华横溢，但无法给德意志精神指点迷津。德意志启蒙时代的道德观念、生活理想和世界观总是同宗教神学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启蒙思想家要把自己的精神形式同神学区分开来确属不易，为了辩护新的世界观和启蒙的生活理想，莱辛被迫探讨整个神学，企图用神学形式推进启蒙，解决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2]

在柏林期间，莱辛生活动荡，为生计不断奔波。以撰写报刊评论为生，莱辛很快成为柏林精神气候的定调者。经过在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短暂抉择，以及离开柏林到维腾贝格的短暂停留，1752年又重归柏林，和门德尔松、尼科莱组成俱乐部，形成了所谓的“柏林学派”。接受他的朋友、美学家苏尔策的建议，莱辛于1759年创办了《关于当代的文学通讯》。作为启蒙运动的儿子，莱辛希望通过文学评论来释放自己独特的精神能量，表述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与精神形式，促进健康向上、精神振奋的德意志文学。从他所主编的刊物到他为报刊所写的论文，从他的《拉奥孔》到《汉堡剧评》，他运用自己的美学理论和文学见解为德意志诗学的独特形式申述理由。这些美学观点和文学见解主导着康德《判断力批判》发表之前的德国思想领域。不过，莱辛在当时的最大影响还是在戏剧领域中，《汉堡剧评》以深邃的穿透力把握了戏剧艺术的本质，从而奠定了莱辛的开创性地位。《明娜·封·巴尔赫姆》《爱米丽雅·伽洛蒂》《智者纳旦》是德国启蒙时代的戏剧经典，尤其是《智者纳旦》把目光投向了伟大的视野，以个人家庭戏剧的形式构思了一部人类戏剧，表现了理性与启示、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争斗及其最后的和解。人道作为人类自身的理想，完美地体现在纳旦形象上：在他眼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拜火教徒都是同样的；他的精神摆脱了偏见，心灵向所有美德敞开，犹如与一切美交响共鸣。

莱辛后期的精神生活笼罩着一种沉郁的阴影，这份沉郁来自于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无限困惑。1780年，哲学家雅可比携带着歌德的戏剧诗歌《普罗米修斯》到沃尔芬比特尔拜访莱辛，出乎雅可比意料的是，莱辛没有被歌德的诗歌激怒，相反却表明歌德的诗歌所表达的思想非常合乎他的心意！莱辛强调指出，除了“万有在一”，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关于神的概念。雅可比说，这可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啊！莱辛回答说，是啊！除了斯宾诺莎，就没有别的哲学了。往后的思想历史表明，莱辛的彷徨和迷惘，恰恰是德意志未满足的启蒙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征兆之一。这就是莱辛，就是这个深信“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行动而不是为了诡辩”的启蒙思想家，在辞世之前的一年，还在为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信念危机和思想困境担忧。^[3]

[1] 参见汉斯·昆、瓦尔特·延斯：《诗与宗教》，李永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5—76页。

[2] 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贺志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特别是该书的第3章“启蒙运动的认识危机”。

[3]关于这段往事，参见Hans Blumenberg，Arbeit am Mythos，Suhrkamp，1996，pp.43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