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现荷马
传说生于基俄斯（Chios）小岛上的盲诗人荷马及其创作的诗篇，开启了希腊和欧洲文化的一脉传统。荷马史诗与《圣经》一起构成了希腊—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渊源，后人进一步把荷马的“传说性故事”与《圣经》的历史意识、荷马的“神话”与《圣经》的“教义”区分开来，同等地视之为构成西方文化精神的互补要素。[1]但荷马究竟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神圣的预言者，还是一个未开化的诗人？是一个像柏拉图、苏格拉底一样充满睿智的圣哲，还是一个粗鲁野蛮、热情狂暴、反复无常的儿童？还有，荷马的《史诗》两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不仅在时间上相隔近3个世纪，而且其风格全然不同：《伊利亚特》全篇生意蓬勃，富有戏剧性动作，而《奥德赛》以叙述为主，还描述了足智多谋、暮气横秋的人物。柏拉图在《王制》（旧译《理想国》）里断言，荷马赋有崇高的玄奥智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荷马用诗来说谎，而且说得就跟真的一样。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在其《论崇高》之中提出解决办法是，《伊利亚特》是荷马才华全盛时期即青年时期的作品，而《奥德赛》是荷马晚年的作品，犹如落日，壮观犹存但光华已逝。但这一切都是如何可能呢？如何解释荷马作品雄奇瑰丽的风格、荷马思想中崇高玄奥的智慧以及荷马史诗中对野蛮、残酷、暴戾的呈现？
从地志学、编年史、文献学等角度显然无法解释“荷马之谜”。比如荷马的野蛮村俗与自然情感，荷马对野蛮的嗜好，荷马笔下那些借酒浇愁、醉态可恶的英雄，还有那些诗句之中从野兽和野蛮事物中借来的比喻，如果依据启蒙运动的文化理想，那简直就是野蛮时代的印记。再如荷马的故乡究竟在哪里？考据学家的说法已经不下于7种，但除了能肯定荷马是一个最早的古代作家之外，这些考据学简直是在白费力气。另外一些附和柏拉图意见的哲人，凭着一厢情愿的想象，认为荷马的伟大史诗以它的崇高而激起反响，因而他一定和柏拉图一样具有深邃、睿智的哲人心灵。但这种假设马上又遭到了史诗语言的否证：君不见史诗中那些卑劣的语句、村俗的陋习、粗野的比喻、残酷的场景以及放纵的激情么？
维柯从“诗性逻辑”去接近真正的荷马。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将荷马看作一个民族的创建者，而这个创建者天然就是诗人。“按照诗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既是高明的诗人，又是高明的玄学家，因为玄学要把心智从各种感官方面抽开，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中去；玄学飞向共相，而诗的功能却要深深地沉浸到殊相里去。”（821段）荷马天生就是诗人而非玄学家，或者说充其量也只是个诗性的玄学家。诗性的逻辑同理智的逻辑断然有别，主宰前者的是“神话”，而主宰后者的是“理性”。在“神话”之中，诗性逻辑就是想象的逻辑，想象越强大，诗性逻辑越自由，因而诗的风格也越真率、朴素和野蛮。[2]维柯对于前人论说的回答是：恰恰因为野蛮任性，荷马史诗才够得上史诗，荷马才配作为一个民族的最初创建者。
作为一个民族的创建者，“荷马纯粹是一位仅存于理想中的诗人”，虽然不曾作为具体的个人在自然中存在过，但他确实“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873段）。荷马虽然迷失在希腊人民中，但他依然是一位诗性的历史学家，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叙述着一种异教民族自我创建的诗性历史。原始时代产生了原始的知识，它们是粗野心智的投射，在敬畏、罪恶、恐惧的基础上通过幻想产生出“想象的共相”，塑造反复无常、暴戾凶残的神灵形象。随后，异教初民又创建了婚礼、丧葬之类的风俗制度，由这些风俗制度保护着人类的种族特征，形成了稳定而持久的历史。从神的时代到英雄时代，从英雄时代到人的时代，意味着诗性智慧过渡到科学智慧，从神话过渡到逻各斯。但历史在“远游”之中“复归”，文化总有一种萌芽、生长、成熟、衰败的节奏，永恒的理想的历史同荷马的诗意言说后会有期。后代的一切哲学、诗学与批评，都永远不能创造出一个可望荷马后尘、可望荷马项背的诗人。真正的荷马，就是希腊政治体制或文化的创建人，是一切诗人的祖先，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最为重要的是，维柯断定，荷马是流传到现在的整个异教世界的最早的历史学家，他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应该作为古希腊习俗的两大宝库而受到高度珍视。可是，在历史上，荷马史诗却像罗马十二铜板法一样一度湮没。十二铜板法被认为是由梭伦为雅典人制订的法律，后来为罗马人接纳过去，从此拉丁部落自然法的历史就如沉大海，湮没无闻。同样，荷马史诗也被认为出自一人手笔，被归属于一位罕见的天才，完美的诗人为表达其崇高奥秘的智慧而炮制了这么一部杰作，从而让希腊部落自然法的起源湮没无闻，迷失在史诗的粗野、残暴的场景与自然素朴的语言中。
尽管维柯对希腊文化的解释启发了浪漫主义的新神话和审美主义，但维柯的解释重点不在于诗，而在于政治制度。他穿越历史迷雾而一头扎进杳渺无稽的古代，为的是探寻文化制度的渊源，在他那里，就是“部落自然法”的渊源。奥尔巴赫在比较了浪漫主义与维柯的取向之后指出，“浪漫的民间天才的想象产生了民间传说和神话传统，而维柯式的巨人和英雄的想象则产生了象征制度的神话”[3]。我们可以补充说，维柯所发现的真正的荷马，是希腊文化的象征。荷马作为希腊民族的创建者，必然穿越雅典繁荣与没落的岁月，因而他像《伊利亚特》里的英雄一样年轻率性，又像《奥德赛》里的主人翁一样深谋远虑，而且他的眼睛里布满了岁月的苍凉暮色。
[1] 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第二十章。
[2]参见贝内代托·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黄文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克罗齐说，维柯并没有在诗歌与历史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因而将神话的本质理解为“真理呈现在异教初民面前时那种自然产生的图景”，并且把想象看作意识的创造性模式。参见B. Croce，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translated by R.G.Collingwood，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13，p.281。
[3]Erich Auerbach，Vico and Aesthetic Historicism，in Gesamelte Aufsaetze zur Romantischen Philologie，Bern，1967，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