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明蒙关系之外
对于明朝人以及明史研究者来说，也先及“土木之变”与俺答汗及“庚戌之变”都是明史或明蒙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但是，观察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蒙古与明朝以外的地区的交往，应有助于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认识。
在“土木之变”发生的时代，即15世纪中叶前后，蒙古黄金家族世系各政权处于纷乱的局面中，由于脱欢和也先父子并非黄金家族中人，所以《阿勒坦汗传》中只是简略写道：“其后直至数代可汗，历经苦难政教不稳，军民迷途善恶不分，是时孛儿只斤黄金家族衰微不振。”[2]从元朝灭亡直接跳到达延汗的兴起，并没有提到卫拉特蒙古的一时强盛。按17世纪初无名氏的《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在脱欢时代，“卫拉特、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四万户结盟”，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脱欢攻杀了黄金家族的阿岱可汗（阿台王子），拜谒了成吉思汗遗物所在的八白室，[3]开始控制东蒙古。同时，脱欢和也先又击败了察合台的后裔歪思汗。这样从东蒙古以西直到阿尔泰地区，包括哈密和吐鲁番的绿洲，有了一支相对统一的强大力量。
但是，由于明朝的抵抗，瓦剌（卫拉特蒙古）在“土木之变”事件上的胜利并未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他们转而向西寻求资源。在他们的西面，即在乌拉尔河以东和锡尔河以北的地区，金帐汗国的故地，由黄金家族的后裔阿布海尔汗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奉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汗国，这个汗国在他孙子昔班尼汗统治时期得到较大扩展。[4]在15到16世纪，传统的西域地区处在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的纷乱局面。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试图重新统一两部，但未能成功，便一直以别失八里为中心；西部则以巴鲁剌思部的异密帖木儿汗及其后裔为统治者，以河中地区为统治中心，史称“帖木儿帝国”。在明朝建立后，东察合台汗国或别失八里国与明朝一直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其势力范围包括了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塔拉斯河东岸、北达塔尔巴噶台山的蒙古人游牧地，还包括西辽时期东喀喇汗王朝的部分领土，即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和田、阿克苏、乌什等地；此外，吐鲁番、焉耆等天山以南的高昌回鹘故地也在其辖内。
在整个15世纪，东察合台汗国也经历了许多纷争，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事件：一是在15世纪初马哈麻汗在位期间，采取强制手段在蒙古人中推行伊斯兰教；二是在瓦剌西进的影响下，汗国在歪思汗统治时期迁都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市），此后开始了察合台蒙古人从游牧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到16世纪初满速儿汗统治时期，他的弟弟萨亦德在叶尔羌另立门户，建立了叶尔羌汗国。
在这一时期，河中地区，特别是以布哈拉为中心，与中国一直有着贸易往来。在中国的文献中，关于吐鲁番、布哈拉商人或撒马尔罕商人的记载是很多的。布哈拉商人因同时与波斯、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进行贸易，从而成为中国与西方陆路贸易的中间商。[5]由于15世纪中叶瓦剌的攻击，中亚与明朝的贸易可能转由瓦剌经营，景泰初年瓦剌来北京的贡使每次近3000人，要求明朝给予的物品包括金器、药材、颜料、乐器、佩刀等；使臣中也有火只尔阿麻回回，带来玉石9900斤在中国出售。[6]随着瓦剌的衰落，布哈拉商人的居间贸易又得到逐渐恢复。
在瓦剌西进的途中，也先为部下阿剌知院杀死，一度强盛的瓦剌立即崩解。不仅中亚与中国的商路再度打开，而且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苏菲派教团纳格什班迪耶也从南疆向吐鲁番一带扩展。[7]明初设立哈密卫等“关西七卫”，主要是察合台后王势力的土卫，系明代与中亚各国交往的枢纽，此时便遭遇了吐鲁番的强烈冲击，最后被迫东撤入关，嘉峪关以西地区各族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8]在我以前关于“南蛮子盗宝”传说的研究中，曾提到这一传说的主角在唐代的记述中多为“波斯胡”，而到明代多转变为“回回”，即以这样一个时代变化为背景。因为明代与波斯之间很少直接贸易往来，前来贸易者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商人。1619年，波斯的阿拔斯一世还在他的宫廷里招待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商人，询问他们每年前往中国的商队在什么时间出发、走哪条商道。
在以布哈拉为贸易枢纽的中亚贸易中，中国、印度以及中亚地区的棉花、丝绸以及丝、棉织品，突厥的马，俄罗斯的锅、盘，撒马尔罕的纸张，中国的珍珠等各种物品都充斥于市场。虽然没有很多15—16世纪的统计资料，但17世纪中期的一些记录也能说明这一时期的贸易规模。1655—1656年，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海关申报进口的布哈拉丝织品“撒答剌欺”（sandanichi）每年的最高额为8080匹；1619年，一个布哈拉商人一次运到喀山1294匹“撒答剌欺”、223匹其他棉布、300条腰带、70米印花布、4.5公斤丝绸、几件衬衫和13块羊皮。在同一时期，布哈拉商人也垄断了波斯和俄罗斯的中国大黄贸易，1653年，一个商人就运到托木斯克671公斤大黄。在16世纪及至17世纪末，布哈拉商人都一直是哈萨克人、加尔梅克人以及喀什噶尔汗国下各族的中间商，[9]这里的加尔梅克，就是明朝文献中的瓦剌。虽然缺乏资料，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16世纪前后中国通过中亚地区的陆路贸易是有一定规模的。
到15—16世纪之交，东蒙古的达延汗崛起。后世蒙古人认为除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之外，达延汗是第三重要的领袖。在他执政期间，对内分封诸子，对外平定蒙古右翼，消灭了哈密一带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亦思满（亦思马因），并讨伐了西蒙古的瓦剌，重新将东蒙古的触角延伸到西域。正如和田清所注意到的，虽然明代史籍中关于“小王子”（即达延汗）寇边的记载不少，但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是向西。[10]这不仅与也先的军事动向吻合，也与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战略一致。这不仅是由于广阔的西部草原上分布着许多蒙古部落，也是由于他们与欧亚大陆中部各部族同属于一个游牧世界。而这正是我们为理解“北虏”问题而关注明蒙关系以外的历史的依据。
16世纪的蒙古草原是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的时代，也就是明代“北虏”问题最突出的时期。从达延汗到俺答汗，明朝在长城沿线全面被动，最终发生“庚戌之变”，俺答汗于嘉靖二十九年兵临北京城下。此后，俺答汗又两度向西攻打瓦剌。这时已迁居哈密、吐鲁番以西的瓦剌（卫拉特）诸部，已不能对东蒙古造成威胁，所以俺答汗的军事征服除恢复喀喇和林这个蒙古的圣地之外，目的在于向西扩张。瓦剌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哈萨克人的地区。在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他们的生存状况比较恶劣：通往中原的道路被东蒙古阻塞，而到中亚的商路则受到察合台后裔蒙兀儿诸汗及哈萨克人的阻碍。在他们面前唯一开放的是通往钦察草原的通道。
对上述历史，《黄金史纲》是这样记述的：
巴尔斯博罗特济农之子格根俺答可汗，追念我等国主圣父辛勤经营并主宰的五色四夷大国，窝阔台可汗、贵由可汗、蒙哥可汗治世获得的可贵的宗教，忽必烈薛禅建立的太平大国，宝贵的宗教和经典，坚实筑造的宫阙和城池失于天命之不佑。后来图报额勒伯克可汗、阿岱可汗、岱总可汗之仇，与计杀阿噶巴尔沁济农之恨，宣布往昔之诸般仇恨，行兵于汉地及卫拉特二者。赛音俺答可汗艰苦经略，平定了唐古特土伯特东境的阿母多国与撒里畏兀儿国，俘虏了阿里克桑噶尔沁吉博、老崩楚尔彻、伊斯塔哈楞色楞台等三勇士，取其贡赋而还。攻打卫拉特，杀死了扎拉满图噜，降服了以伊客根阿哈为首的部分人民。攻打汉地，袭击城池之际，汉地的大明皇帝惧怕而缴纳贡赋和租税，并上俺答可汗以顺义王的称号。[11]
这段话强调了俺答汗的动机是恢复往日荣光和复仇，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并非完全没有真实性，但完全遮蔽了他的现实诉求，因而又是不完全真实的。
文中的唐古特土伯特及撒里畏兀儿，即指青海及青海与新疆交界地区。俺答汗进攻瓦剌时，与吐鲁番的统治者通好，“旋派学识渊博的威正宰桑为使，向白帽沙汗讲说昔日传说故事，以及长辈察合台以来互为族亲之由时，（沙汗）无限欢喜赠给阿尔古玛克马和宝石以为贡赋”，白帽沙汗即前述速檀满速儿的长子。黄龙年（明隆庆二年）俺答再次攻击瓦剌，“于名为赛罕之地设阿兀鲁克以居哈敦，直趋阿勒泰罕山抵达奥达陶图木”。赛罕在今三棵树西北，玉门西北，哈敦即赫赫有名的三娘子。[12]俺答汗的西征是有限的，一方面并未建立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和好的关系。这种策略与对明朝的态度基本相似。到万历初年，东蒙古在与卫拉特角力的过程中几次受挫，只能接受双方分庭抗礼的局面。
俺答汗除了在阿尔泰山一带与瓦剌这个内部的夙敌周旋之外，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并成为其世俗庇护者，从而开始了将西藏变成蒙古势力范围的过程。其结果是在东、南两个方向以藏传佛教势力阻遏了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明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在青海察卜齐雅勒庙（后称仰华寺，在今青海海南州共和县）相会结盟，据《阿勒坦汗传》记载：俺答汗在会盟后即“派宝迪苏色特希、敖齐赉古彦为首，自察卜齐雅勒庙赴白帽、卫拉特二国，立即命隆古英、岱青乌尔鲁克、古英台吉等官员使臣先行前往刺探”。[13]虽然只留下“十二城白帽之主阿卜都乞喇木”（即前述创建叶尔羌汗国的萨义德汗，满速儿的弟弟）交纳贡物，以及使臣未能到达卫拉特的记载，但这一举动的意图可能是俺答汗希望说服这两个蒙古后裔建立的政权皈依藏传佛教。因为与此同时，俺答汗亦建议明朝与三世达赖建立联系。[14]
因此，对于明朝而言的“北虏”，即嘉靖时期的东蒙古俺答汗势力，并非只与明朝发生冲突，他们同时也与西蒙古瓦剌（卫拉特），同属蒙古、但已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以及西藏黄教势力有着密切的往来。相对于长城沿线的攻守，他们与亚洲内陆的联系更频繁、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在从中国到中亚地区城镇及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东蒙古的这种努力或许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1]对明蒙关系，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HerrySerruys（司律思），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3vols.（Bruxelles: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59 1975）、TheMongolsandMingChina:customsandhistory（Françoise Aubin ed.,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7）、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1980年）等。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很多，如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于默颖的博士论文《明蒙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2004年），等等。
[2] 《阿勒坦汗传》，第11页，珠荣嘎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3]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56—58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乌兹别克汗国，参见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25页。也有学者称其为哈萨克汗国，参见纳比坚·穆哈穆德汗：《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5]参见ChahryarAdleandIrfanHabib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412。
[6] 郑晓：《皇明北虏考》，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1、21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7]参见Joseph F. Fletcher,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his Studieson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F.Manzed.,XI,pp.47。
[8] 参见拙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9]以上皆引自ChahryarAdleandIrfanHabib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p.410-412。
[10]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63页。
[11]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第103—10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 《阿勒坦汗传》，第57—58、62页，珠荣嘎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阿勒坦汗传》，第126页。珠荣嘎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 据《明史·西域传三》载：“俺答亦劝此僧（指三世达赖）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