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赵世瑜

本书是《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的姊妹篇，是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又一项起步阶段的成果。近十年来，以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华北的成果不断涌现，除了许多专题论文，相关专书亦开始出版。在杜正贞的《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之后，又有乔新华的《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2010年）、行龙主编的《田野·社会》丛书第一辑四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等。尽管如此，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我并不认为已开始形成什么“华北学派”，^[1]因为“某某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因其学者位于何处，甚至也不是因其研究对象是“某某区域”，而是因为：一、对该区域的研究已经导致某种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假设；二、在研究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方法论；三、该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基本认同某种学术理念和追求。就此而言，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研究的区域外，目前的华北研究与华南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当然也是我的自我批判。

在《大河上下》一书的“导论”中，我已痛感华北研究中综合的、深入的研究成果缺乏，是华北研究尚无法与华南研究对话的主要原因，该书出版至今已有五年，我仍未感到有明显的进展。是不是年轻学人们还处在“蛰伏”阶段、等待着厚积薄发呢？也许如此。不过，我还没有发现已有对某个特定区域的系统研究的萌芽。相形之下，在相对成熟的珠江三角洲研究、潮汕研究、莆仙平原研究之外，华南研究新开辟的“领地”——对南岭走廊的研究，却开始显现出美好的前景。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有年轻一代学者愿意像他们的老师当年那样，不惧艰辛、孜孜以求，创造条件与海内外的同道坚持合作，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年复一年地努力工作。

当然，一个好的研究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北京虽然高校、科研机构众多，但仍缺乏这样一个平台。即以北京史研究为例，虽然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的历史学科，都以发展北京史研究为重点，但迄今仍未出现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比较好的研究还要算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的《北京》；在侯仁之先生辞世之后，在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权威学者中，北京史的研究者还没有一席之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上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在华北地区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平台，有南开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山西大学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虽然前者并不局限于研究华北，成员研究取向也各异，而后者则以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为主要侧重点，但仍是值得寄予厚望的此类平台。

在此期间，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扮演了很好的平台角色。在科大卫主持的香港卓越领域计划（AoE）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有两个团队涉及中国北方的研究，一个是跨越大江南北的运河沿线区域社会研究，另一个是横亘东西的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研究，这一纵一横的两个历史人文景观，前者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后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结构；同时，它们又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在多样的地域文化传统如何共存于一个大一统框架的进程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同时，这“两路两带”又构成某种历史的逻辑，可以使长城沿线不同地点的区域性研究依此关联起来。

本书就是该项目“华北团队”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

关于长城的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建筑学、军事学研究，可以说举不胜举，因这个主题的重要意义，又有“长城学”的说法。但本书并不是关于长城本体或直接针对历史上的长城战守的研究，也不是关于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关系的宏观叙述，^[2]而是尽可能地从生活在长城这个巨大的墙体两侧的人群出发，观察历史上与长城有关的制度、事件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群的生活，也注意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与上述制度、事件一起，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换句话说，我们既不专注于讨论长城两边的政权，也不专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历史或内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它们是我们讨论的背景，也是我们的理论关怀——而是关注二者如何营造出一个（也许是多个）位于它们之间的地域社会，关注这个由两大力量板块“夹击”而成的地域社会是如何形成，或者说，“结构”的。当然，这样一个地域社会的结构过程，也是东北亚历史或内亚历史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

如果做得好，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可以非常典型地体现“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互动关系。

由于长城在明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明代之前与之后都是疆界超越了长城的王朝，也由于我们在今天的田野旅行中所见到的基层社会，打上的主要是明代及以后的历史烙印，本书诸文多以明代为讨论的中心，或是从明代开始讨论的。以往学术界多把明代的“北虏”问题置于王朝史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似乎是战国时期开始的匈奴之后一波又一波北族“南下牧马”的新一轮循环，我的《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一文，意欲跳出这一历史框架，将其视为全球范围内时代变化的区域性表现，强调这一时代变化的“内陆史逻辑”。因此，将明代的“北虏”问题简化为明蒙关系的做法可能就有所欠缺了，必须考虑中亚地区以及更遥远的西亚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蒙古诸部对明朝的态度和行为。

如果说这篇文章意欲给团队成员的讨论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我与杜洪涛合作撰写的《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则是借着重新考察传统的明清史研究颇多讨论的明末皮岛毛文龙事件，为上述看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是因我在广州访问期间，游走于羊城街巷，见到诸多寺庙之中，皆留有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遗迹，继续追踪之后，又发现他在清初海禁期间，多与外商进行贸易，由此想到长城沿线的明朝军人可能早已有此传统，到华南后则是轻车熟路。于是，一个因袁崇焕和毛文龙的恩怨纠葛及他们与清政权的三角关系而被讨论的传统话题，也被置于前文提出的问题框架内。

讨论明代长城沿线的区域社会，讨论军人在时代变革的时候如何行为，既离不开对卫所制度的观察，也离不开对诸如“九边”设置和长城修筑这类问题的探索。杜洪涛的《从行省到都司：明初辽东的管理体制变革》《元明之际辽东的豪强集团与社会变迁》两文和赵现海的《明中期西北生态环境与榆林边墙的修筑》一文，虽然不尽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的讨论，但却是区域社会史讨论所必备的前提。明代辽东地区与大部分内地不同的是，这里是由都司卫所系统而非州县系统来管理民政，也即典型的“实土卫所”。这里的在籍人口也大多是军户，其他大都是“无籍之徒”，或各地逃来此地的谋生者，或商人，或奴儿干都司框架下的各族土著。在我看来，之所以有必要讨论明末清初“辽人”“东人”或“辽东人”这样一个群体及其认同问题，^[3]是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无根”的人，他们在明代不会去修祠堂、编族谱、祭祀祖先。所以，要想了解这一地区的社会，不得不去认识这一体制的由来。

如果说杜洪涛的研究讨论了长城沿线区域最东端的都司卫所体制在明朝初年的设置，为我们理解辽东地区的“地方军事化”奠定了基础，赵现海的文章则讨论长城沿线区域的中部因边墙构筑导致的“地方军事化”。在这里我借用了以往学者讨论清代中叶以降长江中游地区因兴办团练而造成的“地方军事化”概念，当然也吸收了学者关于明清之际华南沿海的结寨自保而导致的“地方军事化”讨论结果，将此概念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前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专门指地方为应对纷乱局面而自发形成以武装应对的形式，这种局面不仅常见于明清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北方的豪强和坞壁。而这里所说，是国家为解决边疆的控驭问题自上而下的行政设置，这不仅影响到国家财政，也影响到地方社会的组织和面貌（比如各种军堡和民堡成为乡村的聚落形式），因而也呈现出更为常态化的“地方军事化”的特征。在陕北或三边地区，由于环境的恶化，蒙古诸部南下的压力增大，而明廷亦采取强固边墙的对策，这就导致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向这一地区集聚。这一边略虽然在这一时期遏制了边患的加剧，但也造成了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与陕北类似的是山西的雁北地区，这里是长城沿线区域的中段，也是在明代中叶有较大的变化。因为从正统时期的“土木之变”到嘉靖时期的“庚戌之变”，这里都是受到蒙古压力最大的地区。从北宋时期开始，如果陕北地区是面对西夏的前线，那么太原就是它背后的大本营所在。韩朝建的《禁山政策与山区治理——以明代的雁门关为中心》一文，讨论的是雁门关—五台山地区的社会变迁，这一带与设在宁武关的山西镇共同构成了设于大同镇之后的第二道防线，而更北边的大同则是“前敌指挥部”所在。这一带的山区由于明代中叶的军情紧张，被军方视为“禁脔”，但卫所军士、王府势力、州县编民以及外来流民一直在山区开发的过程中角力，直到“隆庆和议”后禁令才被打破。这样一种“地方军事化”局面到隆万时期的改观，几乎发生在除辽东以外的所有长城沿线地区。

陈志刚的《秦州伏羲庙与明代西北边防之关系》以今甘肃天水的伏羲庙为切入点，讨论了明代中叶西北边防的变化。甘肃天水或明代秦州位于渭河流域，是同在渭河流域的西安的西部门户，相对处于最前线的甘州和宁夏卫、榆林卫来说，还是一个“后方”的重镇。对于这一地区来说，蒙古的威胁已经属于一种常态，随着哈密卫的裁撤，伊斯兰教势力的东扩成为新的威胁。秦州伏羲庙作为华夏族群的文化象征在这一时期被彰显和强化，也许更重要的不是应对“北虏”的问题，而是应对伊斯兰教的东传问题，因为这里位于西安与西域的通路上，伏羲庙建于秦州的西关可能不是毫无意义的偶然现象。宣示代表华夏道统的伏羲信仰，在这里已建立了清真寺、已有大批伊斯兰信众的情况下，也即在面对伊斯兰教的异域文化传统时才更有意义。

到此处，本书的“族群”主题已开始凸显。丁慧倩、杨雪丰的《明清陇东地区的区划调整与族群变迁——以固原为中心的讨论》一文，在明代围绕“土达”问题展开，在清代则围绕“回回”问题展开。虽然“土达”是一个他称，而且并非一个族群，但他们在明代是不是一个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人群，还是必须深究的，这关系到他们与清代这一地区的“回回”是否一群人的问题。从以地方志为主的材料出发，也许无法得出确切答案，必须通过田野观察获得有用信息。在这一方面，对珠江三角洲疍民的研究，以及对湖南宜章“三堡”地区的瑶人的研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明代固原一带的“土达”与清乾隆以前这一地区的“回回”的关系，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回回”族群的形成过程。

阙岳的《从卫所制度到社会景观——对洮州卫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关注的区域在固原以西，今天，这里是汉、藏、回三个族群混杂居住的地方，但明初所设洮州卫，主要是针对这里最古老的原住民——“西番”。卫所军户是明代最早到达这里的移民，以后陆续来的汉人移民都要在这一原有的框架内生存。这里似乎也存在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入住权”问题，就是是否加入信仰常遇春或“常爷”的青苗会。移民由此获得立足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得了在与“西番”发生纠纷时的强大后援。延续至今的青苗会无疑与这里的明代卫所军户制度造就的社会结构有直接的关系，而“西番”也仿照汉人的做法建立了青苗会，成为不同族群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社会组织。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伊斯兰教力量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后，还有汉番青苗会联合起来针对穆斯林的情形出现。因此，如果从景观来说，以明代卫所为代表的汉人社会景观只是这一地区的一种，这里还有历史更为悠久的“西番”的寺院，到清代则大量出现清真寺，他们之间形成一个时间的序列，在空间上形成叠加。从“西番”或者穆斯林的视角进行观察，与从卫所军户的视角进行观察，应该会有不同的收获。

尽管我们努力关注长城以外地区的社会结构与变迁，但在本书中，除了对辽东地区和青海地区的研究外，只有田宓的《从板升到村落——明中叶以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农业聚落与社会变迁》聚焦于这一主题。而且，未能用蒙古文献进行讨论还是个明显的不足。学术界以往已有一些研究讨论口内汉人移民对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由于入清之后这里长期处于政府的禁令和百姓突破禁令的紧张关系之中，农业聚落的建立就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社会纠纷，包括原有的游牧地被租佃给汉人移民垦种之后造成的纠纷、适应农耕灌溉而出现的社会组织与原有蒙古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等等，需要建立某种适应新形势的新管理方式加以解决。此外，除了来自长城以内的移民成为这一变化的动因之外，隆庆和议前后以营建归化城为标志的内蒙古地区的定居化，也是讨论内蒙古地区农业聚落形成的内在动因。

严格说来，青海西宁地区不属于长城沿线，但如果把明代的沿边卫所视为由人组成的“长城”或“边墙”的话，西宁卫作为其中比较西端的卫所单位，也可作为本书讨论的对象。张生寅的《区域社会脉络中土司祖先记忆的变迁——以西宁卫李土司家族为个案》一文，讨论了卫所体制下一个土司的个案。通过揭示李土司家族在明初和清初两次更改关于自己祖先的说法，显示出西宁地区土司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元代以来，这个土司始终对中原王朝保持着比较忠顺的关系，但在元代，他们并不十分在乎祖先是什么人；在明代，他们开始把祖先确定为西夏的拓跋思恭；到清代，他们又把祖先改为唐末五代的李克用。作为一个符号，虽然拓跋思恭和李克用都非汉人，也都接受了唐所赐汉姓，但前者相对独立，与宋、金均处在对立的状态；而后者成为中原政权之一，并逐渐湮没在汉人社会之中。同样，明代的青海土著处在明蒙的夹缝之间，他们需要与明朝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时刻受到蒙古的武力威胁，因此确立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独特身份是必要的。而在清初对祖先身份的再次改动，说明他们对新的王朝有着准确的定位。

与前面的文章不同，邓庆平的《语言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贺登崧神父的华北民间文化研究》讨论了华北民间文化研究的先驱贺登崧神父的贡献。由于贺神父在今河北宣化一带做过大量调查，而这一地区又是明代长城沿线中的重镇宣府所在，在具体研究之前了解前人的成果是必要的工作。特别是贺神父当年所见到的许多历史遗存，今天均已灰飞烟灭，所以也是难得的史料。他对当地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为讨论这一地区的卫所与州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也是有趣的佐证。在他以及李世瑜先生等前辈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宣府地区的历史结构过程进行研究，会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以上各篇文章虽然讨论的是不同的区域，侧重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均揭示了这一横向的地带的某些共同特点，也许类似于傅礼初的“水平上的相似性”。我们看到，在这些地区，由于长期生活着不同族群，长期存在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这里的区域开发是缓慢而曲折的。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故事的结尾。从明初开始，伴随着长城战守，北部和西部的农业开发有所进展；入清之后，这一开发甚至扩展到了长城以外地区。伴随着全球性的商业发展，长城内外及东西之间的贸易也大为增加，入清之后则规模剧增，但是，这都是原有节奏的继续。在世界历史上，有所谓“革命的年代”，但在各地，是否有“革命的区域”呢？如果有的话，这里似乎不太像。

但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的，自晚明时期开始、到19世纪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是关内的人口不断到关外进行开发拓垦，这与此前长达两千年的北族“南下牧马”的历史走向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虽然以工业时代或者现代性的标准来看，这似乎不是某种“革命性”的变化，但在中国社会内部，其意义也不容小觑。由于关外的游牧社会快速向农业社会转化，使关外社会与关内社会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长城沿线地区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民间文献中看到很多证据，证明自清代中叶以降，这一地区的商业化、城镇化程度有大幅提高，此前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新气象，在这里也开始呈现出来。

在明代的长城沿线，士大夫社会的特征很不明显，即使是在北京附近地区也是如此。在东南沿海，无论是浙江的温州、福建的莆田，还是广东的潮州，当时都有自称“海滨邹鲁”的说法。尽管人们都知道，“海滨邹鲁”并不是“邹鲁”，甚至距离“邹鲁”那样的“礼仪之邦”还差得很远，但毕竟说明这里开始有了一群人，这些人开始有了这样的追求——成为“海滨邹鲁”，这就是士大夫社会的萌芽。但在长城沿线的社会里，很难看到类似的说法。比如某地是“塞上邹鲁”或“塞外邹鲁”的说法，即使偶尔出现，也未必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所以，这里连这样的追求都没有，或者说，这里的人有别的追求。

如果说自晚明时期开始这些地区的情形开始有所变化的话，进入清代以后，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被遏止了。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被禁止自由迁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在这些地区看不到太多活跃的、生机勃勃的、市场化的因素，这必然影响到长城沿线区域社会沿着变化的趋势继续发展。本来就极其孱弱的士大夫社会，更不可能在市场化的洗礼之下经历嬗变，成为这一地区社会变化的主导性力量。这一区域的强大势力，似乎沿着唐末五代或者金元之际那些地方势豪或“世侯”的传统轨迹，形成由地方势豪、土匪和流民组成的强权社会，成为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马步芳这样的地方军阀的历史基础。美国“新清史”论着重强调的“内亚”因素，虽然揭示了长城以内的汉人向西北拓展的政治推动力，但却未能解释这一政治推力对当地地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即在清朝“西进”之后，未能将这一广袤的疆土变成一个“开放社会”（opensociety），也就未能有助于形成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结构的良性转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清史”论几乎放弃了、或者说暂时没有顾及其老师辈所注重的“地方史”视角，把对地方社会的关注付诸阙如。

本书的内容比较偏重于明代，比较关注自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一地区的一些新变化。这些研究还比较初步，也比较零散，需要今后进一步努力，以期获得更为深入、准确和整体的认识。但我也希望以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投放到清代“西进”对这一地区社会变化的影响上来，以与美国“新清史”论等国内外学术成果更好地对话。

[1] 参见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 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狄宇宙：《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当然，这些作品所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需要时刻面对的。

[3]参见P.Crossley, A Transi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司徒琳（Lynn Struve）对这一概念也略有讨论，见其《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引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