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江势力的生存危机与海上贸易

东江镇是明朝末年辽东都司东部被后金侵占后成立的军事机构。东江镇所管辖的地区主要包括辽东半岛东面的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石城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面的皮岛（椴岛）等岛屿。《明史》对该区域的地理形势述之甚详：“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1]尚可喜降清之前曾任明军广鹿岛副将、石城岛都司，属于东江势力。

论及东江史事，就不能不提明末著名的历史人物毛文龙。毛文龙本是浙江人，其伯父是辽东都司海州卫百户，由于其伯父无嗣，毛文龙来到辽东承袭了百户的职位。至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沈继陷”之时他已在辽东“落魄二十余年”。^[2]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奉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四艘沙船、一百九十七名士兵由海路东进袭击镇江（今丹东市东北，即九连城，也称镇江）等地。^[3]毛文龙等人招抚的第一个岛屿是盖州附近的连云岛，^[4]随后一路招抚辽东半岛东侧沿海各岛，至七月十八日到达朝鲜弥串堡并“暗通镇江士庶”。^[5]此前镇江居民因为不肯剃发遭到了后金军队的残酷镇压，^[6]因此毛文龙等人的到来获得了当地居民的积极响应。七月十九日夜，毛文龙等人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袭取镇江城并俘获了后金守将佟养真等人，“沿海一带各堡千有余里之内”以及金州、复州地区的居民闻讯后，“处处扑杀虏级……响应奔赴，不可胜计”。^[7]明朝政府接到镇江大捷的报告后，下令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登莱巡抚陶朗先、天津巡抚毕自严等人三路出兵“务收全胜”，但“经、抚各镇观望不进，坐失机会”，导致大量辽东居民惨遭后金军屠杀，^[8]毛文龙等人亦不得不在后继无援的情况下携带不愿接受后金统治的辽东人退入朝鲜境内。

最初，毛文龙无意进入此后成为东江镇治所的皮岛，而是寄住在朝鲜西北部的龙川、义州等地，^[9]以便接应相继渡江而来的辽东人口。一时间朝鲜西北部涌入了大量的辽东人，《李朝实录》载：“龙、义之间假 弥满。”^[10]又载：“沿江上下避乱辽民等搬移家小，尽向内地，相望于道路。”^[11]后金政权不能忍受大量辽东人就此脱离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天启元年十二月发动了所谓的“林畔之役”。后金军队“十五日攻剿毛文龙，时毛文龙未在龙川，而在距龙川九十里外之林畔。毛文龙本人脱逃，斩吕游击及千总和把总、军士共五百余人”。^[12]遭到这次打击后，毛文龙等人开始考虑将皮岛作为自己牵制后金的主要基地，并最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皮岛。^[13]天启二年，明朝政府开始向毛文龙等人颁发饷银，^[14]因此可以将天启二年视作东江镇正式成立的年份。

关于毛文龙及其东江军事势力的评价，自毛文龙在世时即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笔者仅在此简要归纳一下东江势力在明与后金的角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收复了自旅顺口至鸭绿江的沿海各岛，在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的情况下确保了两国之间的海上交通；“镇江大捷”及其在沿海各岛的军事存在，迫使后金“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15]“命沿海之黄骨岛、古嘴堡、望海埚、归化堡等处及其屯民，悉退居距海六十里之外”；^[16]天启三年（1623）东江镇将领张盘收复旅顺，使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港口处于明朝的控制之中；^[17]不时出兵进入后金境内，令后金“不能无东顾之虞”；^[18]天启七年（1627）后金侵入朝鲜，在李朝军队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东江势力不但坚守皮岛，而且接济固守龙骨山城的朝鲜义兵将领“郑凤寿及诸义兵……赈救垂死之命不啻累千”。^[19]本文无意对这些行为给予正面的肯定或否定，因为这势必要选择站在明朝或者后金的立场。实际上东江势力多少带有一些割据势力的色彩。举出这些事实，只是强调此时期东江势力的崛起。

东江势力的崛起加剧了这些岛屿上的人口集聚。一些逃离后金的辽东居民纷纷南下避难，涌入附近海岛，为毛文龙吸纳。特别是东江势力一时控制了辽东到山东登、莱地区的海上通道，这些岛屿成为难民、商人、军人和海盗的中转站，因此也存在大量的临时人口，总数应在数十万之多：

将军屯兵平岛，开督府于朝鲜之新改馆驿，日以招集辽民，安插屯种，拣练将士为事。凡归止之辽民，每口月给粮三斗。奴自去冬杀阿骨后，残酷日甚，杀戮日众，故民离怨而归将军者日众，即编制辽兵逃者亦多归公……大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20]

除平民以外，东江镇所辖军队数量如何呢？毛文龙在崇祯元年（1628）的奏疏中自称领有“二十余万之精锐”，^[21]这无疑是为了争取更多饷银的虚诞之语。袁崇焕在擅杀毛文龙后，令东江镇将领“自行开列”兵额，得到“四万七千”人的报告，但袁崇焕认为老弱不能算“兵”，于是据毛永义所管士兵的状况得出“不能二万矣”的结论，^[22]这个数字可能又偏低。笔者通观现存毛文龙的奏疏、揭帖，发现早期毛文龙所报的兵额比较接近事实。天启三年，毛文龙奏：“接渡辽民老幼、男妇三十余万口。除南兵外，挑选壮丁入伍，业计三万六千三十九名。”^[23]这与崇祯元年饷臣黄中色所报“三万六千余名”相符。^[24]

这数十万平民与三万六千名军士在海岛上如何生存呢？就军队而言，毛文龙不断向朝廷请饷获得批准，双方不断在具体数额上讨价还价。那么，东江究竟从明朝政府手中得到了多少饷银呢？据毛文龙崇祯元年“为查核历年收过钱粮等事”的奏疏，自天启二年至七年，东江镇每年收到的明朝政府发放的全部银两（按：包括饷银、功赏银等）、粮食及布匹的详细数据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25]

由于这是向朝廷的奏报，不能与朝廷实际下发的实际钱粮数差距太大，所以毛文龙指出这些数字皆有“印信实收，交付各官，凿凿有据”。^[26]但毛文龙也在崇祯二年（1629）的奏疏中表示：“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图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收与之。”^[27]即他认为实际所获钱粮要少于上述数额。

明朝政府拨发的军需物资是否足以维持东江势力的基本生存呢？据上表提供的数据统计，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间东江镇共收到银两1050978两，平均每年175163两；米豆或杂粮934516石，平均每年155752石。按照山海关、宁远等地明军的给饷标准每兵一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一名兵士服役一年所需的费用是银十六两八钱、米六石。这也就是说，明朝政府每年拨给东江镇的银两只够雇用士兵一万余人，而其所拨给的粮食如果扣除上文提到的每年漂没的35000石（按：取每年漂没三四万石的中间值）则只够发给两万人左右。

据上文所述，明朝政府每年拨给东江镇的银两只够维持一万余士兵服役，而明朝政府提供的粮食只够分配给二万名士兵食用，这也就意味着东江镇的军队每年有二万六千人左右完全没有饷银，一万六千多人根本分不到粮食。按毛文龙的说法，“然以五万官兵，计足一岁之饷，并盔甲、军火、器械、马匹舡只等项，应总一百五十万两”。^[28]如果考虑军备器械等项，即使按三万六千多兵计，每年也需银一百万两左右。而如前文所述，东江镇每年仅能得到明廷拨给的白银十七万多两。此外，据毛文龙崇祯二年的奏疏，东江镇“众兵将领绝无廪俸”。^[29]这种情形，与晚明辽东军事力量大体可以获得正常军费支持的一般情况形成明显对比。^[30]

当然东江并不处于明金辽东战争的正面战场，这样一支二百人左右的小股部队迅速膨胀为三万多人的军队得不到明廷的信任，辽东军政大员无法有效控制这支力量，都是东江兵饷不敷的原因。无论如何，东江势力都必须采取其他办法来维持军队的生计并保持战力。

东江镇所辖各岛上数十万平民又如何维持生计呢？明廷曾发一百万两白银赈济从辽东逃往北直隶、山东一带的二十万辽民，但对投奔东江的辽民却分毫未给。^[31]他们采取了辽东卫所体制下习惯的屯田方式：

公招集辽民，安插屯种。周回岛屿，星列棋置，如石城有田一万亩，设参将刘可绅领兵二千人防守；如常山岛长百余里，有田万亩，设守备钱好礼领兵三百名防守；如鹿岛周围数十里，山环险峻，设游击朱尚元领兵一千名防守；如广禄岛有田数万，设游击张继善领兵三千余名防守；如弥串、千家庄等处届数十百里，有田十余万可屯种，今俱次第安插辽民。去今两岁开垦颇多，各岛除选兵外，合有辽男妇四五十万，今秋成熟便可积谷十余万。^[32]

但是，“第各岛屯种，海水不能浇灌，遇旱则颗粒无收”，^[33]不能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明廷从天津和登莱每年向东江分别三运和二运，共计全年十余万石，仍然入不敷出。朝鲜提供的粮食乃是用钱购买，或者是用贸易的货物来交换。朝鲜有两处记录：“都督贸粮及流民处置等事，极可虑也。前年已给六万石，今年又给三万石，而辽蓟出来之民连续不绝。”^[34]“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而犹以货物拨出之故，而诿谓无一粒侵夺。彼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35]文中“都督”即指毛文龙，“贸粮”及“所发之货”所指，从《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的一句话便可一目了然：“而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鲜易粮，以充军实。”^[36]所谓“贸粮”就是用天津、登莱商人运来的货物来换取朝鲜的粮食。至于购买这些货物的银两，应该也是通过海上贸易获得。

由此可知，无论是东江镇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是东江镇的生命线。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59,《袁崇焕传附毛文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册，第6715页。

[2]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4,《天启五年九月初四日具奏》，《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贾乃谦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页。按：本文以下所引（清）吴骞辑《东江遗事》亦为同一版本。

[3] 参见（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两年塘报》，第5页。

[4] 参见（清）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载清）吴骞辑：《东江遗事》卷下，第214页。

[5]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两年塘报》，第6页。

[6]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5—206页。

[7]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两年塘报》，第6—7页。

[8] 《明熹宗实录》卷13,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66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654页。

[9]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35—3136页。

[1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第3152页。

[11] 同上书，第3157页。“假”，当时朝鲜对曾被后金强制剃发的辽东人蔑称。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曾称其为“短发辽人”，或因其脱离后金之后曾剪去发辨（第112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75—276页。

[13]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第3202页。

[14]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第105页。

[15] 《清太祖实录》卷8,天命六年七月己未，《清实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注著：《满文老档》上册，第227页。

[17] 天启三年张盘不但收复旅顺而且一度进驻金州。然而，由于得不到明廷的及时支援，金州不久得而复失。此外，天启五年东江势力镇守旅顺等地的将领张盘、朱国昌虽然在与后金的战斗中战死，但东江将领张攀等人很快恢复了对旅顺的控制。参见《明熹宗实录》卷56,天启五年二月戊申，第69册，第2595页；（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第58页。

[18]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第3136页。

[19] 同上书，第3367页。

[20] （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未注明刊刻年代，未编页码。按：《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是汪汝淳根据同乡徽商自海上归来的讲述所记，故而不无失实之处。汪汝淳，安徽歙县丛睦人，明末寓杭州经商，李光涛、王钟翰、乔治忠以其为毛文龙幕僚、部将或巡视官员的猜测均不确，胡金平辩之甚详。参见胡金平：《晚明“汪汝淳”考》，《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汪汝淳之弟亦为盐商，但他热衷于刻书，尤其是《天主实义》《畴人十篇》等天主教文献，并刻有明初文人徐贲的《北部集》6卷等多种。

[21]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第122页。

[22] 《蓟辽总督袁崇焕题本》，《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第721页。

[23]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二《天启三年八月 日具奏》，第20页。

[24]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具奏》，第117页。

[25]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第105—107页。按：表中每年的银两总额是笔者根据毛文龙在奏疏中开列的每次解到银两的具体数字统计出来的，表中每年的粮食与布匹的总额大部分是根据毛文龙奏疏中提供的总数直接填入的，唯有天启六年的相关数据是经过计算得出的，这是因为该年存在补运往年物资的现象，对数字中两、石以下的数字做了四舍五入处理。又按：现存毛文龙奏疏中天启三年误作“天启二年”。因为毛文龙按年度逐次开列所收银两、粮食及布匹，他在天启二年之后已经开列了该年的相关数据，随后不该再次出现“天启二年”并列举出不同数据。考虑到在第二个“天启二年”的相关数据之后即是“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的数据，笔者认为第二个“天启二年”应作“天启三年”。

[26]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第107页。

[27]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8,《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第131页。

[28]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具奏》，第28页。

[29]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8,《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第135页。

[30] 参见张士尊：《明末辽东军食问题述论》，《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31] 参见（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十月十六日具奏》，第30页。

[32] （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33] 同上。

[3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第3227页。

[35] 同上书，第3248页。

[36] （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