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航天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力支持和协同下，经过航天战线广大职工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世界航天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今天，我国不仅具有研制发射近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太阳同步轨道运载火箭的能力，而且在高能燃料技术、火箭捆绑技术、一箭多星技术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具有研制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导航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等航天器的能力，而且在卫星回收技术、轨道控制技术、姿态控制技术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具有载人飞船、深空探测器的研制和发射能力，而且还在航天员出舱、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不仅具有研制各种战略、战术导弹武器系统的能力，而且为我军提供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航天先进技术与管理思想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推广应用产生巨大效益，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中国航天事业为什么能在基础十分薄弱、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年之际，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时刻，有必要认真研究和探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深厚文化底蕴，揭示中国航天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丰富内涵和重要作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史。中国航天科技工业创建60年中形成的航天文化，只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极其短暂也是极其渺小的一份子，但它蕴涵的文化含量以及对人们的引导教化作用却是异常深刻的。中国航天文化继承了中华五千年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涵。中国航天文化的边界既不会止于航天人，也不会止于中国航天。

航天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同中华民族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的故事，反映着人们登月、飞天的美好幻想。在中国古诗词中还有大量写星月的诗词，如辛弃疾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这些脍炙人口的古代诗词，反映了古人欲探索茫茫宇宙空间奥秘的心理。在人们幻想飞天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着制造飞行器的试验，从“神火飞鸦”到“万户飞天”，从“一窝蜂”到“火龙出水”……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考验中，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精神一代代流传下来。

先进文化引导着中国航天事业新的发展。在6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航天不仅取得了以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还孕育了以伟大的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代表的先进航天文化。航天文化生动诠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航天领域的具体体现。

第一节
中国航天文化培育的历程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出英明决策，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中国老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新一代航天人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了“载人航天”“嫦娥探月”等人间奇迹。人们无不为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对物质文明产生的强大推动力而惊叹。这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正是来源于中国航天的文化，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支撑伟大的事业。

中国航天人在60年的创业发展过程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发展融合凝聚在一起而创建的具有时代特征和行业特征的新型科技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航天科技工业所特有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创新文化。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航天文化是中国航天事业焕发青春活力的丝丝脉动，张力无限、魅力无穷。中国航天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追求与创造之中，深深熔铸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血液与生命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对于航天科技工业的推动作用和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一、在艰难困苦中坚持自力更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旧中国和国民党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在国防军工方面留下了72个军工企业，其中兵工厂41个、航空修理厂11个、无线电器材修配厂12个、船舶修造厂8个，只能生产一些轻型武器和做一些简单的军械修理，而且国民党在溃逃时，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扬言要将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1950年美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直接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挑衅，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毛泽东主席指出：“无论抗美援朝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

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聂荣臻牵头挂帅，组织专家反复讨论研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党和国家决定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并把火箭和喷气技术列为重点项目。此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意见》，1956年5月成立了国防部五局，负责筹备工作。当年10月8日，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在此种情况下，要发展航天技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党和政府给予航天科技工业的创建与发展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如，对航天科研生产实行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军队管理；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组织向国防科研战线供应肉、鱼、海带、大豆、水果等食品，被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称为“科技肉”“科技鱼”，而且还送货到人，送货到家。

在这个时期，国家在建设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基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能力。国防部五院一边建设，一边组织近程导弹的仿制，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1957年11月，国防部五院成立了一、二分院，分别承担导弹总体、发动机和控制导引系统的研究任务，此后又分别成立了三分院、四分院和上海试制基地，确立了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最初组织基础。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航天的开拓者们迅速转入自行设计、独立研制的工作中；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各部门的大力协同下，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与此同时，自行设计和配套生产走完了一个全过程，各项预先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其后大规模的航天科研生产工作做好了技术准备。

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思想素质的科研、管理和后勤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精神，在初期型号研制过程中得到了初步确立。所有这些，从物质、技术、人才、精神等多个方面为航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内容与良好条件。

就拿人才队伍来说，中央十分重视科技队伍、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通过大量富有实效的工作，抽调了1000多名经历过革命战火洗礼的军政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技专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和科研条件，克服种种困难，聚集到新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旗帜下。不少学有专长的国内知名专家，如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以发展航天科技工业为己任，投身航天事业，开始从事拓荒性的工作。在组织工人队伍时，除了选调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善打硬仗的技术工人外，还从部队选调一批身强体壮、思想作风好的复员战士，从技工学校选调一批有理论、有文化、肯钻研的学员，从而保证了工人队伍的良好素质。在组织后勤队伍时，选调了一批富有军队后勤经验的解放军官兵，使科研后勤工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大批从军队调来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来五院后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五院科研工作实践相结合，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全力支持，生活上关心爱护，技术上尊重放手。知识分子感到工作和生活在五院心情舒畅，他们潜心钻研技术，顽强刻苦攻关。这些都为航天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较好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在转折变化中坚持自主创新

1965年是中国航天科技工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经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航天科技工业。在这一阶段，中国航天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用改进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核弹头试验成功，同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中程导弹发射成功。圆满完成了第一代型号任务的研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航天科技工业管理体制。伴随着这期间的许多转折、变化和突破，中国航天文化实现了与航天科技工业发展的历史共进。

经过初创阶段，中国航天基本形成了导弹（火箭）工业体系，以1965年七机部的成立为标志，有中国航天特色的部、院（局、基地）、所（厂）三级管理体制逐步形成。先后在三线地区新建了几个生产基地，在上海建立了航天研制基地，提高了科研生产能力，改善了航天科技工业的布局，形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试制和生产体系，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特别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和整顿调整，中国航天科技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在中央精神的指导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中，航天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调整恢复了原型号院的管理体制，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加强了部、院（局、基地）、所（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进一步确立行政和技术两条指挥线；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多型号研制生产的需要和系统工程原理，充实完善了科研生产管理组织及科研力量，形成了多型号并举的科研生产组织体制。在这一阶段，航天制度文化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取得了重大进取。首先是根据需要和形势变化，在导弹（火箭）技术的基础上发展空间技术，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在导弹武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崛起。

在航天人的顽强拼搏与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同下，1980年5月，洲际导弹成功飞向南太平洋；1982年10月，潜艇水下发射固体导弹取得成功；1984年4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通信卫星成功，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三抓”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通信卫星和进行潜艇水下发射固体导弹三项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又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同时，航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此期间，具有独立自主研制能力的航天技术及其文化得以确立和完善。

在这一时期，通过型号研制任务和技术进步，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专业知识扎实、技术过硬、勇于献身、富有创新精神的航天科技人才队伍；培养了一支思想好、基础扎实、善打硬仗、熟悉系统工程管理的航天科研管理队伍；造就了一个懂技术、擅管理、敢决策的航天科技工业领导群体。而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航天系统工程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这标志着航天精神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成熟。

中国航天人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在继续攀登航天技术发展新高峰的同时，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自身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和创新。根据中央1979年确立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改变单一的军品体制，在确保军品航天科研生产任务完成和强化型号管理组织建设的同时，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大力组织开发民品和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确保民品生产任务的完成和开拓市场，各航天企事业单位实行转轨变型，大力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由单纯管理执行型变为经营决策型，由完全内向型变为内外结合型；在组织原则上，坚持以职责设机构、以事定人和分权经营。基本实现了“一个目标、两级经营、三级管理”的军民品结构型管理体制，完成了从纯军品的科研生产型到军民结合的科研生产经营型的转变。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航天民用产品工业总产值已占航天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5％。经营方针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民品市场的发展既为航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动力，又为航天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三、在快速发展中坚持勇攀高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航天科技工业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完成第一代航天型号任务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一代航天型号的研制，以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市场和“神舟”系列飞船升空为标志，中国航天科技工业进入了上水平、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航天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航天科研项目和企事业单位的拨款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航天企事业单位同时面临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转轨变型所形成的科研生产经营型的航天科研生产组织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理顺航天军品、民品与市场的关系，航天企事业单位一方面要完成国家指令性军品科研生产计划和保证军品科研生产能力持续提高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肩负起将航天高技术产业转化为民用的历史使命。所以，客观上要求航天科技工业及其各企事业单位在管理组织和领导体制上注入新的元素，引入新的机制，在科研生产经营型管理体制上深化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以解决军民品科研生产运行中的矛盾和冲突，理顺军民品的关系，建立结构合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军民品科研生产体系，促进军民品的健康、持续发展，实现军品优质高效和民品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在这种宏观环境和内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领导者顺应当代产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潮流，重视加快建设中国航天文化，为航天科技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993年6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简称“航天总公司”）的成立使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管理体制由政府管理变为公司化管理。航天科技工业及其各企事业单位通过改组、改制、改造，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99年7月1日，航天总公司改组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航天科技”）和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2001年后更名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航天科工”），政府管理职能彻底剥离，标志着我国航天科技工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航天科技工业历史上变化最大、最深刻的一次变革。江泽民在给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成立大会的贺信中要求，各军工集团公司要在这次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继续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军工企事业单位的战略性重组，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朱镕基要求国防科技工业要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企分开；二是建立适度竞争的机制；三是科研力量要适当集中，确保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发展；四是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五是有利于企业搞活和脱困。目的在于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为跨世纪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组建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形成“竞争、激励、监督和评价”的新机制。这意味着在新的世纪，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航天各企事业单位的战略性重组也会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航天”的共同旗帜下，两大集团公司成为携手合作、适度竞争的新型关系。航天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航天人团结协作、增强航天两大集团内部凝聚力和面向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被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领导者提高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肩负起新的时代赋予航天科技工业的更伟大的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中国航天科技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后掌握了气象卫星总体设计技术，通信卫星的大容量、长寿命、高可靠技术，遥感卫星的长寿命、高分辨率技术，新一代导弹武器技术，运载火箭捆绑技术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发射技术，并陆续在移动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载人航天等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航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并占据一席之地，在航天技术输出、卫星零部件和机电产品出口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一系列技术创新，推动中国航天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航天科技工业部门还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推出了一系列航天文化建设工程，如“航天标志工程”“凝聚力工程”“行为规范工程”等。许多航天企事业单位在加强内部文化建设时，十分重视航天形象、部门形象、企业形象、产品品牌的树立和航天精神的弘扬。特别是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江泽民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航天精神再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确立，标志着航天精神文化从航天领域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层次和高度。“中国航天”不仅成为航天科技工业在国内外最响亮的名字和标识，而且是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和建设成就的标志。

“十五”期间，政府加大了对航天科技工业基础能力建设的投入，先后制定了《民用航天项目发射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等航天行业管理政策与规章制度，加强了航天科研生产许可证的管理，积极推进航天科技工业体制机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寓军于民的航天科技工业格局的形成。2000年11月，中国发布了《中国的航天》2000年版白皮书，提出了中国航天包含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的“大航天”概念，广大航天部门、客户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航天活动，全国大力协同，形成了航天活动管理的新构架，初步形成了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空间科学协调发展的局面。

在此期间，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空间科学各方面均取得快速发展，成功发射“长征”系列火箭24次，运载火箭质量和可靠性水平稳步提高，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展步伐加快；天地一体化综合卫星应用体系建设有效推进，卫星应用领域得到拓展，卫星应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通过组织实施资源卫星示范应用工程，推动了资源卫星应用领域的扩展，提高了国产卫星数据的占有率；月球探测一期工程全面启动，为进一步开展深空探测积累经验。“大航天”概念得到广泛认同，载人航天不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首次实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飞行活动的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实现多人多天的在轨飞行并安全返回，大大提升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可靠性、安全性及大系统集成能力，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基础和研发能力稳步提升，航天科技工业体系更趋完善，建立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民用航天科研生产和试验基地，航天科技工业的研制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供给与保障能力得到较大提高。

中国航天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航天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对外合作成效显著，中国航天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2005年10月28日，中国、泰国、巴基斯坦、秘鲁、蒙古、伊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八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成为继欧空局之后，第二个推动区域空间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已跻身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中国航天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带动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一五”期间，中国航天发射数量再创新高，48枚“长征”系列火箭发射了53个中国航天器（其中人造地球卫星50颗、载人飞船1艘、月球探测器2个）和5颗外国卫星。《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阐述了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及取得的一系列新成就，包括建成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制和试验基地，进一步完善了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条件，航天科技基础能力显著提高；空间技术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技术，载人航天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月球探测工程全面启动；空间应用体系初步形成，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应用效益显著提高；空间科学实验与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十二五”期间，中国航天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不断强化体系化的发展思路，针对国家需要，矢志不渝地为国家安全提供先进的航天防务装备和高科技产品，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国防实力，为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筑起了坚固的钢铁长城。《2011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阐述了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航天重大科技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空间技术整体水平大幅跃升，空间应用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空间科学取得创新性成果。

中国航天科技工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中国已从航天大国逐步向航天强国迈进。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各种功能的卫星，应用在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领域。载人航天工程，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稳步推进，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探月工程按照“绕、落、回”三步走的计划，顺利组织实施。

包括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在内的航天事业的成就，不仅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其物质存在就是航天器和运载工具，研究院所和工厂，发射场和测控站，各种设施设备等。然而，航天事业之所以称为事业，关键在于其具有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