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这种对历史意识和历史学家的敌意在西欧各国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到处弥漫着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即，欧洲在它过去的废墟中狂热地翻来找去，这与其说表达了一种对现在的牢固控制感，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无意识恐惧，未来太可怕了，人们不敢去思考。甚至在19世纪结束之前，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就已经预见到了欧洲文化的死亡并做出了回应：摈弃学院派所实践的那种历史学，坦率地声明历史学有必要转变成艺术，但拒绝公开签名来为他的这种另类学说辩护。叔本华曾经教导他，不仅传统的历史探究是无聊的，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也是愚蠢的。另一个伟大的叔本华式作家托马斯·曼在其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中，把这种即将到来的堕落感归因于一种先进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超级意识。哈诺·布登勃洛克的审美感受力既是其资产阶级家庭史的精美产物，也是它瓦解的征兆。同时，诸如柏格森和克拉格斯这类哲学家认为，历史时间本身这个概念是疾病的根源，因为它将人们束缚在陈旧的制度、观念和价值上。

比较之下，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敌意不那么明显。比如社会学家，他们继续探索某种方法，以便把历史学和科学结合在一些新学科亦即所谓的“精神科学”中，这些精神科学所依照的纲领是由威廉·狄尔泰制定而后由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具体实施的。另一方面，像威廉·文德尔班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试图把历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将历史学标明为一种艺术，它即便不能提供社会变化的规律，却也能够对人类经验的总体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洞见。克罗齐进一步认为，历史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同时也是一门主学科，它是一种足以满足当代西方人需要的社会智慧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历史学在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残存的一点声望，因为战争似乎证实了尼采在两代人之前曾坚持过的那种观点。人们通常假定，历史能够提供某种生活的训练，也是“通过例证进行的哲学教诲”，但令人失望的是，它几乎没怎么让人们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也没有教导人们在战争期间应该怎么做，而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历史学家似乎也不能够超脱狭隘的党派忠诚，也不能够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理解战争。他们即便没有单纯地重复政府当时有关敌人犯罪意图的口号，也往往会老调重弹，他们会说：没有人真正想要战争；但战争“还是发生了”。

当然，情况可能完全是这样的；但这看起来与其说是一种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认可，认可没有任何的解释是可能的，起码对历史学来说是这样。对于其他学科是否也可以这么说，这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也把经典历史学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战前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为了当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历史学成为那些不再相信人类有能力理解其处境的人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保罗·瓦莱里把这种新的反历史主义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道：

历史学是从知识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最危险的产物……历史学试图说明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但它恰恰什么也教导不了，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为一切事物提供例证……上一次战争使那种深谋远虑的自负遭受到了最致命的打击。但这不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战争中更加严重的精神伤害，过去和未来都不能够为当下特别的人类行动提供方向。如同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本诗中所吟：“明智之士不知/何谓变化发展/子孙后代/远在其外。”从这种极其非历史的世界观中，他得出了必然的伦理结论：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积极活跃的人来说，向他的同胞传授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或许更具革命性，也更值得：你就是你，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你的生活。有钱的人，长命百岁；有权的人，永远正确；有势的人，确立正义。这就是历史！这个历史！面前就是现在；攫取它，吃掉它，然后死去。

在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直接提出了新与旧的关系问题，M.O.格申森在写给历史学家V.I.伊万诺夫的信中表达了一个愿望，他希望时代的暴力会在“赤裸裸的人类和赤裸裸的大地”之间带来一种崭新的和更富创造力的相互关系。他写道：“对我来说，沐浴在遗忘河里，忘记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简言之，他希望摆脱历史的重负。

这种反历史主义态度构成了纳粹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基础，而存在主义则是30年代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遗产。斯宾格勒从很多方面说都是纳粹主义的先驱，而马尔罗则是法国存在主义公认的创始人。他们两个都教导说，历史只有在它破坏而不是建立对过去的责任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甚至那位坦诚的人道主义者奥尔特加·加西特，也在1923年撰文表达了与他们两个人同样的信念，即，过去只不过是一种重负。在《现代主题》（1923）中，奥尔加特写道：“我们的制度，像我们的剧院一样，是时代错误。我们既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终止那些伤害生命力的过去知识的扩张，也没有任何办法适应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题献给受纳粹压迫的受害者的一部作品中，他坦言，历史给予他的唯一教训是，“人类是一种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实体，可以将它随心所欲地造成任何形状，正因为它什么也不是，除了仅仅是你‘随便’利用的纯粹潜力”。希特勒的“虚无主义革命”的基础正是这种已知的过去和经历的现在之间毫不相关的感觉。希特勒曾在一个场合对劳施宁说：“在19世纪是真实的东西，在20世纪就不再是真实的了。”无论纳粹知识分子（比如海德格尔和荣格尔）还是作为纳粹敌人的法国存在主义者（比如加缪和萨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与希特勒的看法一致。对于这两派的人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去研究过去，而是应不应该研究过去。

莫索尔是加缪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1942）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无辜的”杀人犯。他杀害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这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与他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其他无谓的行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正是“在历史方面”博学的公诉人向陪审团表明，如何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构成莫索尔生存的原子事件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他为一种“罪行”“负责”，并说明他何以被定为杀人犯。莫索尔的生活被作者再现为一系列完全随意的事件，但它却被一些人编入一个自觉意图的模式中，这些人“了解”私人感受和公共姿态所应当具有的“意义”。正是这种将一种似是而非的“意义”之网罩在过去上面的能力，根据加缪的说法，使得社会在莫索尔的“罪行”与对他作为杀人犯的“判决”之间做出了区分。加缪否认在各种不同的杀人行为之间存在真正的区别。只是那种由社会意识所维持的虚伪才使得社会把莫索尔的行为称为“谋杀”，而将自己对莫索尔的判决称为“正义”。

在《叛逆者》（1951）中，加缪又返回这个主题，认为当今时代的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源自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而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又可以在西方人偏执狂般地理解历史的欲望中找到其根源。他写道：“纯粹的历史思想是虚无主义的，它全身心地接受历史的罪恶”，并把世界交付给赤裸裸的武力。接下来，他又呼应被他刚刚谴责过的尼采的观点，将艺术置于历史学之上，认为只有艺术才能够把人类与已经被人类完全疏远了的自然重新结合在一起。因为加缪在历史问题上的这一根本态度，诗人勒内·夏尔为他撰写了这样一句墓志铭：“执着于收获，漠然于历史，乃吾弓之两端。”

法国存在主义的两位领军人物加缪和萨特，无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什么分歧，都对历史意识持一种鄙视的态度。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1938）中的主人公罗昆丁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如他自己所说，他“写了许多文章”，但都不需要什么“天分”。罗昆丁试图写一部书，描写一位被称作罗勒本侯爵的18世纪的外交官。但是他被文献淹没了；文献真是“太多”了。此外，这些文献也缺乏完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倒不是说这些文献彼此矛盾，罗昆丁只是说“它们似乎不是有关同一些人的”。然而，罗昆丁在其日记中写道：“其他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这些同样的信息资源工作的。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答案当然在于，罗昆丁本人内心具有一种完全“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欠缺感。罗昆丁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没有人性的自然”，把自己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幻觉：“在你活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场景变换，人来人往，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开头。一天，又一天，一种冗长单调的叠加，没有节奏，也没有道理。”罗昆丁缺乏任何的中心意识，以便在此基础上去整理过去或者现在的世界。“我不具备生存的权利”，罗昆丁写道，“我偶然来到世上，像一块石头、一棵植物、一个细菌一样地生存着。我生命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去寻求那无足轻重的快乐。有时，它会发出模糊的信号，但其他时候，我听到的只是无害的嗡嗡声”。他的朋友，那位自修者，在罗昆丁面前树立起一个美国乐观主义者的形象，他简单地相信学识能够带来救助。他还像一个守旧的人道主义者那样相信，“生活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我们选择赋予它这种意义的话”。然而，罗昆丁之所以患病，恰恰就是因为他无法相信这类愚蠢的口号。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是无缘无故地诞生，在虚弱状态下苟延残喘，最后意外地死去”。萨特只需再加上戈特弗里德·本所说的“这个历史！”这句话，就会更明确地传达出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中的那种反历史主义思想倾向，这部哲学著作的创作是与小说《恶心》的写作同时进行的。如果评论家们牢记这两部著作，他们本可以对萨特的《词语》（1964）作出更好的批评。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因萨特含混不清的“忏悔”而懊恼了。他们也就懂得了萨特的这一信念，即，唯一重要的历史是个人记住的东西，而个人只会记住那些他愿意记住的东西。萨特反对那种有关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学说，坚持认为过去就是我们决定从中记住的东西；除了我们对它的有意记忆，过去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存在形式。我们选择未来，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过去。因此，像我们多种多样的各自的过去一样，历史的过去往最好处说是一种神话，它说明我们对某种特殊将来所下的赌注是正当的，往最坏处说是一种谎言，回过头来把我们通过选择而已经事实上成为的东西合理化。

我可以继续列举现代作品中反对历史的这类例子。但是，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表明我的观点，那么，我或许根本就无法成功地表明了。我的观点是：现代艺术家没有充分思考过去人们常说的历史想象。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历史想象”这个词不仅包含术语上的矛盾，而且为当前人们现实地解决最紧迫的精神问题造成了障碍。许多现代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非常类似于N.O.布朗的态度，布朗把历史视为一种“固恋”，“它使精神病患者疏远现在，并将他限定在对未来之过去的无意识追寻中”。对他们来说，正如对布朗来说，历史不仅是过去以过时的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形式强加给现在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赋予这些过时的形式以华而不实的权威。简言之，对于艺术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历史学家似乎是一种疾病的携带者，这种疾病既是19世纪文明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它的一种报应。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现代虚构作品试图将西方人从历史意识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原因。它告诉我们，只有把人类智力从历史感中解放出来，人们才能够创造性地面对现在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重视艺术观点、不视其为纯粹游戏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他必须扪心自问，如何能加入这场解放运动，他的加入是否会导致历史自身的毁灭。

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来自整个知识群体的批评，也不能因为得到文化外行人的青睐就心安理得了。如果一门学术性学科仅仅诉诸于普通人的尊重，那么，任何一种活动都有存在的理由，无论这种活动对文明是有益还是有害。那样的话，即使最陈腐的新闻学也有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再进一步举新闻学为例子，新闻学越是陈腐，它就越有机会得到普通人的青睐。任何一门学术性学科，当它失去了神秘性而开始探讨那些仅仅让普通大众兴奋的东西时，这不仅远不能让人舒服，而且或许还真有理由让人担忧了。历史学家自称属于知识分子群体，而不与一般文化大众为伍。仅此而言，历史学家对前者的义务超过了对后者的义务。因此，如果艺术家和科学家——根据他们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能力而不是作为内战图书俱乐部成员的能力——发现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那些事实价值不高而且还可能是有害的，那么，历史学家就该问问自己，这类指责是否具有某种现实的根据。

历史学家也不能争辩说，艺术家和科学家关于应该如何研究过去的观点与自己无关。毕竟，历史学家已经习惯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也不需要一种特别的智力资质。对于大部分历史研究工作而言，所谓历史学家的“培训”也就是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悉档案馆工作，完成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刊物。至于其他必要条件，顶多还包括有关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一些边缘领域的阅历，自律能力和健康的体魄，仅此而已。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些要求。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去说明人们可能就历史记录所提出的问题呢？又怎么能说只有他们才能够确定对所提问题是否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呢？对于整个知识群体来说，以下这一点已不再是什么自明的真理了：对过去的无利害研究——如常言所说的“为其自身”的研究——或者能使我们的人性高贵，或者能照亮我们的人性。事实上，艺术界和科学界似乎已经达成了与此正好相反的共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在某个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使之与整个知识群体的目标和目的相一致，也就是说，改造历史研究，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