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与异
——读谢阁兰的《庸匠》一诗
谢阁兰的第一本诗集《碑》创作于中国，出版于北京，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是名副其实的中西合璧、法汉双语诗集。比如，诗集封面上题有“古今碑录”四个隶书汉字，每章前依次写有“南面”“北面”“东面”“西面”“曲直”“中”这几个草体汉字，每首诗还冠上了一句正楷书写的汉语题词。至于诗集的内容，更是借助、化用了大量中国资源，与中国文化构成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
其中的《庸匠》一诗，汉语题词是“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语出《诗经·大东》。实际上，正如这里的汉语题词特意向我们指明的，谢阁兰的这首诗，除开头和结尾外，全篇基本上是对《大东》中一些段落的翻译或改写。不过，谢阁兰在写作时更直接的来源是顾赛芬神父翻译的中法拉丁文对照版《诗经》，这个版本很大程度上是意译性质的，而谢阁兰又对这个版本的翻译做了一些简化工作。《大东》一诗较长，我们把相关段落录于下：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1]
《大东》一般被认为是当时的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朝统治的政治诗，其艺术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特色，人间与星空，现实与想象在诗中熔于一炉，互补互证，极富艺术效果。吴闿生在《诗义会通》中说：“文情俶诡奇幻，不可方物，在《风》《雅》中为别调。开辞赋之先声。后半措词运笔，极似《离骚》，实三代上之奇文也。”[2]
谢阁兰的《庸匠》一诗参照的正是《大东》的“后半措词运笔”，也就是所谓影响了屈原的“三代上之奇文”这部分。他的诗很短，我们把汉译全录于下：
在天上的二十八座星宿中，织女星从未织过丝绸；
牵牛星颈套绳索，却不能拉车；
天毕星网眼无数，多么适合套野兔，但从来都一无所获；
南箕星不会簸扬，北斗星甚至不能用来称油！
地上的匠人指责天匠：徒有虚名，庸碌无能。
诗人说：他们放光。[3]
可以看出，谢阁兰略掉了原诗中枝枝蔓蔓的细节，只记下了主要思想和意境：织女不能织锦，牵牛不能拉车，天毕不能捕兔，簸箕不能簸扬，北斗不能称油。当然，他也改变了原诗的一些意象，比如“挹酒浆”，即“舀酒”，在他的诗中成为“称油”。
显然，一个不懂中文的法国读者是不大可能准确理解谢阁兰这首诗的，阅读障碍恰恰来自谢阁兰直译而未加解释的这些中国星宿的名称，因为它们在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中没有对应物，何况这里还涉及它们在中国神话和民俗等叙事传统中的文化含义以及它们在美学史上的思想含义。因此，无论如何，它们的直译都显得十分生硬，突兀。
顾赛芬神父翻译《大东》一诗时应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跂彼织女”，他翻成“Ily a aussi les trois étoiles disposées en triangle et formant la constellation de la Vierge qui fait de la toile—Wéga et deux autres étoiles de la Lyre”（还有呈三角形的三星组成的正在织布的室女座——织女星和另两颗天琴座的星），而“睆彼牵牛”则译为“Ce boeuf traîné à l’aide d’une corde—le cou de l’Aigle—est très brillant”（用一根绳子牵着的那头牛——天鹰座的脖子——很明亮）。[4]显然，这种带有阐释意味的翻译才可能在中西文化之间形成最低限度的理解和交流。至于这种翻译是否保留了诗歌的审美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当然不是在指责谢阁兰的翻译，而且恰恰相反，在他的诗中，正是这些中国专有的事物，这些陌生的名称，这些奇特的意象，以闪烁、影射、暗示的方式，朦朦胧胧地指向异域文化，充满挑逗的神秘魅力，给人以解读和联想的无限可能性，要求读者加入，共同完成诗歌功能，所以他这首诗一向受人夸赞。总之，在法文中，《庸匠》一诗最明显、最主要的诗意，就产生于谢阁兰的这种直译。另外，说到底，谢阁兰也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写作，是利用中国资源创造自己的诗歌世界。
在这首诗中，他最明显的个性创造在于结尾：“地上的匠人指责天匠：徒有虚名，庸碌无能。/诗人说：它们放光。”这里的“徒有虚名”和“庸碌无能”在法语原文中是“imposture”（欺骗）和“nullité”（无用），诗人的意思是，繁星虽然没什么用，但星光灿烂，很美，这就够了。
不言而喻，谢阁兰在这里是通过假想的中西对话来表达自己的诗歌思想，是站在唯美主义立场对美而无用思想的反驳，这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话题。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大东》一诗中的这些星宿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引发的主要不是美与用的问题，而是名与实的问题，历代注疏都认为这里是有名无实、虚像盗名的比喻，而且它们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范式，以至钱锺书在谈到《大东》时说：“此意祖构频仍，几成葫芦依样。”[5]因此，谢阁兰在这里面对的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中国文化，他和中国传统的对话（反驳也是一种对话关系），实际上是在和一种虚构的、不存在的传统对话。这不仅不再是中西对话，甚至不再是对话，而是独白。
按照法国学者布伊埃在他那部著名的《碑》评注本中的考证，《庸匠》这首诗在谢阁兰的手稿上还有好几个备选的尾句：“星相学家说：它们施加影响。”“年迈的哲人：它们不存在。”“旅人：它们在旅行。”“我：它们存在。”[6]这些备选的诗句，不论选用哪一个，都将再次彻底改变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和深层意义。尽管在最终的版本中，这些可能的诗句都被丢弃了，但它们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曾出现、曾被考虑这一事实本身，仍然是惊人而富于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由此可见，就连上述这种美与用的主题本身都是随机的，不是这里借用的《大东》必然导出的唯一逻辑结果，而仅仅是众多面向之一。古老的中国文化资源在新的法语诗歌语境中，失去了本源，无限地延宕，被迫一次次地要求重新阐释，而这一切又以缠绕的方式必然地作用于诗歌本身，潜移默化地影响诗歌意义的生成。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确认谢阁兰在《庸匠》这首诗中表现出的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性质了。他大量利用中国资源，而且是原原本本地利用，甚至在语言层面上不惜采用直译的方式，牺牲可理解性来保持他者的异质性，这几乎可以说是“全盘汉化”了。但同时，中国文化的因子在他那里只是灵感的起点，只是诗歌的起源，他者的“赋比兴”成就的却是自我的“风雅颂”，最终他不仅保留而且强调了自己完完全全的主体性。实际上，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庸匠》一诗也只是放入法国或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才有审美价值，才有意义，尤其是新意。
如果退一步，以更折衷的观点看，我们也可以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化同存共处，两者都成为一种解构、建构的阐释过程，最终产生出了既有别于中国审美传统，也有别于西方审美传统的充满个性的诗歌。因此，我们可以说谢阁兰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但同时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里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或者即使是接受，这也是一种复杂的接受，我们很难因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发扬光大而窃喜，自得。其实，这不仅是《庸匠》一诗的情况，也是谢阁兰借用中国资源的全部诗歌创作的情况，甚至是西方大部分所谓“书写中国”的作家的情况。
例如，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就曾全文引用过《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并且做了几乎逐词逐句的解读，但最终却导向了一种象征经济学，即一种结构的交换，导向了一种身体欲望的解读：“欲望本身只不过是能指按照音乐节奏，即按照庄子的屠夫所用的这把刀的节奏，在身体的奥耳甫斯式分散中，在诗歌的易位书写式分散中的消解。”[7]这样的阐释对我们而言应该是极其陌生的，与我们平常的理解有巨大的差异。
最后，《庸匠》一诗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翻译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大致和谢阁兰在同一时期，人称赵老爷的翻译家赵景深，从英语翻译契诃夫的一篇小说时，把“Milky Way”译成了“牛乳路”。尽管他在后来的修订中改译为“天河”，但鲁迅还是写了《风马牛》一文，对他的翻译提出批评，《教授杂咏》中的一首打油诗也是对此的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8]从此，这个翻译事件就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事件，甚至有了意识形态意味，至今还偶尔能见到翻案和反翻案的论争。
至少从表面看，谢阁兰和赵景深做的是性质相同的事情，而且谢阁兰更过分，更极端，因为这些中国特有的星宿名称的直译比牛乳路和银河之间的反差更大。但有意思的是，赵景深似乎犯了一个错误，谢阁兰却好像取得了某种成功。因此，对他们的评判，显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标准，如果追究起来，这里的标准则远远超出了直译与意译的立场之争，不仅涉及文学、语言和翻译的观念问题，而且还涉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情感等问题。实际上，众所周知，在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中，鲁迅提倡的是“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但他批评的恰恰是梁实秋的弟子赵景深采用了直译，而不是意译。
谢阁兰和赵景深的对照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而且有启发意义的案例。
作者简介：车槿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34页。
[2] 吴闿生：《诗义会通》，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页。
[3] 谢阁兰：《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115页。
[4] Che king, trad. Couvreur, Ho-kien fou, 1913—1916, p. 265.
[5]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54页。
[6] Segalen. Stèles. Edition critique, commentée et augmentée de plusieurs inédits, établie par Henry Bouillier, Mercure de France, 1982, pp. 213—214.
[7]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