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罗素的访华语境：跨文化对话的桥梁设计者与构筑者

罗素并非超人的圣贤，但可称为智者与仁者，对他这一类的大思想家来说，不同的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每一种特定文化的完整性应得到尊重和维护，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避免由于政治和地理而分离。这就促使哲学家、教育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从事文化间的对话，并在理论上探索跨文化哲学的可能性；罗素一生都在进行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对话和话语，相互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发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每一种文化中的成员都可以导致和强化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像罗素一类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哲学家、教育家和一般知识分子就可能成为横向跨文化的沟通者与翻译员。正如鲍曼所说的，这些人们都是社会各种复杂关系(therelationalmultiplexities society)的翻译者，而他们所用的方式是由“意义社区(community of meaning)”的习惯与信念所决定的。[1]

加瑞特(DonGarrett) 认为现代哲学史至少在四个方面创造了“机遇”：“一是从哲学的哲学，即大规模革命意识形态中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等，都企图系统地对以往哲学著作的解译与评价（无论肯定或否定）进行了误导。二是产生了更多更好的研究工具，它们加强了著名哲学家们的理解，并激励了哲学家为值得认识的东西进行更好的探索。三是对其他领域、作者和学科进行了更广泛的拓展，因而为研究和语境化提供了新工作与新资源。四是在近代哲学史过去的50年中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为将来的事业提供了语境和动力，并为研究与论证的质量建立了高档次的标准。”[2]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了某些“危机”：哲学史家分裂成两大思想阵营，“其中一个是以哲学应用为代价，狭隘地强调语境化与历史探索的作用；另一个则以语境化为代价，狭隘地注重哲学评价与应用的作用。这样一来，所造成的后果是对双方都不利。……更重要的是，近代哲学的语境化与应用化并非去引介解译与评价，因而遭遇麻烦”[3]。罗素等思想大师就是参与了创造上述的“机遇”，但也在上述的“危机”中得到困惑。

赫索格瑞夫(David J. Hesselgrave)和罗门(Edward Rommen)指出：1)“在真正的意义上，语境化、文化以及神学这三者都有一个同时的开端”;2) “一个新语词需要我们调整文化语境的信息……这个新语词就是语境化”;3) “虚假的语境化产生某种未经批判的文化信仰形式”;4) “语境化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5) “语境化并不意味人民与文化的分隔…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人民必须为获得自身的认同而斗争，从而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体，而这一切都保留在语境的相互依赖中。语境化意味着更新的可能性必须首先在地域和特定境况中才能产生，而且总是在当代相互依存的构架中被引向过去、现在以及可能将来发生的问题”;6) “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大都关注‘文化层面’上的语境化”;7) “语境化应当将自身看作‘关系的中心’…真实的语境化承认人在文化中的异化”;8) “将动态范式当作与所有语境化相关活动的某种模式来应用”[4]。有学者对“语境”研究趋势所作出的预测很是到位：“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总趋势是从抽象的结构系统的研究转向语言应用理论的研究，由语言的静态描写转向语言的动态功能的研究，从单纯的科学型向社会人文型发展，由微观的小语言向宏观的大语言发展，由单科性向多边缘交叉性、多方位性的综合研究发展。在这种新潮趋势的影响下，近半个世纪来，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等相继兴起问世。”[5]

纵观历史，正如16世纪利玛窦与中国最早的“大学”——白鹿洞书院的学人们开创了直接思想对话一样，大哲罗素与杜威可誉为现代东西方思想对话之间桥梁的卓越设计者与构筑者。总之，今天重温罗素，试图还原当时社会与历史的语境，并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延续中，了解这位西方大哲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所带来的影响，一定大有裨益。

我们从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对话因语境而产生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东西方研究或跨文化研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语言沟通问题。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时就产生了跨语言的研究问题。语言障碍经常在笔译或口译中出现，而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话者互相无法理解，甚至产生严重的误解。因此，有学者提出必须加强跨语言的研究，其目的有三：一、审查有关跨语言方法的文献； 二、从这些文献中，综合出方法论的标准，用以评估笔译者与口译者；三、在跨语言研究中测试这些标准。[6]许多比较研究者都承认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的困难和挑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设计存在很大问题，例如要求大多数研究人员仅表达负面意见。然而，尽管跨文化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复杂的和耗时的，但研究人员决不能放弃和忽视这个重要的知识领域。从长远的角度看，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需要跨文化的专业管理人才以及业务管理机构。因此，尽管有挑战，跨文化研究必须得到扩展却是一个关键。此外，还必须承认文化语境的说法是一个日益重要，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最佳的跨文化研究应当考量四个关键领域，即仪器装备的发展，数据采集的方法，例证分析以及数据分析的问题。[7]一些学者认为，东西方哲学之间没有“可比性”，它们根本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或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东西方哲学各自的文本与话语系统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是进行比较的最大障碍。正是由于这个根本原因，罗素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从另一角度看，哲学的一般性、普遍性与抽象性与现实各种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个别性与具象性相脱节，易使东西方对话陷入徒劳；此外，哲学是智慧化、玄学化、主体化、群体认同化，还是知识化、科学化、客体化、个体认同化，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有印度学者指出：“自从1923年马森奥塞尔(P.Masson-Oursel)《比较哲学》一书问世后，学者们对比较哲学的任务与方法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发现比较哲学中的不少原则与方法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和没有成果的。”[8]有学者向比较哲学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这种挑战可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推力”。这种推力引起的挑战构成了两种主张：文化的依赖性与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可逾越性。“之所以造成后者的那种障碍是由于非正统不可通约的概念方案，各种文化通过这个方案来观察世界。这种观念对很多哲学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9]

著名东西方研究学者张隆溪指出：在21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都在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这是我们开展东西方研究极为有利的时刻，为研究东西方思想传统和典章制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这个时刻，“我们重新审视东西文化交往的历史，以窥见未来发展可能的途径，也许是深化东西方研究必须迈出的一步”[10]。他如此总结道：当代西方理论对差异的强调，对我们也必然产生很大影响，而我们要在东西方研究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独到的见解，就必须依据自己生活的实际经验和对事物的真实了解，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达到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不能人云亦云，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概念、方法和结论。这绝不是简单地反对理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熟悉西方理论，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其背景和必有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在把握事实和文献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不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处理东西方的关系，却机械搬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那就不可能真正对研究和学术作出贡献，也不可能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也许现在正是开展东西方研究最有利的时刻，西方学界已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诉求，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达到东西方跨文化的理解，在东西方研究中做出我们的贡献。”[11]

[1]Zygmunt Bauman.1987.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Oxford:Polity,p.4.

[2]Don Garrett.2004.“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Philosophy,”In The Futurefor Philosophy,edited by Brian Lei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63—64.

[3]Don Garrett.2004.“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Philosophy,”In The Futurefor Philosophy,edited by Brian Lei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4.

[4]David J.Hesselgrave and Edward Rommen.2000.Contextualization:Meanings,Methods,and Models,William Carey Library,pp.27,28,31,32,53,58,62.

[5]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24020.htm。

[6]Allison Squires.2009.“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oss-language qualitative research:A research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Volume 46,Issue 2,February 2009,Pages 277—287.

[7] Uma D.Jogulu and Glenice J.Wood.2008.“At the Heart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Challenges in Methodological Design.”http://d08.cgpublisher.com/proposals/136/index_html#author-0.

[8]Joseph Kaipayil.1995.The Epistem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P.T Raju's Views.Center for Indian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p.130.

[9]参见Ewing Chinn. 2007. “The Relativist Challenge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ume 47,Issue 4,December 2007,pp.451—466.

[10] 张隆溪：《东西方研究：历史、方法及未来》,《东西方研究学刊》第1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 同上书，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