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素的访华语境跨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与“不可翻译性”

自由化的个人自主行动，实际上有着传统的来源，如文化习俗，宗教或集体的历史意义和道德权威的原因。正如罗素多多少少所提及的，民主的演变、人权的产生、科学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使人的生活世界和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极度扩张。这些可以追溯到两种观念：一是特定文化社会的个人；另一是所谓“普遍的”人类理性。因此，现代性从一个特定文化社区或集体共享的意义上来预构历史进程。由于这个原因，现代性可以扩大跨文化，并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文化。然而，它并不能为人们提供那些带有附加内容的，依赖于特定文化生存形式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加以接受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无完全超然的文化可以被研究、理解以及判定。文化相对主义通常包括更多的要求，也就是必须了解特定文化为先决条件。不同文化之间既有通约性，也会有不可通约性；从语言沟通的角度说，恐怕还存在着不可翻译性(intranslatability)。[1]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之间有着最大公约数，即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但人类文明也有着不同型和差异性。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的理解和翻译有着很大程度的制约。例如罗素讲演时由赵元任担任口译，某次罗素讲了个笑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翻译，赵元任无奈便机敏地打个圆场对听众说，罗素刚才说了个笑话，大家就笑笑吧。杨端六曾经这样解释过为何罗素并不很热心讲演，原因有二：“一、听众只有此数，效难普被； 二、翻译及记录常错， 遗误于人， 所以彼以为演讲不如著书。”[2]有学者指出：“罗素对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三次讲演经常出现自相矛盾。这可能是由于不完善的翻译以及罗素本身思想的不一致性。”[3]各种语言之间，的确存在“译不准”或“不可翻译性”。例如中国语言中“中国人”和“华人”的意义与用法是有很大区别的，但若译成英文“Chinese"一词，对西方人来说，就很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重温罗素，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与中华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对话中，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双重障碍，但他一生竭力寻求人类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并不断试图冲破这种制约。

语言及其对译过程与效应的因素，在研究东西方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不同语言的沟通在文化的交流上是先决条件之一。语言是有效国际合作的一大障碍，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介质的概念，而是作为概念系统的传送方式，反映思维过程、价值观和意识活动，并表达一个主题。反观当年的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对话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到双方因某些沟通障碍所产生的诸多严重的误解与隔阂。例如在1920 年 10 月湖南省教育会组织的中外名人学术讲演会上，罗素应邀于26—27日作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在讲演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译误记的问题，引起湖南听者和阅者的争论，可见讲演的影响程度。《大公报》从10月31日起连续刊登由北京大学李济民以及杨文冕记录的罗素讲演词，这是介绍罗素讲演的最有影响最直接的记录，但与罗素讲演的实际内容有明显出入。[4]无论是讲演者，还是记录者，都是想让听者和读者真切了解和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罗素在介绍俄国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谈到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说： “俄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有一共产主义的新希望，共产主义就是布尔扎维克， 不过名字不同罢了。”但翻译却说成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是两件东西。记录则以为这样翻译“错误的程度到了百分以上了”，因此“警告读者和听者，不要信了他的”。翻译与记录关于共产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是否同一主义的表述上存在矛盾，不知道是翻译误解罗素的意思还是记录没有记下翻译的内容。不少听者打电话或写信给《大公报》，要求报馆速即更正；许多人直说是记录员记错了。当日旁听讲演的记者张平子在《大公报》著文澄清这两种议论的由来，认为“译的记的都想是对于这两种东西研究得好好的”；罗素所讲的那句话明明是谓“布尔扎维克是俄国的共产主义”，翻译者传述说“布尔扎维克和共产主义是两件东西”。笔述者又把翻译员的话掉转来，谓“共产主义即是布尔扎维克”[5]。为此，记录稿以“附记”形式列出罗素的底稿如下：“1. Bolshevism is simply a Russian form of Communism.2.The Bolshevists would teach all school children Communism。第一句的意义：布尔扎维克就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第二句：布党必以共产主义教学校儿童。照第一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是极显明的了；照第二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如果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那末，布党怎么把共产主义教学童咧？岂不是自相矛盾么？所以我说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是不错的。”[6]从上述报道看来，出现了误译。据当时报道，翻译时有意不将罗素讲演内容译出的，也不乏其例。据李济民、杨文冕的记录，当罗素讲“如果你想懂得布尔扎维的〔克〕是什么东西，你必须把他当做宗教看待。不要把他做政治看待；譬如回教徒之尊重回教一样，然后才能明了他的内容。”翻译员竟将其末尾两句抹杀了，听讲者没有听出来。对此，时任记录的凤蔚也说： 湘人最欢迎罗素讲演，“但是湘当局深恐湘人传染过激主义……颇有遏止意思，于是任翻译底赵元任杨端六曾约农诸君，译罗素讲义，其中真意未能完全照译”[7]。

语境化反映了东西方对话中特定事物或情感、意识、概念、观点和思想的语言和话语，若未考虑其应用的范围，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忽视了此时、此地、此景、此情、此人的语境，发言者和听众就一定造成误导或曲解。当年，作为演讲者的罗素与中国听众通过两种语言的对译作为媒介来进行沟通。由于不同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因此每位与会的听众都有一个独特的语言理解。人们依靠不同的线索，理解在一个特定背景下，某一特定语境中发言者所用词句的正确含义。例如，罗素在讲演中，或者翻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一个变化音，如在句末升调，就可表示对某一问题的肯定或否定，对听众的尊重或轻蔑，以及对自我信念的坚定或动摇。用词的选择也可以作为一个线索，尤其是主导代词，可以表达对听众尊重或傲慢的态度。在特定的语境中，甚至非语言行为，如身体语言或特定的动作或行为也能发挥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语境的线索，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

对于理解罗素著作的书面文字，语境也发挥了作用。读者必须试图了解当时罗素访华时社会、政治或历史背景下的真实含义，而并非仅字面意思。这意味着不仅注意文字本身，还要重视作者罗素的态度、思想和社会背景。当谈到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以及宗教研究等的时候，语境化的概念尤其重要，否则反对者或持少数意见者就不可能存活至今。当解译罗素某一著述文本时，读者也会产生偏见。我们必须审察整个画面来理解罗素的语言，演讲或著述，而不仅仅是文字本身。这意味着应当试图抛开自己的偏见，而同时考虑到罗素的独特思维过程及其信念与个人历史背景；也需要使用所有可用的线索，解释罗素演讲与著述背后的真实含义，并试图从虚构或个人偏见中分离出事实。鉴于每个人的经验和观点不断在变化，在特定的时间点，当读到或听到由罗素作为同一演讲者或著述者所说或所写的东西时，文字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根据蒙特罗斯(LouisA Montrose)的观点，历史是对过去的一个文本重构，因此它并不具有物质性的权威。[8]拉卡普拉(DominickLaCapra)攻击语境历史主义，宣称“语境本身是一个多种类型的文本……它不能变成还原的阅读文本”[9]。拉卡普拉的论证提出了历史著作中“多元互动的语境”[10]，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这种语境适用于话语的史学元虚构(metafictions)。在其书中，他写道：“文本之间及其与语境复杂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解译的特定问题精确地表现在一个文本如何在假定的语境中产生。”[11]这是一个语境的修正概念，在这里，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解译问题。语境对历史实践来说是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它是“历史理解与实践的主要问题”[12]。如此可看出，仅语境本身并不能提供对罗素访华一个完整的历史理解，因为语境（历史背景）本身是通过作为文本本身的历史文件而得以创造。

文本所传递的信息，可能因各种语境方面的问题而遭到误读和误解。例如罗素写于1922年的《中国问题》一书，曾因其中提到“中国轿夫的幸福”而遭到鲁迅的嘲讽，许多此前未读全书的读者，或许也因此对罗素抱有某种偏见。有中国学者提出了较中肯的看法，鲁迅的误读，很可能与1924年的中译本是个“节本”有关，因为涉及时事的内容因“避忌”而被删除。这样一来，罗素精深的分析在最迫切需要听到的时间和最应该被读到的地方，成了一份未被送达的厚礼。学林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个全译本，弥补了这一缺憾。虽然时间早已过去了70多年，这一份时事报告略显时过境迁，但重新听一听一位20世纪最杰出的智者对中国的关切和建议，想必是有益的。或许不少中国读者会深深感动于罗素对中国的情有独钟。[13]

[1]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首次从数学中借用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这一概念来描述前后相继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他指出，在革命后，科学家的知觉和视觉都发生改变，其面对的是一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并与自己先前所居住的世界不可通约（参见Thomas Kuhn.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47—150)。60年代末，为了澄清他人对不可通约性的误解，库恩逐渐从术语分类学(taxonomy)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不可通约性，认为它与不可翻译性(intranslatability)是等同的（参见Joseph Margolis.2003.The Unraveling of Scientism:American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59)。

[2]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 年 11 月 4日。

[3]Jessica Ching-Sze Wang.2007.John Dewey in China:To Teach and To Lear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28.

[4] 李健美、江丽萍：《还原罗素长沙讲演对布尔什维克的真意论述》,《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5] 平子：《答颜长毓君》, （长沙）《大公报》1920 年11 月 24日。

[6] 长沙《大公报》 1920年10月31日， 第 9 版。

[7] 凤蔚：《长沙特约通信》, （上海）《民国日报》1920 年 11 月 14日。

[8] Montrose,Louis A.1989.“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Veeser,pp.15—36.

[9]LaCapra,Dominick.1983.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95.

[10] Ibid.,p.91.

[11]LaCapra,Dominick.1985.History and Critic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28

[12] Zammito,John.1997.“Historicism,Metahistory,and Historical Practice:‘The Historic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ubject,’”ONLINE.INTERNET.22.04.1997,p.791.

[13] 张远山：《罗素的中国情结》,2006年2月7日《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