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素的访华语境：东西方跨文化直接对话的沟通基础

东西方对话的研究应当考虑四个方面：语境化、翻译化、评估化与应用化。[1]我们对罗素的思想和著述也应当考虑这四个方面。在传统文化又在多元化跨文化背景下，除了人类的共同性，罗素所作的东西方对话还体现了两种特性，即历史文化的偶然性与哲学语境的特殊性。一个类似但更复杂哲学反思的背景就是在现实社会。在全球化趋势中，各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既表现为同质性(homogeneity)，也表现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

语境，从中文译名讲，顾名思义就是语言形式产生的环境。狭义而通俗地说，语境就是指口头说话交流中的前言后语，或书面写作表达中的上下文联系。所谓语境，实际上可看作语言的文化背景、历史传承、时空环境、心理诉求以及情绪景象等。语境有两种功能：其一，它能将语言符号的原本多义性转为单义性；其二，它又能从原本语言符号衍生出更多的歧义。由于语言符号本身包含两种实际含义，即赋予义和解释义，并由此产生的语境意义甚至可超越语言符号本初的意义，而主导人类的交往与沟通。除此之外，语境也影响着交往主体，即使用者对语言符号的选择与演绎。语境是构成语言表达与交流的主客观环境或因素。客观性因素有时间、空间、场景、对象、人事、社会关系、论题焦点等所有可能的外在条件；主观性因素有思想、理念、性格、职业、修养、家教、处境、心情等所有可能的主体内在条件。为便于理解，语境也可分为狭义语境与广义语境两类。

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越来越强化地作为一种有效手段，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社会及其结构。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伴随着跨学科和社会科学网络与国际合作而得到。在一定意义上，罗素早在90多年前就使用了这些手段。对他来说，比较研究的重点已从先前单纯描述性的、普遍性的和“免除文化(culture-free)”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社会方式曾在现代工业社会学所揭示的各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阐释，[2]这也意味着，在访华时，作为现代西方“思想代表”的罗素已经试图在不同的而且更广泛的社会语境(thesocialcontext)中，掌控社会规范和制度结构的特殊性，并寻求在更广泛社会语境中的差异性。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对语境化更加强调的另一个结果是，其具备了越来越多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性质，因为在尽可能低的分解(disaggregation)中，必须考虑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罗素访华时所作的近20次的各种讲演以及后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述，都是在跨文化和跨学科语境的对话以及比较研究中进行的，涉及了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等几乎一切重要的领域。

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可谓语境说的始作俑者。1923年，也就是罗素访华后的两年，马林诺斯基曾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或语言性语境与社会性语境（非语言语境）两大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整个文化语境的每一个方面，对民族地理的研究以及理论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它的主要兴趣是将文化当成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研究，并在特定文化的研究中发展一种方法论框架，其中包括语境学说，并开辟了跨文化比较的系统研究。他强烈反对脱离文化语境的各种理论思潮。[3]“……多义词和亚语言的表达能够通过由马林诺斯基于1923年所引介的语境来解决。这种语境理论被后来的人类学家所发展和阐述。然而，在人类学中，语境化超越了进展情况，语境同样也由参与者与观察者的经验以及与新经验交织的性格所决定。”[4]作为基本概念的“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经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后，弗斯(J. R. Firth, 1890—1960)于1950年在其《社会中的人格和语言》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5]弗斯还在其编辑的《人与文化：对马林诺夫斯基著作的评价》中指出：“一方面，时间语境与文化语境对历史概念是重要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又引导研究过程中一般规则的形成，而且对任何重建工作都是必要的。”[6]对此，哈利德(Michael Halliday, 1925—)认为：“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该语言只有在某种环境中运作时才会进入生活。我们没有遇到孤绝的语言，倘若这样做，我们不会将其识别为语言，它总是关联到某一场景，某些人的背景以及从中获得意义的行动和活动。这就涉及‘情景(situation)’，因此，语言被看做‘情景语境’的功用，而且对作为一个重要成分的任何考量，若不能建立在某种情景上，那就可能是人为和没有回报的。”[7]

顺便插科打诨一下，罗素与马林诺夫斯基有着学术以及某些私人来往。1930年11月间，这两位大师之间有两封关于棕色帽子的来往信件使人感到妙趣横生，并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和琢磨当时可能的情景与文化“语境”。

马林诺夫斯基的来信如下：

亲爱的罗素：

在我访问贵校之际，我将唯一像样的棕色帽子留在了您的套房。我很好奇自那时以来，它是否有遮盖英格兰唯一大脑的特权，我谦虚地认为这个大脑比我的大脑更好；或者它是否已经用在一些青少年进行物理、技术、艺术或史前象征主义的实验中；或者它是否已从套房消失了。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或者没有这些假设发生，您能把它装在一个棕色纸包或其他一些包藏的方式运到伦敦，并在明信片上告知在何处我可以取回吗？我很抱歉我的粗心，这是高智力的特征，但也向您暴露了这一切偶然发生的不便事件。

您真诚的马林诺夫斯基

罗素的回信如下：

亲爱的马林诺夫斯基

我的秘书已经在酒店大堂发现一个漂亮的棕色帽子，我猜想就是您的，的确，看到它让我想起了您。周一(17号）我正要赶往经济学院去给学生会作一演讲，除非我的记忆不好，而我的智慧同你的一样好，我会把你的帽子托给经济学院的门房，让他按你的要求转送给你。

您真诚的贝特兰·罗素[8]

有趣的是，若不清楚当时的情景语境，也许读者不易理解这两封信所包含的全部意思，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英格兰唯一大脑”，“这个大脑比我的大脑更好”，“这是高智力的特征”，以及罗素所说“而我的智慧同你的一样好”等。不过，我猜想，这两位大师在别的场合一定对语境问题进行过切磋。有一点可以确认，罗素曾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定影响。例如，罗素曾声称，在母系社会，女性“同男人一样具有放荡的自由”，而这个主张正是来自马林诺夫斯基的著述。[9]有美国学者指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荣格(Carl Jung)的精神分析学，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Franz Boas)参与观察的人类学，罗素、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福特(Henry Ford)的劳动管理技术，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学等，所有这些思想家可以说已吸收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并以重要方式影响了同时代的艺术等领域。[10]

实际上，罗素也早对语境学说提出了理论准备。罗素从来对语言相当重视，曾说过：“我相信，语言的影响一直是深刻的，而又几乎不被人们认识到的。”但他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分两个阶段。在早期，罗素将语言的哲学研究看成是“哲学语法的构建”，也是形而上学（指玄学）的一个准备阶段，即作为实现形而上学目标的实在特性的途径。他说道：“语言的属性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结构。”[11]后来，罗素把语言放在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方法论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对他而言，我们必须关注逻辑形式，因为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会产生误导，而掩盖了其固有的逻辑结构。为了解释逻辑结构，我们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于是，罗素的“这些主张就涉及了语境化”[12]。罗素明确声称自己的“中立一元论(Neutralmonism)”既反对唯心一元论，也反对唯物一元论，而通常人们所称作精神的东西与物理的东西的不同，“就在于安排与语境”[13]。在《论指称(OnDenoting)》一文中，罗素认为摹状词(descriptive phrases)应当被视为量词集合与命题函项(propositional functions)。对他来说，它们作为符号只有在恰当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而在隔绝状态中则毫无意义。[14]近来，也有中国学者指出，指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对罗素摹状语理论的引进与解释，较少把语境和人因素考虑在内，因而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许多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出现的指称现象。因此应在语境视域中考察和反思罗素的摹状语理论，旨在提出新的研究思路。⑤还有的学者专门讨论了罗素有关语境的论述。[15]

罗素看到了有关语言的几种关系：1. 语言与经验事实的关系；2. 语言与形而上学的关系；3. 语言与心理内省的关系；4. 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罗素认为，语言有表达(expression)和交往(communication)两种目的，但它们并非相互割裂的，甚至有时两者密不可分。语言有两种相互联系的长处：其一，它是社会的；其二，它对“思想”提供了公共的表达方式，否则，这些思想就永远是隐私的。若无语言或某种先于并类似语言的东西，人们对环境的知识就会局限于感官所显示的东西，加上那些先天生理构造带给的推理方式。然而，由于语言的帮助，人们就可以明白他人所说的话，还可以说出在感觉上已非当下而仅存于记忆中的事物。若无语言，人们仅能传达具有共同感觉的那一部分生活，而且也仅能传达给那些由环境因素决定而有这些共同感觉的人。

罗素将语言的用途分为共有经验与个人经验两类。这种区分部分依赖于生理学，部分依赖于声波和光量子的持续存在，并使说与写两种语言形式成为可能。语言不仅要依赖物理学，而且必须依赖因果联系才可能有物理学的知识。由于人们对能够可感客体的共同感觉只是大致相似，因而从社会角度看，用于表达这些客体的语言就可能不够准确。但罗素错误地主张即便没有语言也可能有思想，甚至还可能有真假的信念。不过，他还是强调，凡是比较复杂的思想都必需语词。对罗素来说，语言还有另外两种很重要的用处，它可以让人们应用符号处理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这些符号必须具有：(1) 时间上一定程度的永久性，(2) 空间内相当程度的离散性(discreteness)。这两种优势在写作上比言谈更加显著，但在言谈中并非完全缺乏这两种优势。语言是一个有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因为它是从提示客体具有一种确定性、离散性以及准永久性而发端，然而物理学则似乎表明客体并非具有这些特性。因而，哲学家就必须利用语言去担当清除语言所提示的错误信念的艰难使命。有些哲学家为了避免这个使命中的各种问题、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他们宁愿将语言视为一个自立的领域，并企图舍弃语言的意图就是与事实发生关系，以利于我们对付环境。罗素曾对一个词“正确使用”是什么意思，作过以下的界定：“当一个普通听众受到一个词本来意图的影响，这个词就算正确使用。但这仅是有关‘正确’的心理学定义，而非文字上的定义。文字的定义就是将一个普通听众代之以一个生活在很久以前并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这个定义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词说得正确或写得正确变得困难。一个词与其意义的关系，就是支配我们使用这个词以及听到它而行动的因果律性质。”[16]

有不少西方学者仍然应用罗素的语言说来说明语境问题。如在研究用语境来理解有关虚构人物或民间传说的名字时，就应用了罗素1905年发现的“摹状论(The Theory of Description)”[17]，再如在研究非存在物的语境问题时，也应用罗素的思想。[18]有一些学者主张应用语境学说来讨论罗素的思想。[19]例如有学者讨论了罗素《物的分析》一书的历史语境问题。[20]

[1]Don Garrest.2004.“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Modern Philosophy,”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ed Brian Lei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9.

[2]参见Maurice, M., Sellier, F. and Silvestre, J.-J. 1986.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wer:A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Cambridge,MA,MIT Press.

[3]Bronislaw Malinowski.Anthropology.Supplementary volume 1,pp.131—140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3th ed.Chicago:Benton,1926;Social Anthropology.Volume 20,pp.862—870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4th ed.Chicago:Benton,1929;Culture.Volume 4,pp.621—645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31.

[4]Ingrid Rudie.1994.“Making Sense of Experience,”In Kirsten Hastrup and Peter Hervik(ed),Social Experience and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Psychology Press,p.21.

[5]J.R.Firth.1950.“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The SociologicalReviewVolume 42,Issue 1,pp.37—52,January 1950.

[6]J.R.Firth(ed).2002.Man and Culture: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aw Malinowski,Routledge,p.100.

[7]Michael Halliday.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p.28.

[8]Bertrand Russell:Autobiography,Routledge,p.414.

[9]Rosalind Carey and John Ongley.2009.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ertrand Russell's Philosophy,Scarecrow Press,p.111.

[10]Susan Hegeman.2010.“US Modernism.”In David Seed(ed)A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Fiction,Wiley-Blackwell.pp.11—12.

[11]罗素：《对真理与意义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Unwin Paperbacks,1980)，英文版第341页。

[12]Carolyn Swanson.2011.Reburial of Nonexistents:Reconsidering the Meinong-Russell Debate,Value Inquiry Book Series,Vol.231.Rodopi,p.120.

[13]Bertrand Russell.1984.Collected Papers,Vol.7:Theory of Knowledge:The 1913 Manuscript,London,Boston,Sydney:George Allen and Unwin,p.15.

[14]Bertrand Russell.1905.“On Denoting.”Logic and Knowledge,ed.Robert Marsh,1956

.⑤高小丽：《罗素摹状语理论的考察与反思——以语境为维度》,《外语学刊》2009年第6期。

[15] 陈道德：《二十世纪意义理论的发展与语言逻辑的兴起》“第一节弗雷格、罗素论语境与索引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罗素：《心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英文版第198页。

[17]See“The need for Contexualization”,Avant-Garde Critical Studies,2011,Vol.26,p.101.

[18]See Arolyn Swanson.2012.Reburial of Nonexistents:Reconsidering the MeinongRussell Debate,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2012,Vol.85 Issue 1,p.342.

[19]See Michael K.Potter:Bertrand Russell's Ethics,MPG Books,2006;also see Keith Green:Bertrand Russell,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Nov 29,2007.

[20]M.Friedman.1985.“Bertrand Russell's The Analysis of Matter: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Interest.”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2,No.4(Dec.,1985),pp.62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