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这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经典训示。读罗素的书就是与一位思想伟人的交谈。

罗素在访华及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中，闪现出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一簇簇天才的思想火花；这些瞬间和火花，赋予人类一种灿烂的品质，更构成一种永恒的启示。这本书作为《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姐妹篇，力图将这些品质和启示，完整地展开在读者面前。

历史语境，是对伟大思想追本溯源的入口。当年那场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与融合，正是发生在中华民族整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拐点。著者曾在浩瀚无际的历史文献中浮沉游弋。本书阐述的罗素思想大都来自英文原作。一则因为虽有不少罗素著述都译成中文，而著者手头并没有那些译本；二则更因为对原文的理解与那些译者有所不同。为撰写本书，著者访问了中美英加四国，包括台湾香港两地不少著名图书馆，查阅了那里大量有关罗素的中英文资料；不仅读过大部分有关罗素的英文传记，而且还查阅了不少英文历史文献作为旁证。一些中华精英与罗素的来往或对其的评述与批判过去是不为常人所知的。著者还探访了罗素活动过的不少地方，找到了不少近乎立体的感觉。不可否认也会有一些资料得自今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若根本忽略这个功能，至少有非与时俱进之嫌，但其最大弊病就是似是而非、难查出处、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因此，必须查证确实来源，方可坦然用之。

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先简述罗素的生平、成就及主体思想，然后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这位大哲与中国，与当时中华各种精英以及与中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与考证成果：即在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语境还原中重温罗素；分析了这位大哲之所以有浓厚中国情结的前因后果；还审视了罗素与当时中国三类精英在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一、文人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丁文江、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赵元任、杨端六等；二、政治精英，如孙中山、谭延闿、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张申府等；三、哲学精英，如梁漱溟、张东荪、金岳霖、冯友兰、李石岑、傅铜、张岱年、贺麟、洪谦、任华、沈有鼎、王浩、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殷海光等。除了上述老一代“超级精英”，本书还评述了其他一些后起知名或普通知识分子与罗素的某种“对话”，而这些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资料也是不易挖掘的。本书探讨了罗素的中华文化观，其中包括他对道家、儒家以及佛家的评说，以及他对中国重建的看法等。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不仅表现在《中国问题》一书里，而且还藏隐于罗素的其他不少著述中。有一些资料鲜为人知，如当时中国佛教界著名的太虚大师，即吕沛林出国考察讲学时，曾在伦敦与罗素有一次难得而绝佳的东西方直接对话。

罗素祖父，即约翰·罗素对中国的孽债——涉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决策等，亦在本书加以考证，并以此对比来烘托罗素浓郁的中国情结——作为“崇华派”而毕生对这个文明古国的友好；而正是这一点，却为所有罗素研究者所忽略。本书考证了马克思与约翰·罗素的书信来往以及对其评价；还考证了罗素较早系统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著名英国汉学家维尔内(E.T.C.Werner) 和研究唐诗的汉学家韦利(ArthurWaley)。本书首次展示了罗素对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首部小说《目的地：重庆》的评价。此外，本书深入对比了罗素与杜威在几乎同时访华时的不同影响，并以此试图理清当时思想领域中论战的轨迹与张力。著者在罗素浩瀚的英文著述中，查阅到了这位大哲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评价。本书在评析罗素访华重大讲演时，并非简单复述，而是将中文翻译与正式出版的英文著作作了一定的比对，并在与其整体思想的联系中加以把握和解读。本书排查了自1920年以来，罗素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经认真考证，除了提供罗素著作较为完整的列表和罗素生平年表之外，本书还提供了罗素有关中国的部分英文文章列表(1919—1927)、罗素著作的中文译本列表以及罗素访华大事记等。本书英文参考文献名称以及所引用罗素英文著述的出处，都尽量翻译成中文，并标明原文为英文版。本书图文并茂，收集了9张有关罗素及其访华的图片，其中一些十分罕见。

著者在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一个西方大哲就是罗素。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好记、好念。“罗素”的确是一个绝佳的中文译名，“罗”这个姓氏，在中国历史上叫得很响，如“罗成”等；而“素”则是一个意味很深，涵盖颇广的字，如“元素”“因素”“素质”“素性”“素朴”“素材”“素净”等。像很多人一样，知道他是哲学家，并非读他的哲学著作，而是读着他的各种散文体写作走近了他。那时，还没有用“阳光”来形容一类人，如时下流行的“阳光青年”；而在眼前一亮之际，就把“阳光哲学家”的桂冠加在罗素头上。一缕缕智慧、良知与正义的阳光，沿着白纸黑字，落进著者饥渴的灵魂！在迎面而来的人生路标上，总是深深刻着阳光的印记。尽管它并不能将人世间一切阴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无法晒除所有霉菌与腐诟，但却让人感到了人文信念不可扭曲的硬度。再往后，走进“学术”生涯，感到自己就像一块毛坯，不断被罗素的“知识之光”所淬炼。

罗素作为客座教授，在著者所就读和工作过的北京大学进行了近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罗素回忆说：“我讲课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十分优秀的高等学府。校长与副校长都是热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士。”当时罗素在北京的学术讲演，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讲演，大多安排在北京大学；其余较为通俗的课题，则安排在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在任华教授和洪谦教授指导下，著者在北大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罗素。罗素作为访问学者，在著者攻读博士的美国普度大学哲学系作过精彩讲演，至今那里的老教授还记得其中一个题目是“思维的物理条件”，其中谈了他对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此外在这之前，他还撰文抨击了美国与普度大学所在地印第安纳州的教育制度，因而有人攻击他为“反美主义者”。据他所说：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刚好够躲避私刑”。罗素作为特邀教授，在著者所研读过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举办大型研讨班，吸引了卡尔纳普和莫利斯等人参加；研讨很成功，但罗素不喜欢芝加哥的环境和气候，与那个校长相处得也不很愉快。罗素作为访问学者在著者研读过的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作过讲演，那里产生过好几位罗素研究专家，如主编过研究罗素最重要文献之一《罗素的哲学》一书的谢尔普(P.Schilpp)教授以及对罗素极力推崇的英语专家内瑟考特(A.H.Nethercot)教授等。编辑过《逻辑与知识》等罗素著述的马什(R.C.Marshi)教授说道：“1944年，西北大学的内瑟考特教授向我推荐了罗素哲学。1951年，我以研究罗素哲学的论文获哈佛博士学位。自那时起，我有幸常同罗素勋爵探讨哲学问题。”罗素在著者目前工作和居住的美国洛杉矶和南加州地区居住了两年，他非常喜欢这个人称天使城之地常年的阳光灿烂。在这里的学术界，他到处留下了活动的痕迹。罗素任客座教授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是本书著者进行学术交流很多的地方。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著者在北大当研究生时，为练习英语，为一位访华美国教授当临时翻译。听说著者正研究罗素，这位教授便兴趣盎然地谈起这位大哲在其所任教的学校，因受迫害而引出的一场举世闻名的大风波。原来她就是来自所谓罗素案件的发源地——纽约市立大学（当时叫纽约市立学院）。对这个案件，著者曾在《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评述过。后来，著者到美国留学后，到纽约拜访这位教授，顺便到这所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学探视了一番。

本书是对罗素这位划时代甚至超时代的思想大师进行阅读、思考和评判后的结果。在著者多年的教研中，罗素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这是因为其智慧、知识、思想、阅历以及人格的巨大张力，无论讨论到什么领域的主题，都能与他的探索和见解挂上钩。自从早年对罗素产生兴趣后，著者曾涉猎了罗素大部分著作，有的是精读，有的是通读，有的是选读，当然还有的只是草草的翻读。

对著者写这本书，有同行朋友劝阻道：在中国，有关罗素的东西已经太多，以致过滥；他名目繁杂的作品可说是翻译最多的之一，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也可说是最常引用的之一，他丰富多彩的生平更可说是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不但是哲学，而且另外不少领域，几乎人人言必称罗素；因此极难写出精彩，写出风格，写出创意，再多出一本，也只会淹没在书海中。

著者还是写了。因为长期的积压，若不加以释放，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煎熬。也许写罗素之难，就难在他写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从最技术最枯燥的，一直到最浪漫最奔放的。

在所有的思想家中，罗素恐怕是最多产的。很凑巧，1980年代初，北大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外哲所从事研究，为了练习英语口语，著者利用暑假在国际旅行社当编外导游时，接待过罗素的遗嘱执行律师，他谈了不少有关这位当事人的著述情况。据他所掌握的数字，罗素共出版过至少80部著作以及5000多篇各类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私人信件，其中有不少遗失或毁掉。例如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的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去世后，他的夫人根据丈夫遗嘱将所有罗素的来信通通焚烧了。根据著者本人的统计与收集，罗素成书的著作有97部（见本书附录“罗素著作列表”），其中《西方哲学史》是2卷本，《罗素自传》是3卷本，《罗素文集》是29卷本，若全部相加就有129部。此外还有很多编者根据某种主题而编辑的罗素著作或小册子，就难以计算了。

罗素并非圣贤，当然不会是一个完人，但基本上算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学人，而决非伪君子；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理论和学术良知，也从未以标榜自己的所谓道德高尚而刻意掩饰自己对人性弱点的真实体验和揭示；即便是最为“正统”的人士所诟病他的那些有关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主张，也在后来被证实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柏拉图这样告诫世人。

“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英国大哲培根大声疾呼。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德国大哲康德如此感叹。

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例如自然科学观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黑洞理论、大爆炸理论、反物质理论等等，最终都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探讨。所有文明和文化历史社会传承中的世界观、科学观、真理观、审美观、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教育观、宗教观、军事观、家庭观等等，都是在思想的高度才得以形成与发展。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不断进行着撞击与融合，最终都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

所谓对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方向明确地引领人类社会；正如孔子所劝诫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如亚里士多德所领悟的：“上帝所做的、胜过一切想象中的幸福行为，莫过于纯粹的思考，而人的行为中最接近这种幸福的东西，也许是与思考最密切的活动。”每一种文化最高升华的境界就是思想，因此，文化与文化交往与沟通的最高形式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只有对话，才可“化干戈为玉帛”，才可“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可“四海一家皆兄弟”！大剧作家萧伯纳笑谈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两种思想。”这一比喻语调俏皮而意味深长，让人在苹果的清香中嗅到了思想的浓郁。思想互换的收获与其他任何互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大哲罗素与中华文化所进行的一场思想与思想的互换与对话。

读罗素一类哲学大师的意义远远超出哲学范畴。人类存在的所有特点，都可以从阅读中领悟；人类全部的思想精华，都对读者无限敞开；大师们指向的精神高度，能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跃起、上升，点燃信念之灯，照亮深邃的生命。然而，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习惯中，阅读大哲并不普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也就是说，犹太人平均读书量是中国人的64倍。这种持久的忽视，更使著者本人在埋头于本书写作时感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催促。但愿这种催促能够企及更多的人，能够在阅读的荒原上点亮星星之火。如果可能，每个试图了解有关大哲的人只读一遍，星星之火，也就有了燎原之势。

著者本意不想把此书写成枯燥无味的纯学术论著，也不想无原则地追求市场效应。因此，希望本书能“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雅者见雅俗者见俗”。但倘若罗素特定的生平与思想，让人产生“道者见道淫者见淫”，那也是无奈之事，并非著者所愿。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为观点与材料的结合，强调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寓学术性于趣味性，达到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双轨功能。先将大哲罗素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人，再上升到思想巨匠的高度，尽可能立体和全方位地揭示思想伟人的经历、阅历以及精神生活发展的各个宏观与微观层面。顺便提及，本书每一章前面所引罗素名言，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才能理解，否则就有断章取义之误导。

丁子江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