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批评史（1846—1917）
我以批评史开篇，主要目的是以此证明所选研究课题的写作意义。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即他的批评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以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著称的勒纳·韦勒克曾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史，[1]他言简意赅地梳理了俄苏境内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虽提及尼采、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心理方面的重视，提及法国人在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初对他的心理学发生兴趣，但因为涉及批评者甚多，范围过广，很少涉及具体作品，更没有细致的分析。本书依据所搜集到的散见于不同文集、论文集、杂志等来源的材料，叙述俄国批评界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并给以简要的评析。
大家知道，最早发现《穷人》并给以高度评价使其作者一鸣惊人、蜚声文坛的是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从涅克拉索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新的果戈理”一语便可以知道他们是从欣赏自然派的角度来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们看中的首先是《穷人》写小人物，反映城市贫民生活。不过根据Д.В. 格里戈罗维奇回忆，别林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挖掘人的内心的才能。他听完《双重人格》最初八章的朗读后表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在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上达到令人如此惊叹的境界。”[2]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给长兄的信中也曾说道：“甚至连别林斯基也认为我取得的成绩比果戈理还大……人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一种新鲜的独特的倾向，即我是进行剖析，而不是综合……果戈理则直接攫取整体，因而不像我这般深刻……”[3]
然而无可怀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别林斯基更看重的是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描写，对他们心灵中闪光点的反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衣钵相传的方面，正因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特别珍视的、同样是反映小人物但却揭示其内心矛盾混乱的作品《双重人格》并不理解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而在《普罗哈尔钦先生》和《女房东》问世后，对作家甚至表示极度失望。
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当时文学的主导倾向，特别是别林斯基所倡导的文学就是以果戈理为旗帜的自然派文学。那是所谓的“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他们更重视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不是文学中对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在当时俄国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新现象。首先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之处的荣誉当归于年轻的文学批评家B.H. 迈科夫。他与别林斯基几乎是同时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着眼点却不尽相同。他在《谈谈1846年的俄国文学》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手法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令人惊叹的深刻的心理分析”[4]，他还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集中在体现“人的个性”，而不是表现社会环境。
与别林斯基重视《穷人》不同，B.H. 迈科夫更加赞赏《双重人格》。他认为：这一作品向人们“展现了对心灵的解剖，由于意识到在完善的社会里个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颗心灵趋于毁灭”。[5]
在《双重人格》中极其充分和独特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对心理分析方法以及他对此的热爱。他在这部作品中如此深刻地洞悉人类的心灵，如此勇敢地、痴迷地凝视着人类情感、思想和行为的隐秘的运行机制（машинация），使得《双重人格》的读后感只能与一个好学者分析完物质的化学成分之后的感受相比了。[6]
他用这种“心灵的解剖学”来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化学分析物质研究内心的手法。除此，还特别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速写中，“具有一种神秘的色调，这种神秘的色调是一切深刻分析现实的描绘所特有的”。[7]B.H. 迈科夫在此处所指出的心理描写倾向、“心灵解剖学”以及“神秘色彩”（虽然没有进一步解释）等特点都给后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以极大的启发。
B.H. 迈科夫虽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果戈理流派”，“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都描绘现实的社会”，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
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主要是心理诗人。对其中一方来说，个体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是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人物；对另一方来说，社会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对作为个体的个性的影响……果戈理的作品集完全可以被称作俄国的艺术统计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也可以遇见令人惊叹的社会的艺术描绘，但在他那里它们构成了整幅画的背景，大都呈现为一些笔触细致的线条，被其对心理的巨大兴趣所完全吞噬。[8]
B.H. 迈科夫的这些评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开拓出一条非常有益的途径。首先他指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以“心理诗人”与“社会诗人”明确地划分当时文学界的两种倾向，并等量齐观。特别令人叹服的是，他才如此年轻便为后代研究者埋下了这块重要的路标，而且依据的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发表的有限的三篇小说。这或许是由于B.H. 迈科夫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影响，对心理描写特别敏感，[9]或许是B.H. 迈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交往使他得以亲自聆听并直接了解到作家本人想法，但仅仅凭借作家创作早期的情况就能够预言作家一生的追求方向，这仍足以显示出他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在B.H. 迈科夫身后的长时期内，虽然有人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特点，但能够像B.H. 迈科夫那样独具慧眼、指出其特殊重大意义的却寥若晨星。
B.H. 迈科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心灵解剖学的言论看来在当时曾经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它大约给正在彼得堡大学念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10]，后者在论文《〈童年〉、〈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1856）里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手法，为说明“心灵辩证法”的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列举了其他几种心理描写方法与之比较，其中之一就是“心灵解剖学”，他说：“心理分析通常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叙述的性质。拿来一种固定的、静止的情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给我们以一张解剖的图表……”[11]他这样论述的时候，或许想到当年迈科夫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特点发表的见解[12]。不过，他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恐怕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还在外省流放地，与文学界隔绝已有数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未对“心灵解剖学”作深入分析，他似乎认为这种手法较“心灵辩证法”逊色，因为照他的理解，前者是对静态的心理作分析，而后者则需在心灵的辩证发展中对其加以把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文坛后不久，就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服苦役、当兵，中断写作几乎长达十年，至1859年才得以用真名再次发表自己的作品。19世纪60年代初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受到普遍的好评。但是，前一作品却在心理描写方面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在题为《备受苦难的人们》一文中，他肯定了这位作家的《穷人》等作品——
在盲人身上发现明眼人，在笨汉身上发现明确的、正确的思想的闪光点，在受尽苦难的、失落的、丧失个性的人的身上找寻并展现其对人的天性活跃、搏动的追求的渴望。在心灵的最深处挖掘人身上所隐藏的、对外来力量和压制的抗议，让我们谴责，唤起我们的同情。[13]
但这种肯定针对的仍然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与此同时，他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爱好描写心理上的精微奥妙之处而著称，关于他的《双重人格》仿佛有这么一种看法，说它‘根本不是小说，而是心理的发展过程’……但事实上，您在长篇小说（按：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别说瞧不见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内心状态的轻描淡写，甚至也找不到丝毫能够说明作者关心这类描写的迹象，相反，他却回避一切能够揭示这个满怀爱情、嫉妒而备受折磨的人的心灵的地方……”[14]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断然否定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才能，有失偏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虽然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出色的小说，但涅丽、老伊赫缅涅夫等人物都以其丰富的内心生活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典范，这可能是因为杜勃罗留波夫所关注的、穿梭奔走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虽无处不在，但他和他的爱情经历并非作家关注的中心，也或许因为他未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法——内心的展示主要不依赖叙述者说明和讲解。
在心理描写方面有着重大突破的是不久后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它们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进入成熟期，充分显示出他的创作特色。只是当时，《地下室手记》在思想上引起争论，在艺术创新方面并未受到批评界重视。而《罪与罚》却正如作家所言：提高了他“作为作家的声望”。（XXVIII/I，156）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声望与他所表现出的心理描写才能密切相关。自这部小说问世后，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他这位“心理学家”。《周报》的一则评论说：“作者把对犯罪和导致犯罪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心理分析作为明确的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震撼心灵的真实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VII，347）有位批评家针对《罪与罚》明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显著提高”，他的“主要方面和特色”与其他作家的才能迥然不同：
在表现人们生活的外部世界——其人物行动的环境、偶然出现的外部情况等等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他的性格发展，并以深刻扎实而又毫不留情的分析在读者面前展示其全部内在的、精神的方面——他的头脑和心灵、理智与感情，这种分析令他有别于其他作家，并使他在俄国文学中占据光荣而显著的位置。（VII，347，348）
批评家В.Р. 佐托夫（？）[15]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活动的简论中这样谈到《罪与罚》：
难以想象会有更为深刻的分析。没有比这部小说的情节更能表现他这方面才能的了。小说中人物囿于自我的心灵经历了惊涛骇浪，而思想和感受在发展中将这个心灵逐渐引向可怕的结局。若要了解这一分析达到了何等令人惊叹的准确性，稍稍回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的那场噩梦就够了！上述种种优点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足以跨入我们一流文学活动家之列。（VII，354）
这三篇评论，不仅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极其准确地道出了作家的才华所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有的评论更是点明：作家所选择的外部环境与事件往往只是其为内心分析所创造的条件。不断自省，探究他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无法从事创作的苦役时期里作家的内在修行，此时显现出丰硕成果。
《罪与罚》为作家赢得了大量读者，特别是外省的读者，他们发出惊叹：“多么深刻的分析”（VII，48）。随着此后各部长篇的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1876年11月，一位读者在写给作家的信中说：
在我们俄国只有两位心理学家-小说家——这就是托尔斯泰和您。托尔斯泰的画笔描绘的是精致优雅的事物……您则是在触动与您所不了解的溃疡的伤口……因而只有您一人能描写出那些他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典型……[16]
比起在文学圈子中笔耕不辍的批评家们，这位读者能够凭借自己的艺术品味，领会到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众之处，弥足珍贵。这段话同时表明，在同时代读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公认的“心理学家”了。
然而，在文学界与批评界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时，如他信中所言：“……长期里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XXVIII/I，224）因此从《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作品起，他开始表现出自己鲜明的倾向性，与民主主义者论争；而且他作品中那些作为主要人物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往往被人们视为对进步青年的攻讦。
另一方面，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也导致批评界因政治思想不同形成了彼此鲜明对立的阵营，针对作家，文坛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赞赏，有人谩骂，因此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也相当复杂。可惜的是，在激烈的论争当中，批评界注意的重心往往偏于思想内容，却不太关心艺术表现，包括心理分析；有时即便涉及心理描写，也会在认可其深刻性的同时，对其内容加以否定。
赞赏他的，如他的友人、斯拉夫派Н.Н. 斯特拉霍夫（1828—1896）。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派思想基本上接近，是作家引为知音的批评家[17]。
斯特拉霍夫在其回忆录（1883）中谈及作家的创作技巧时，着重论述作家的心理描写，显然，他把这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主要方面。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
构成其长篇小说一般主题的那些犯罪、自杀和种种乖戾心理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它们罢了。在这样的信念下，他就大胆放手地去描写阴暗的画面；谁都未曾如此深入地描写过人类心灵的种种堕落现象。他的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赋予自己的创作以现实性和客观性，直至令读者为之震惊、为之吸引。在他描绘的画面里有那么多的真实，那么准确而深刻的心理描写……
他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胆地把可怜而可怕的人物以及各种心灵上的痈疽搬到小说的场面中去”。
在最堕落、最反常的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星火；他留心观察这星火最微弱的闪光，在我们惯于以鄙夷、嘲笑或厌恶态度对待的那些现象中察觉到美好心灵的特征。由于他在丑陋的、令人讨厌的外表下发现了这美好的闪光点，他于是宽恕人们，并喜爱他们。这种温存而崇高的人道精神可以被称为他的缪斯，是她赋予他衡量善恶的标准，他以这些标准潜入最可怕的心灵的深渊。他相信自己，相信人，这就是他如此真诚、如此轻易地将自己的主观性视为完全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缘故。[18]
这段话十分值得重视。首先，斯特拉霍夫明确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着重描写阴暗、丑恶的心理的倾向，而且指出作家能够发现这些心理背后隐藏的、难以预料的“美好的闪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如斯维德里盖伊洛夫、韦尔西洛夫、斯塔夫罗金、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者。但这个特点却也还是有指向的，在另一些人物，如瓦尔科夫斯基、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伊万·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等人身上，这一规律就不适用。其次，尽管斯特拉霍夫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小说家中最富有主观性的人”，“几乎总是仿照自己来塑造人物”，“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观性”……[19]但他却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深度的同时指出，作家的这种看似主观性的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因而具有充分的客观性。最后，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与现实主义相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一再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作家正是企图通过主观世界的描写达到他的“现实性和客观性”，达到他“自己心灵所指示的那个目标”。作为挚友和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分析得比较深刻。
音乐批评家Ф.М. 托尔斯泰[20]起先并未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较高的评价，但他在读过友人、文学史家О.Ф. 米勒[21]的信后改变了看法。他在回信（1879）中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的确如您所言，是完美之作。而以托尔斯泰为首的我们所有的小说家-心理学家若与这位严峻、深刻的思想家相比，都不过是些后生小辈。回想在上封信中斗胆写下的那些废话空谈，简直令我汗颜。我觉得，其中只有一处还站得住脚，就是把米开朗基罗画的《衣衫褴褛的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几处相比。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这是解剖学的速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心理学速写，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对活人进行的活体解剖。那些参加这次活体实验的人，都会看到肌肉的颤抖、血液的流动，以及——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看见自己在作者所解剖的那个人的眼睛、“心灵的镜子”里及其在思想上的映像。[22]
Ф.М. 托尔斯泰此番话中引发我们注意的是他关于活体解剖的那种比喻。他将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推进了一步，即作家所采用的不仅是如迈科夫所谓的“心灵的解剖学”，而且其方法同心灵辩证法一样，可以展现处于进展过程中的心灵状态。他所说的还涉及读者接受的问题：他认为读者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常常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之进行比照，即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非消极接受，他们会被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小说情节之中，成为某场面的亲历者，目睹者，造成这种效果的正是生动的心理描写。不过他的这段话颇多溢美之词，竟然将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在内的俄国作家都说成是“后生小辈”。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受到О.Ф. 米勒的影响。这位米勒也是斯拉夫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密切交往。据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回忆，米勒在自己的文章、政论和讲稿中百般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23]
因为社会政治观点的分歧而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艺术，甚至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主要有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他观点不同又有个人恩怨的И.С. 屠格涅夫也是如此，为了叙述方便，先从观点分歧但评论较少的后者谈起。
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有过一段来往，但两人后来因观点、个性不同（一个是西欧派，一个接近斯拉夫派）等个人因素变得水火不容。大家知道，屠格涅夫本人也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著称，他曾肯定《死屋手记》，说在各类人物的刻画中有着“许多描绘得细腻而准确的心理”，[24]但他却非常反感《群魔》之后的《少年》，厌恶其中没完没了的“心理发掘”。他曾以讥讽的口吻说：人们实际上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那样“每隔两页就会说胡话，发狂、发热病”。[25]他甚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这些“对事物的反应都与正常情况截然相悖的人物”称作“标新立异”的手法，视为作家借以出名的“廉价手段”。[26]除去可能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对他进行讽刺，以卡尔马津诺夫形象将他漫画式歪曲，激起了他的愤怒），恐怕两人之间的差异更在于各自不同的风格：与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屠格涅夫向来是以简洁、单纯见称的。
民粹派批评家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残酷的天才》（1882）一文中，评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历程。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杰出的”“有独创性”的作家，同时将作家定义为“残酷的天才”，他形象地比喻说：
在俄国文学中，从未有过任何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细致入微地、深刻地，甚至可以说是带着喜爱之情（如果对狼的感情中真的能够包含喜爱之情的话），来分析吞噬着羊的狼的感受。他很少对那类原始的、粗野的狼的情感，比如简单的饥饿感产生兴趣。不，他潜入到狼的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反复寻找的不是简单的享用美味佳肴时的满足感，却是精细、复杂的，因凶狠和残酷引起的快感。[27]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非常喜爱描写狼吃羊。他概括说：相对而言，作家早期对被狼吃的羊比较感兴趣，而后期则更关心狼的感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这种寓言式比喻，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存在对施虐狂与受虐狂心理倾向的描写，也点明了前期与后期作品中人物心理描写的关注点的转变，《穷人》中的小官吏及其感受在《罪与罚》中让位于杀人者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德里盖伊洛夫等即是证明。但假如就这样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特点，将其视为消极的方面，并且如他在这篇文章里那样，否定杜勃罗留波夫所承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那么不能不认为，思想斗争使米哈伊洛夫斯基失去了评价的分寸感。
不过，另一位民粹派批评家、文学史家А.М. 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观点却比较公允。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本世纪欧洲无与伦比的天才”，甚至说，“当代的美学要从整体上吸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是很困难的”。[28]他视“深刻的病理及心理的分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的“主要力量”。与许多后代的批评家不同，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和病理的刻画看得同等重要，而没有以偏概全，将其中某些对病理现象的描写当作心理描写的全部，没有极端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视为生理学、病理学的揭示。他很有见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有所创新，超出“当代美学”，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能为其同时代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民主主义刊物《行动》上一位未署名的批评家的见解（1881），他的看法不带偏见、较为独到。这位批评家说：
心理描写为他（按：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准备了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内容。但是，他在自己人物心理范围内游历时随时随刻都受制于——分析；他是将人的心灵拆解为组成要素的能工巧匠〈……〉然而，一旦这些单独的心灵状态得到深刻、彻底的分析，〈……〉一旦心灵被分解为组成部分，一旦其每个组成部分都得到描述、衡量和评估，作者就认为自己的心理描写任务业已完成。至于把拆开来的再拧上，把分解开来的再重新连接，把分析过的作品再加以综合——这就不干他的事了。由此，作者的所有人物并非因为自己内心世界的双重性、而常常是因为三重性、四重性而痛苦。〈……〉作者往往使其人物那双重性和三重性的“我”落得完全失去了心理本性的统一与一致性〈……〉，令他们陷入口吐呓语、产生幻觉的地步。主人公本人仿佛被折磨其灵魂的那些矛盾所震撼，变得神志不清，逐渐相信自己身上有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我”，然后他开始把这些“我”客观化，他将他们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幽灵与魔鬼等等。这样的事发生在中篇小说《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在‘白痴’身上，〈……〉并再次发生在伊万·卡拉马佐夫身上。（XV，508）
《行动》杂志的批评家从心理矛盾性方面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魔鬼和“双重人格”现象，这无疑是准确的。但是，他把作家的心理分析看成消极行为，在指出小说中人格的分裂的普遍性后，将这种现象归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做到分析之后的综合，恰恰说明他从感性上对文学中的人格分裂现象仍觉陌生，不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之所以会具有“双重性”“三重性”，恰恰由于人物内心矛盾发展到了分裂、完全无法合二为一、无法“综合”的地步。
在1880年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抱怨批评界不能理解自己：
……我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也许超出了我应得的程度。但是评论界、报刊上的文学评论即使赞扬我（这种情况极少），也说得非常轻率和肤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完全来自我痛苦的心灵，而且真实地打由心底里倾泻、流淌出来的东西。（XXX/I，148）
这段话虽不直接针对那些论及他的心理分析技巧的评论，却反映出他多年来对批评界的总的看法。虽然可能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尽管有人对他较为尖刻，却也有许多人赞许他，上文就有一些突出的例子），但深刻的分析的确很少，那没有被发现、被理解的“……完全来自我痛苦的心灵，而且真实地打由心底里倾泻、流淌出来的东西”，也许恰恰是他独特的挖掘人的心理的宗旨与手法，他的现实主义。他将希望寄托于后人。在为《少年》所写的“序言稿”中他申明：“未来的各代人将会较为公平；真理会站在我一边。我深信这一点。”（XVIII，329）他的预言后来果真变成了现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大多数批评倾向于对他进行赞赏。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许多著名评论家明确肯定，作家的艺术才能首先在于心理描写，或者认同他对病态心理的描写。文艺学家Д. Н. 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着重从艺术角度进行判断和分析文学作品，针对那些质疑作家创作才能的声音，他简单明了地指出：
无论我们怎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艺术的长处或缺憾，他在描写人的心灵中某些方面表现出的巨大写作才能都是毋庸置疑的。在自己的领域内，他可以说是无敌的。[29]
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天才的文学家-心理学家”。[30]
其次是民主主义作家В.Г. 柯罗连科。上面谈到米哈伊洛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美化残忍与恶毒力量的“折磨者”，称之为“残酷的天才”。柯罗连科则恰恰相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因人类的苦难而郁郁寡欢的受难者。在他1888年的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
……可以说人是由无数条色彩缤纷的纱线编织而成的，他的行为举止取决于那一刻被抽取的那根纱线……虚荣心重的人并非永远是虚荣的，有时他也谦逊；歹徒并非永远为非作歹，他偶尔也会动恻隐之心；而有时，如在贝尔特·哈特[31]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还可能表现出慷慨的英雄主义，这倒并非谎言。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您会看到，他们那些活生生的人所作所为的，正是您在这种情景下可能的所作所为，您的心灵中震颤和绷紧的、发出共鸣的，正是同样的这几根纱线。我们所谓的对人的认知上的艺术真实的全部秘密正在于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被置于特殊的境地中，他的行为举止像活生生的人一样。这给我们极为生动的感受：人也会像禽兽那样生活。
可见，柯罗连科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善恶同体，认为这才符合生活的真实。不过，他还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片面地注意受压抑的、过于紧张的心理状态[32]。在晚些时候发表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文中，柯罗连科再次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展现出“惊人的深刻性和有力的发现”；“它们非常珍贵亦十分有益，但却总是片面的，它们向我们揭示了病态灵魂中几乎无法触及的深渊”。文中还特别指出：“您可别想在其中找到什么健康的生活规律或者这种生活的广阔前景。”[33]他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较为客观的。
在这里，柯罗连科像许多评论者一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的反映是片面的和扭曲的，而托尔斯泰的世界则是光明的，光与影的分布及比例搭配协调一致，符合现实中的情形。那么，托尔斯泰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总的说来，托尔斯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是矛盾的。他很赞赏《死屋手记》，也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生动有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托尔斯泰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他虽曾特别提到：“不能将一个充满斗争的人树立为教导后人的纪念碑”[34]，但他晚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1892年，当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人身上写的都是自己时，托尔斯泰予以反驳：
“……甚至在这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不仅我们——他的本国人，就连外国人也认出了自己、自己的心灵。挖掘得越深，人们也就越会感到大家的共性，觉得更为熟悉、更为亲切。不仅在艺术作品里如此，就是在学术性的哲学著作中，不管如何努力保持客观态度——即便是康德或斯宾诺莎，我所看到的也只是写作者的心灵、智慧和性格……”[35]
这说明，同样作为心理分析大师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同许多人一样，带着成见去评论自己的同行，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的心理刻画。他十分客观地肯定这些人物心理的独特性源于作家的深刻挖掘，而且以公正的态度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以至学术著作中，必然带有作者主观的烙印，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这一评价与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也正是基于这种经验，他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心理的现实性和客观性。
俄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那一阶段涌现出大量研究论著，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重新评价，批评的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这些批评来自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不同的研究者。大致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其次是宗教哲学家的批评，最后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批评，评价中新的声音则自然主要来自后两类。
可归入第一类批评的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В.Ф. 彼列维尔泽夫等人。
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烈批评众所周知，主要集中于思想内容方面，并最为突出地表现在论述“卡拉马佐夫习气”（1913）的两篇文章[36]里。而此前，高尔基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震撼全世界”的“最伟大的天才”，堪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歌德等这些伟大人物”比肩（1905）。[37]在写于1908—1909年的《俄国文学史》中，高尔基虽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所批评，却仍在艺术上对他予以肯定。此后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中，高尔基的批判态度较前明显缓和，他甚至再次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媲美”。[38]
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中多次涉及其心理分析，但是主要着眼于作品《地下室手记》。在《俄国文学史》中他说：
这些病态的思想——称之为感觉比称之为思想更真实些——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喜欢去发掘不明确的、错综的下意识领域，虽然他主要还是耙松了所谓的下意识的上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社会性的积垢，就是那些掩盖了我们健全的天性、而且如同铁锈腐蚀铁块那样侵蚀着天性的尘垢和污秽。[39]
高尔基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理是其同时代的某些个人主义者的心灵的反映。他说：
荣誉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异常生动的、色彩丰富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勾勒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出一种因个人的不幸与苦难、因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得意的心情，那些19至20世纪间脱离现实生活的青年中的个人主义者所发出的卑劣的呼号，借助这个人物得以显现。”[40]
不过，高尔基也关照到作家的主观意识。他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他恰恰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令人厌恶的灵魂……当他想描写与此不同的东西时，他就给我们创作出“白痴”或者是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一改施虐狂为受虐狂，一改卡拉马佐夫习气为卡拉塔耶夫习气。”[41]
高尔基将这些人物的心理与俄罗斯性格联系起来：
他是天才，是我们的残酷的天才。他特别深刻地感悟、领会并带着欣赏之情描写了俄国人身上的两种病症：彻底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的残酷的施虐狂，以及——与此相反——被压垮、被吓破胆的、沉浸于苦难，幸灾乐祸地对大家、对自己津津乐道这种苦难的那种人的受虐狂。[42]
综上而观，高尔基除了从客观现实及作者个性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之外，还准确地指出作家所勾勒的人物内心生活的两重重要因素。其一是不明确的下意识，其二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前者是人们意识中潜在的一个层次，后者在与俄罗斯性格联系起来之后，获得了现实性和典型性的诠释。高尔基的见解无疑精辟到位，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具有启发性。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卢那察尔斯基与В.Ф. 彼列维尔泽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虽然持一定的批评看法，但主体上还是给予了肯定，他们时时不忘谈及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意义。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论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多达上百处[43]，其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谈得最为充分的应数《晚近的意大利戏剧》一文（1911）。
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首先承认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及其对意识产生的作用，他认为对于潜意识的“研究及其艺术表现，还做得非常不够。而与此同时，它应该在艺术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它在生活中就产生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只有在艺术洞察力的放大镜中才能受到关注……”他接着说：
精神的窥密者[44]、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对这些隐蔽的、阴暗的心灵过程极为了解。但当他吓得面色苍白、俯视这个对人们来说如谜一般的深渊时，他的双眸凝视着那笼罩着模糊阴影的漩涡，或许既悲惨又苦涩地、神经紧张地赞叹着它的非凡的运动。他更喜欢强调它的离奇古怪，却偏不带着照明的火炬——不用艺术认知的火炬引导我们进入完全陌生的、恰恰是我们自身的黑暗之中。这并非他的目的所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灾难惨剧、火山喷发、地下的轰鸣和冲击是其人物生活的家常便饭，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惊心动魄、难以理解。人的天性有多么复杂啊！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秘密！当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时，正是这个念头，异常鲜明地、可谓是感性直观地浮现在脑海里。
但是对于善于认知的头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形象不过是些材料，是些经过独到的观察获得的、但又往往被病态地伪造出来的材料，——至多也不过是从生活中冒出来、但仍像在现实中那样不甚清晰的影像，最差——也就是个偏爱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兜圈子的人想象中的产物。[45]
与高尔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联系起来，或许他在当时（1911）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46]，并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同弗洛伊德的学说相联系。卢那察尔斯基理解并肯定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长处，即对人们本人也尚未领悟的、潜在的下意识以及复杂的人的天性的关心和描绘，是独具只眼并符合作家创作所表现出的特点的。然而，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味强调所描写的心理的离奇古怪，却拒绝将认知的火炬带入我们全然陌生的黑暗中，这未必符合作家的本意。至于他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仅仅提供了一些“材料”，认为作家拒绝对这种心理进行理性解释并醉心于此，导致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它失去了可信度，这虽是他一贯的看法，但应该只代表少数人的观念。同时，他并不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内容的独创性吸引您的注意”。
В.Ф. 彼列维尔泽夫在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12）中十分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强调他的独创性比包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内的所有俄国作家都要“深刻些、鲜明些”，甚至说：“如果才能的力量仅以独创性来衡量的话，那么必须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我国文学中最为杰出的天才之一。”[47]彼列维尔泽夫反驳米哈伊洛夫斯基有关“狼和羊”的心理的说法，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进行辩护：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在这头逆来顺受的羊身上，隐藏着狼的倾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完全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心理的双重性，也不懂这种双重性的基础是为尊严而斗争。[48]
彼列维尔泽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人物的心理奉为全人类的典型心理是非常错误的”，但“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样犯了极大错误”。
首先，并非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是癫痫病患者或疯子；其次，有些疾病，不过是某些极为常见和普遍的心理状态发展至极端和最为强烈的表现的地步。然而，只有此时，它们才不仅仅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是具有共性的，于是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普遍的现象，它们成为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便于研究该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痛苦正是源于这类疾病，在这类病里，某种心理气质发展得过于夸张、过度，因此表现得非常鲜明、深刻。[49]
以上他的这些论述，先是解释了“狼的心理”，将它归于人的自尊的表现，这种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又说：作家把病态心理集中和夸大化，使其更具典型性和鲜明性，并且这些心理疾病有其社会根源，这些人物的疾病“并非是孤立、偶然的，而是广泛普遍的现象，是真正的社会灾难”。也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就比米哈伊洛夫斯基所感到的要宽广得多”；这种宽广“不只是在空间意义上，而且是在时间意义上。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大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心理气质类似的人物，在各个时代里层出不穷”。[50]后面这些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В.Ф. 彼列维尔泽夫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说法时，认为这构成了“他整个观点体系的基石，也决定了他本人对所塑造的性格的态度”。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处”，就是顺从与高傲、温和与兽性之间的斗争。他观察人的内心中所进行的这种斗争，并以这种斗争的形式将全人类的生活都表现出来，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然成了任性与顺从相斗争的舞台……双重人性的戏剧性冲突[51]也就是全人类的戏剧性冲突，继而全人类也被划分为两个斗争着的世界：高傲的西方与顺从的东方。[52]
他的此番话，值得分析。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心理仅仅归于两种心理无疑过于简单化；而不同意作家把自己所描写的心理看成是全人类的心理，则是还事物以原貌。
宗教哲学的批评，其开端当推作家生前的好友、忘年交，年轻的哲学家Вл.С. 索洛维约夫。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逝世后，他就为作家冠以“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先知”的称号。[53]在次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进一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艺术”的“先驱”，是“真正的人和人类的领袖”之一。继索洛维约夫之后，С.Н. 布尔加科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艺术家-哲学家”；[54]В.В. 罗扎诺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实质上主要是“形而上学的”。这里他们所说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据В.А. 克尔德什的分析，应是指宗教哲学，而且“这是该思想流派的共同态度”。他们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宗教哲学相联系，并“力图把作家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置于历史问题之上”。[55]
不过，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以及对其心理分析的评价方面，他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视角也各不相同。Вл.С. 索洛维约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在思想上获得了“新的深化”，他“所指出的已经不是道德准则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外部矛盾，而是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与他的心灵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这样一种信念：任何道德上的堕落，任何道德上的卑鄙与下流，都无法扼杀人的精神力量”，深信“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心灵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摆脱一切的卑鄙和下流，获得新生”。索洛维约夫接着说，许多人却因此责备他：“为什么详尽描绘人的心灵与生活的黑暗面，为什么总是表现反常的、精神上病态的、行为极为不端的人们……仿佛人只有体验过这些龌龊之物方可企及道德的高度。”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难道“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宣扬的是……必须以精神力量去战胜一切外界的邪恶，继而战胜内心的邪恶”。[56]这样，索洛维约夫意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道德意义，并把它与宗教相联系。他的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有契合之处。但是，他所谈到的关于心理描写的目的，则与作家的想法似乎还有一些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终目的主要仍是“改造世界”，而索洛维约夫则把最终目的局限归于“战胜内心的邪恶”，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限定在宗教思想的范围。事实上，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的确表现出自己的宗教思想，有时也确实相信人的心理与上帝的心灵相联系，但他毕竟首先是位关心民情、时政的作家。索洛维约夫与作家是极为亲密的忘年之交，他的结论也应是两人思想接近的结果。依据宗教思想，“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必须“战胜内心的邪恶”，二者并不矛盾，只是索洛维约夫作为宗教思想家，更强调后者罢了。
另一位宗教思想家、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К. Н. 列昂季耶夫也有此倾向。他在《论爱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日上的讲演》（1880）一文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出色的“道德家”：“令他操心是人的心理结构，而非社会体制，遗憾的是，现今所有人关心的却都是后者。”他进一步解释说：“那些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的思想家和道德家们，显然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人类的心灵，而不是社会的改造。”[57]这里所谓研究心理结构而不是社会体制也使人想起了В.Н. 迈科夫的“心理诗人”的提法；但列昂季耶夫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心灵改造”，并不寄希望于社会改造，着眼点还是宗教思想，与索洛维约夫的见解大同小异。
宗教哲学的批评的流派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真正形成。涌现出更多的哲学家们，他们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В.В. 罗扎诺夫、Н.А. 别尔佳耶夫以及А.Л. 沃伦斯基。
在世纪之交重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是开风气之先的，他于1891年发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说此书在“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理解方面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史正是由此书开始”。[58]在这部论著中，关于心理描写谈得很多，主要可归纳为三点。第一，罗扎诺夫强调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心理学家。他不向我们描写日常生活……而只是描写心灵以及心灵中难以捉摸的、微妙曲折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我们首先注重其连续性，渴望获知这种或那种思想之流、这种或那种心灵结构是如何结束，又是如何终止的。[59]
这段话突出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心理描写上，其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人物的心理。
其次，罗扎诺夫阐明：“不管美的世界怎样吸引人，还有某种比它更为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堕落，生活中古怪的不和谐音，——压倒生活中本来为数不多的和谐之声的不和谐音。”在全世界文学中没有谁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以如此之强的洞察力集中关注这种不和谐音的成因”。[60]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是写心灵的阴暗方面，这一点接近作家创作的事实情况。同时，心灵中这些丑恶的东西虽然未必比“美的世界”更吸引人，但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更为令人嘱目的方面。
其三，罗扎诺夫说：“人们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心灵最最深刻的分析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人类心灵中看到了大家思考的所有谜语的汇集以及一切疑难的解答，这些都是此前历史上人们无法解决的。”接着，他充分肯定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的卓越成就，并随即指出：这位大作家一味厌恶而不愿触及历史生活发展上的两个重要方面——产生和瓦解。这两个方面无疑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并且常常含有不正常的、有时是罪恶的东西。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恰恰相反，十分醉心于此。与托尔斯泰相反，他分析在人类生活与人类精神中尚未定型下来的东西。[61]
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面向未来或遥远的过去。但却从来不面向当今。所以他注视现在是如何在瓦解中死去或是在这垂死的状态中新的生活是如何出现的——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满足……因此他的心理分析带有某些特点：也就是分析一般性的人类的心灵，分析处于各种状态、各个阶段及其各种转变中的人类的心灵，而不分析个别的、独特的和完成了的内心生活（正如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那样）。[62]
罗扎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显然具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历史生活在开端与瓦解时会产生病态的、罪恶的东西，而把作家写病态的犯罪心理同他对历史生活的产生和瓦解的关注相联系，这一点很值得研究。
1911年，在作家逝世30周年之际，罗扎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令我们觉得亲近》一文中这样谈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在批评史中还未曾有人指出（在我所知的批评史中），在于他无限的亲密……
除了那个人和那本书之外（这里我不想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因为那是不能与凡人相比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为亲密的作家、最关注内心的作家。因此读其作品时，你似乎不是在阅读有关别人的内容，而是在倾听自己的心灵，不过，比通常的、平日的更为深刻……“我的心扉”于是居然敞开到那样的深度，那完全是另一种深度，可是以往却纯粹止于肤浅的表层，甚至十分轻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奇迹在于消除主体（读者）与客体（作者）之间的距离，因此他成为所有业已出现的，或许，甚至包括未来的作家中、可能成为作家的人们中最为亲近的一位。[63]
罗扎诺夫还曾表述他的个人感受：“……与几乎所有读者相反，我这辈子从来未曾从他那里感受到病态的印象，病理的、令人神经紧张的印象，而大家却都这么说。我也不能理解，所谓‘病态的印象’是指什么。”[64]这种看法在现代西方作家中也较为普遍。
沃伦斯基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却把罗扎诺夫眼中非病态的看作是反常的（疯人院），他认为作家的小说“在我们的面前似乎展现出疯人院的生活和风波……”不过，沃伦斯基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现于急迅的艺术实验中的那些人物心理，实际上是每个活生生的人的心理，只是这种心理被推到疯狂和激烈的状态。如若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伟大的疯子，人们则无法获知自己内心深层的真正所在”。[65]与上文罗扎诺夫说的截然对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病态心理整个说成疯人的心理，显然言过其实。但这么说的，不止他一个人。另一方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善于揭示连人们本人也不能了解的深层的病态心理的表达者，却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的罕见才能。
最后谈谈Н.А. 别尔佳耶夫。别尔佳耶夫称作家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他发表过多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对人的发现》（1918）[66]比较集中地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
在这篇论文中别尔佳耶夫开门见山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心理学家，他揭示了地下人的心理。”他的作品里“除了人之外别无他物，一切仅在人的身上展开，一切都仅服从他”。“人的主题，从未在任何人那里占据如此之比重。未曾有人在揭示人类天性的各种秘密中显现出如此之天赋。”他的“诸部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正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面对人的展现。他揭示并描写人的灵魂永恒的自然力。他展现出隐藏在人类天性深处的上帝与魔鬼以及广无边际的疆域，但他永远通过人来展现，而且从一种对人的狂热的兴趣出发”。[67]这些言论表明，别尔佳耶夫视野所及的作家及其创作全部的意义，在于揭示人、揭示人的本性秘密；他甚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也不能以通常的标准和要求衡量他的艺术禀赋”[68]。尽管我们同样认为，人及其心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仍不能完全同意别尔佳耶夫的这种看法，尤其是他决然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艺术的言论显然过于极端。
别尔佳耶夫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一门崭新的人的神秘主义科学”，“揭示了人之天性的无穷无尽和深不可测”。[69]这位批评家还认为：“他为揭示犯罪心理所作的努力较任何人都多。但这不过是种手段，他借此研究人类天性中的非理性，研究这种非理性与生活方式、与理性王国、与历史和进步的任务毫无共通之处。”[70]总之，在他看来作家描写心理的目的是探究神秘而非理性的人的天性。
别尔佳耶夫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伟大的人类学的发现”。这“发现”就是心理学。他在提到莎士比亚等诸位“心理学家”之后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现无人能及。他对人的主题的提出以及解决方式完全是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天性中的永恒本质，人类天性中尚未被任何人触及的隐蔽的深处。但引发他兴趣的并非这深处的静态，而是它的动态，它那似乎永远在进行中的运动。这种绝然是内在的、不从属于外部的历史进程的运动。[71]
别尔佳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显然偏高；他强调内心运动不依赖于外部历史进程，显示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别尔佳耶夫还谈到斯塔夫罗金被绝然相反的两极——圣母的理想和撒旦的理想同样吸引：“可这并非简单的人的内心中的善恶搏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的内心本初就是极端对立的，这种极端对立产生了炽烈的运动，不让人安宁。”[72]以他的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极端双重性源于天性，人物的心理因双重性、对立性而处于动态中。
过了近30年，别尔佳耶夫在《俄罗斯思想》（1946）中继续以唯心史观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功绩：
他完成了对人的伟大发现，以他为开端，迈进了人类内心史的新纪元。在他身后，人不再是以前那种模样。只有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才有资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分享这个新纪元奠基者的荣誉。这种新的人类学把人视为矛盾而悲惨的、最不幸的，不仅是受苦、而且是乐于受苦的人……他描写了人的两重性的存在主义式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是什么呢？他紧接着说明：
痛苦不仅深刻地为人的本质所固有，而且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痛苦抵消了恶。自由也是人的最高尊严，人的神性表现，它转变为任性，而任性又产生了恶。恶是人内心深处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地下室，发现了隐蔽着的人，揭示了潜意识的深刻性。”[73]
这一席话较以前的言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一是所谓痛苦与意识、自由与任性以及与恶的“辩证”关系，别尔佳耶夫以这种辩证关系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存在主义相关联，这种看法无疑来自西方——在西方思想界与文艺界中很多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相联系；其次，他把心灵的地下室、内心的恶与潜意识相提并论，显然是依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固然指的不是里比多。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现代主义的批评。20世纪初部分知识界更加重视个体和人的个性。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西欧，文学对人及其内心世界都更为关注。В.Я. 勃留索夫在《现代诗歌的意义》中如此描述这一时代：“作为对我们过去文学的最大胆的抗议，大家总是转向描写个人感受的深处。一切都归结于渴求解放自己个人的‘我’。”他还谈到，К.Д. 巴尔蒙特甚至宣称：“我唯一的祖国，就是我自由的心灵。”[74]在这样的氛围下，在文学界，主要是在现代主义作家、诗人的心目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高度赞赏就是十分自然的了。[75]不过，在俄国的现代主义作家及诗人当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见解独特的首先是Д.С. 梅烈日科夫斯基，其次是Вяч.И. 伊凡诺夫、А. 别雷，最后是К.Д. 巴尔蒙特。他们都是象征派诗人。
梅烈日科夫斯基本人是诗人、小说家，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研究，表达上极富诗情，又十分细致。他早期写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93）一文十分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详尽地描绘人物情绪中细腻的、几乎难以捉摸的心理变化”。他认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病友，他不仅是行善时的同盟军，而且是作恶时的同谋者，没有什么东西比共同的缺点更能使人们相互接近的了。他清楚我们最为隐秘的念头，我们心中最为罪恶的欲望。常常是这样，当你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因他无所不知、因他如此深刻地洞察到别人的良心而感到惊恐。在他那里你会遇到一些隐秘的念头，这些念头，你不仅对好友，即便对自己都不敢明说。[76]
此处梅烈日科夫斯基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发掘、描写阴暗的、罪恶的心理，而且指出他小说中的这类心理描写正是能够牢牢地抓住读者的心灵，使人感到亲切、贴心之原因所在。梅烈日科夫斯基接着说：
读者与人物一起亲历犯罪的心理体验，放下书卷，还会久久地无力摆脱其可怕的魅力……和谐、美和诗歌带来的享受——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从记忆中消失、忘却，而心灵的犯罪的体验却是永远难以忘记的。[77]
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这些见解与上文我们读到的罗扎诺夫之语如出一辙。他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吸引读者的是犯罪心理，应该主要是就作家后期的作品而言。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大都是犯罪的人，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德里盖伊洛夫、罗戈任、彼得·维尔霍文斯基、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但是，这些犯罪心理并不仅仅归属于犯罪者，在那些善人、圣人、纯洁者、孩童的内心同样可以发现恶的念头，这种普遍的犯罪心理，可能更是让读者迷醉并感到共鸣、能够获得原谅并由此得以释怀的原因。
与此相对，在西方，令大多数人心醉神迷的是地下人的复杂阴暗的心理。舍斯托夫曾讲过：“欧洲满怀感激之情从俄国接受的第一个礼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也就是地下人及其变种，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们和基里洛夫们。”[78]梅烈日科夫斯基提到的犯罪心理与舍斯托夫所列举的“地下人及其变种”恰好吻合，说明描摹“阴暗的心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近十年后，梅烈日科夫斯基在专著《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1901—1902）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作了更为深刻、独特的阐释。他的主要见解是：
列夫·托尔斯泰是人体的伟大的描写者……列夫·托尔斯泰是敢于重新使人体从一切文化史的外衣下裸露出来的第一人：像雅利安人那样重新在人的形象上把神的形象和兽的形象结合为神兽……如同托尔斯泰瞥视肉体的深渊，陀思妥耶夫斯基瞥视精神的深渊。
梅烈日科夫斯基称这两位作家为“俄国文艺复兴的两个魔鬼——肉体的窥密者与精神的窥密者：一个力图使肉体充满精神，另一个则力图体现精神”[79]。这段话较为费解，特别是“肉体的窥密者”和“精神的窥密者”[80]这两个称谓。梅烈日科夫斯基绝不是说托尔斯泰只写肉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精神，因为接下来有这样一段文字：
列夫·托尔斯泰是从肉体转向精神，从外部转向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通过相反的途径，（其人物的）肉体面貌达到同样明显的程度，也就是从内心走向外部，从心灵走向肉体，从自觉的、人性的回归到自发的、兽性的东西，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我们因为看见所以听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则是因为听到所以看到。[81]
可见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他们只是心理描写的途径（方法）不同，在工于心理描写及其深度上却是相互一致的，继而他断言这两人既是对立又是一致的。所谓“肉体的窥密者”是指从肉体探视内心的秘密，而“精神的探索者”则同样探索内心的秘密。他在这部著作中谈到：“托尔斯泰只写‘心灵的人’（душевный человек），也就是介于‘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之间的人。”[82]不过，在另一处梅烈日科夫斯基又说：
托尔斯泰越是接近肉体，或是接近肉体与精神相结合的自发的兽性的人、心灵的人时，他的心理学、或者确切些说他的心理-生理学就越是忠实、越是深刻。待他抛开这个土壤……转而研究独立的、离开肉体的精神、自觉性——不是心的激情，而是理智的激情时……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学”就变得可疑了。[83]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理智的激情”的“伟大的描写者”。[84]因此，所谓“肉的窥密者”与“灵的窥密者”则是就他们所探索的领域而言了。这样的对立未免过于绝对。但就主要方面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写的是理智的激情。可以说，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这个论点是有相当见地的。
Вяч. 伊凡诺夫是诗人，又是理论家。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悲剧性长篇小说》（1911）一文是陀学的名著之一。在文中，他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悲剧性长篇小说”这一观点。文章有许多中肯的论点。例如他说：“……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式（其实同戏剧一样）内心的一切都应显现于行动中。”通过行动来表现内心生活，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主张。该文中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捍卫的现实主义的这样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这种现实主义，显然并非基于认识，因为认识总是把被认识的当作客体，而把认识者当作认识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捍卫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不是认识，而是‘透视’：无怪乎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这个词，并由它衍生出另外一个、新的词汇——‘透视的’。透视就是主体的某种transcensus[85]，当主体处于这种状态下时，就可能不把他人的‘自我’当作客体，而当作另一个主体。这并非是个体意识边界的无限扩张，而不过是在个体意识常态的协调体内的决定性中心的某种位移；而且只是在感受到内心的体验，即在体验到对人、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发自内心的爱的经验，并且在爱的激情当中曾经有过个性的自我异化的经验之后，这种位移才成为可能。这种渗透的标志在于以全部意志和全部理性对他人的存在予以绝对的肯定……[86]
在这里伊凡诺夫主要就世界观（他认为这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和创作方法而言。实际上，这些论点同样适用于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洞察是从主体自我体验出发，达到感同身受，主客体融合无间的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说过类似的想法。伊凡诺夫还曾指出：“由于深知这种渗透并非属于认知的范畴，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生活中直觉创造性因素的一贯的热烈捍卫者，也是确认它高于理性的肯定者。”[87]这就是说，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原则基于“本能”，这种看法与上面罗扎诺夫的见解成为批评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中发现非理性的因素的先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佐西玛长老也说过：“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子本不在这里，而是在彼岸世界。”（XIV，290）然而对于所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中的非理性因素是需要详加讨论的。
А. 别雷同样是诗人兼理论家。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创作悲剧》（1911）一文中这样写道：
人们说他是心理学家，心理真实也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心；可一旦我们承认这个观点，他的心理学就会融化掉我们的日常生活，致使他的戏剧中事件不再依照现实规律发展，而是按照他的奇特的心理法则来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心理学正是凭借这一奇怪的、从理性观点看来是癫狂的特点，仿佛把它当作轴心，不断地围绕旋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迫使我们相信的那种现实真实恰恰是由这个特点造出来的；而我们呢，受到震撼，我们相信了。[88]
别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采用了奇特的心理学，他笔下的现实通过疯狂的心理学得以表现，这与沃伦斯基的见解遥相呼应。别雷还由此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将他对现实规律的看法与人物心理的特点相联系：
他的所有主人公都是在这个或者那个点上达到极端的那么一批人，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极端比真正现实的边缘远得多。而且所有这些特点和所有矛盾对立的极端的、不正常的发展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就是现实的规律：然而现实向我们所呈现的规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规律截然不同……[89]
这一说法或许很好地，甚至过度地诠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发展到幻想的现实主义”。（XXV，91）作家曾多次谈到自己对现实性具有独特的理解。
别雷接着说：
当解释说他是位心理学家-现实主义者，并在他的心理描写中探寻那个底部时，我们却探不到这个底部；他的心理学并非核心，而是罩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什么的核心？是什么的手段？[90]
这段话较为费解。大约是说：他并不以心理学的规律作为寻求的目的，而是依据他自己所谓的现实的法则，通过心理学去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别雷的这种说法应该是不无道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曾对当时的心理学（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心理学）进行了无情的嘲笑。
另一位象征主义者、诗人К.Д. 巴尔蒙特在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席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极其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这位人类心灵的阅读者，住的可不是一般的房子，而是能够随意转向世界任意哪个方向的屋舍”——就如同俄罗斯童话中无所不知的巫婆所住的鸡脚屋，“这样他可以透视黑夜的秘密，也可以透视白昼的秘密，从他的窗户既可以看到物质，也可以用自己的光芒来劈开物质，而看到躲在褶皱而飘动的物质幕帘下无处藏身的心灵的隐秘”。如此这般，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洞察内心世界一切秘密的艺术家。他还把作家喻为哥白尼。最后，他高声宣称：
这位俄国天才是否有其先驱……不，他未曾有过先驱，无论是此前或此后，就阅读心灵的艺术而言，都无人能够与他并驾齐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横空出世，意味着过去所有接近心灵真实的艺术途径都被击溃了，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91]
巴尔蒙特以形象的比喻如此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洞察心灵一切秘密的这个方面，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他的赞许较别尔佳耶夫所说的开辟“人类内心史的新纪元”更上一层。这种过高的褒扬显然与诗人的感性气质有关。
批评史实际上也是接受史。因自己的思想立场与艺术趣味的不同，各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表达出不同的见解——不仅仅在是褒是贬的观点上，而且在赞许或批评的程度上以至角度上都有差异。所有这些见解和着眼点对于我们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评价正确的观点可以引导我们沿着其足迹前进；评价失当的观点也可以启发我们探清其误区，避免歧路。
我们纵观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初登文坛到20世纪初约70年间俄国关于他的心理描写的批评史。诸家的评论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异彩纷呈。参考以上评论，我们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两点：
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崭露头角时就已获得“心理诗人”的称号。《罪与罚》问世后，他更是被许多人称为“心理学家”。自后期创作至20世纪初，人们公认他开辟了“人类内心史的新纪元”，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揭示通向难以理解的深度的人的王国”，描写了人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这些说法虽出于个别批评家之口，却已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首先由于他是位心理学家，心理描写不仅在他的创作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其创作艺术中也居近乎首要的地位。由此足以论证我们课题的意义所在。不过，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开辟的人类内心史的新纪元，究竟新在何处？换言之，作为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创新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二，诸家评论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特点谈得很多，主要是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双重性，其次是写病态的、疯狂的以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甚至羞于对自己承认的堕落的、犯罪的心理，以及施虐狂和受虐狂等近乎变态的心理，还有深层的、下意识领域的心理。然而，评论者大都依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发表感性认识。对于这些心理的具体表现、它们的各种变异形态大都并未给出系统、科学、基于文本的具体分析，也就留待我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全部人物的心理作为基础，逐一进行比较，深入观察，细致研究。至于这些心理与表现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未曾被认知的处女地，是我们可以探索的广阔空间。
还必须说明另外几个问题。
首先，我谈及的70年，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阶段和离他生活时期最近的年代，评论者无论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生活环境、还是对他本人，了解和体会得大都较为贴近和深切，因此他们的见解非常值得重视。70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具体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的批评却也可说是卷帙浩繁；不仅是收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就是摘引时的取舍也很棘手。有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长篇大论，却过于空泛，要找到有关心理描写的见解，则如竹篮打水，无功而返；更多如同沙里淘金，所获甚微，这种情况下选择只好从宽。但有些文章专论心理描写，虽有不少重复，还是美不胜收，然而为了广开言路，只能选录其中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我这里没有涉及苏联时期的评论，原因主要是：在苏联时期，研究者们更为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社会内容，并倾向于以此为标准进行褒贬。对他的心理描写研究较少。[92]另外，几位重要的陀学专家的见解我们在下文大多都将提到。
[1] 勒纳·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 《同时代人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1990年，（XXVIII/I，117，118）。下文引用这一版本时，只在括号中注明卷数（罗马字）和页数（阿拉伯字）。
[4] В.Н. 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5] В.Н. 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6] В.Н. 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1-182页。
[7] В.Н. 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8] В.Н. 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9] 迈科夫曾接近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
[10]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1849/1/12）中曾这样谈到《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虽然其内容我不喜欢，但我觉得……这出自一位富有才华的人之笔，因而不乏心理分析，就科学角度而言引人入胜……”（《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年谱（1821—1881）》（共3卷），第1卷，圣彼得堡：“科学院项目”，1993年，第151页。）
[11] 《俄国批评界论列·尼·托尔斯泰》，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90页。
[12] 《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第2卷下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第23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可能记起迈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的评论——‘心灵解剖学’”。
[13] 《杜勃罗留波夫文集》（9卷集），莫斯科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卷，第248页。
[14] 《杜勃罗留波夫文集》（9卷集），莫斯科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卷，第231-235页。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30卷）编选者也不清楚此人情况，因此加上问号。
[16] 一名读者1876年11月11日的来信。转引自Г.М. 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210页。
[17] Н.Н. 斯特拉霍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往密切。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与作家结识，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长兄共同主编的杂志《时代》（《Время》）（1861—1863）和《时世》（《Эпоха》）（1864—1865）主持过评论栏。两人“那时的友谊虽然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但是很亲密。”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各种抽象问题。尽管他们之间后来产生了分歧和误解，但应该说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还是非常了解的。
[18] 《同时代人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424-425页。
[19] 《同时代人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424页。
[20] 即费奥费尔·马特维耶维奇·托尔斯泰，库图佐夫的外孙。
[21] О.Ф. 米勒（1833—18890），俄国文艺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1870—1887年为彼得堡大学教授。
[22] 《文学遗产》第86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第488页。
[23] 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文学批评论文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82页。
[24] 《屠格涅夫全集》（28卷集）书信集第4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319-320页。
[25] 《屠格涅夫全集》（28卷集）书信集第11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第164页。
[26] 《俄国作家论文学创作》第2卷，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745页。
[27] 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文学批评论文集》，第184、186页。
[28] 转引自《各时代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继承性问题》，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29] 《文艺批评论文集》第1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21页。
[30] 《俄国知识分子史》第2部，莫斯科：1907年，第275页。转引自《各时代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第88页。
[31] 贝尔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
[32] 《柯罗连科论文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29-430页。
[33] 《柯罗连科论文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27页。
[34]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72-173页。
[35]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264页。
[36] 1913年，《群魔》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该年9月高尔基发表了《论“卡拉马佐夫习气”》一文。一个月后又写了《再论“卡拉马佐夫习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较为严厉的批判。这两篇文章同那个时代激烈的思想斗争有关，起因是有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虚无主义者等同于当时的革命者。
[37] 《谈谈小市民习气》，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0页。
[38] 《高尔基论文学》，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3年，第705页。
[39] 《俄国文学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429页。
[40] 《高尔基论文学》，第704页。
[41] 《高尔基论文学》，第152页。卡拉塔耶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42] 《高尔基论文学》，第151-152页。
[43] 据《卢那察尔斯基文集》（8卷本），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3—1967年。
[44] тайновидец духа一词大约是借自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1901—1902）。梅烈日科夫斯基是这样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45] 《卢那察尔斯基文集》（8卷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第5卷，第161-162页。
[46] 弗洛伊德学说于1909年后广泛闻名于世。据查阅，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后的论文中曾多处提到弗洛伊德。
[47] В.Ф. 彼列维尔泽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48] В.Ф. 彼列维尔泽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2年，第348页。
[49] В.Ф. 彼列维尔泽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2年，第349页。
[50] В.Ф. 彼列维尔泽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349-350页。
[51] 戏剧性的冲突原文为драма。如译为戏剧，恐难以理解，因此作了符合原意的变动。
[52] В.Ф. 彼列维尔泽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参阅第333页。
[53] 《思想的主宰》，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54] 《思想的主宰》，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55] 《各时代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第90页。
[56] 索洛维约夫，见《思想的主宰》，第31页。
[57]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58] 《思想的主宰》，第627页。
[59] В.В. 罗扎诺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6年，第17-18页。
[60] В.В. 罗扎诺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第27页。
[61] В.В. 罗扎诺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第34页。
[62] В.В. 罗扎诺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第35页。
[63] 《思想的主宰》，第274-275页。
[64] 《思想的主宰》，第272页。
[65] 转引自《各时代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第92页。
[66] 《Н.А. 别尔佳耶夫论俄国古典作家》，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3年，第5页。
[67]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15-216页。
[68]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16页。
[69]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17页。
[70]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23页。
[71]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23页。
[72]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24页。
[73] Н.А. 别尔佳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7-178页。
[74] 《勃留索夫文集》下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34页。
[75] 上面所说的宗教哲学家有些同时自己从事艺术创作，他们的风格显然有别于此前19世纪的传统，他们和其他现代主义艺术家虽说在思想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完全相同，但在内心描写方面，特别是在揭示内心阴暗面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共鸣的。
[76] 《思想的主宰》，第280页。
[77] 《思想的主宰》，第282页。
[78]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79] 《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
[80] 原文为тайновидец тела和тайновидец духа，也有人译作“洞察肉的秘密的人”与“洞察灵的秘密的人。”（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391页）。
[81] 《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第109页。
[82] 梅烈日科夫斯基说，使徒保罗区分人的实质为三个构成部分：肉体的、精神的和心灵的。后者是前两者的中间环节，是肉体的完结和精神的开始，是半兽性、半神性的。
[83] 《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第79页。
[84] 《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同行者》，第86页。
[85] transcensus，拉丁文，直译为“移入”。
[86] 《思想的主宰》，第413-414页。
[87] 《思想的主宰》，
[88]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50页。
[89]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50-151页。
[90]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51页。
[91] 《俄国侨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彼得堡：安德烈耶夫父子出版社，1994年，第21、23页。
[92] О.М. 奥斯莫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心理小说》，第4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