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为基本背景，聚焦于当前我国社会中的重要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课题组成员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实地观察，收集到比较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在相关社会学理论概念的指导下，研究者们采用定量统计分析与定性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结论。全书由一章导论和十七章具体的研究结果组成。根据研究的主题，这十七章分为上中下三编。
在上编中，研究者们集中讨论了与青年就业、职业以及工作相关的问题。
风笑天基于全国12个城市2537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资料，描述了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及其分布，并对影响青年实现就业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揭示出，青年的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特别是青年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其实现就业的途径有明显的影响。表现在青年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与其就业途径之间关系上的一部分结果，实际上是青年文化程度作用的影响。同时，该研究的结果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只有当青年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时，他们在就业途径上才会相对较多地依赖社会资本。这一结果为更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青年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
肖富群则利用大规模调查资料，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经验地探讨了大学生的城乡背景差异对他们初次就业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源的城乡差异是影响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重要因素。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已经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尚无就业意向、处于就业无望境地的可能性也更大；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可能在乡镇农村或县城就业，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更可能在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就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就业起薪明显低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同时，生源的城乡差异影响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路径具有差异性。生源的城乡差异通过学校层次差异，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对大学生的就业产业和就业起薪也具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双重影响。
风笑天、王晓焘针对社会舆论中广泛议论的在职青年“跳槽”现象，同样利用大规模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大约一半的城市在职青年曾经有过工作转换，他们总体上平均转换过两次工作。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以下三组变量必须受到重视，即青年自身的资源、青年的工作发展阶段，以及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文化。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将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进行，并且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必须始终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
刘成斌在对农村打工青年的研究中，注意到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低龄化倾向。在界定打工年龄标准的前提下，研究者运用调查数据和教育统计数据，呈现了农村青少年辍学并提前打工的“社会事实”。进一步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家庭和村庄因素对农村青少年首次外出打工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个人经济观念、宏观社会趋势认知、城市与农村的社会距离感等，则对其首次打工年龄构成显著影响。作者认为，农村青少年主动或被动的辍学并提前打工，主要是基于过度理性化观念下形成的经济观念和对打工认知的偏差导致的，而过度理性化的价值观念之型塑不是个人选择的事情，而是国家价值导向和政策管理的应有之义。因此作者建议国家应当制订更科学、更合理的人口流动政策。
许传新采用自制的工作压力量表，对成都、上海、义乌三地13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同时，不同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压力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地区差异非常显著，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最大，义乌其次，而成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最小。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的年龄差异、文化程度差异，以及不同职业差异也都比较明显。研究同时指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社会环境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
唐美玲利用CGSS数据资料，从青年的工作收入、工作特征、工作保障、工作关系、职业发展等方面，系统比较了青年农民工和城市在职青年的就业质量。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与城市青年相比，总的来看，在工作特征上表现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在工作保障上，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在职业发展上，表现为技能培训比例低和发展空间小。在工作关系上，表现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青年的差别不大等特点。作者据此提出了若干改进的对策建议。
中编的内容主要探讨了与青年婚姻家庭有关的现象和问题。
风笑天利用多次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资料，对目前城市在职青年择偶过程中的结识方式进行了考察，发现“原来的同学”是未婚青年择偶中最主要的结识方式，但这种同学关系最终能走进婚姻的不到其比例的一半。同时，尽管自己结识是青年择偶方式的主流，但由他人介绍结识的方式在已婚青年择偶中已占到40%，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择偶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局限了青年通过各种途径直接结识婚姻对象的过程，同时也显示出通过介绍结识的方式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许传新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期望与择偶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自主性较强，父母的影响较弱；感情追求已经成为他们择偶的最主要目的，女性尤其如此。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他们的择偶标准普遍较高，且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比较大，女性择偶标准高于男性。择偶方式逐渐从传统型过渡到现代型。“早恋”“早婚”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还比较普遍。“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仍旧是主流，但新生代农民工通婚的年龄范围比城市在职青年要大得多。愿意与市民恋爱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三分之一，社会结构障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通婚的主要原因。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城市外来青年在择偶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收入低、交往范围小和工作流动性大。该研究结果还提示这一代青年婚姻挤压效应开始显现。
贾志科则将考察的视角对准各个大城市都普遍涌现的“万人相亲会”，以此为例子来研究当前青年人的择偶问题，特别是“剩男”“剩女”们的择偶问题。作者深入相亲会现场，既通过观察、访问收集定性资料，又通过收集男女青年征婚广告牌的信息，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结果发现，相比较男性而言，女性在择偶时更倾向于提出更多或更高的条件或要求。而男性除了对女性的容貌方面提及率更高外，其他方面的要求或条件的提及率则大都低于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都市“剩女”现象日渐突出的表现及原因。同时，研究指出，在万人相亲会这一现实的择偶场域中，都市青年男女找到他们的另一半是比较困难的。这一方面源于相亲会上悬殊的性别比例，另一方面也跟女性自身的择偶标准不无关系。
风笑天利用对全国5大城市1000多位已婚青年的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家庭的不同婚配类型与夫妻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匹配类型、不同文化程度匹配类型，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匹配类型三个方面与青年家庭的夫妻关系状况无关；而不同城乡背景匹配类型、不同独生子女身份匹配类型两方面则与青年家庭的夫妻关系状况有关。研究同时揭示出，在改革开放背景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在个体特征上更具同质性，对他们的夫妻关系真正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他们在社会特征上的差别。
陶艳兰从个体化的视角，聚焦于乡城流动背景下的青年女性。在阎云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家庭生活中个体的崛起问题，并对有关女性地位、家庭关系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作者通过深入的定性访谈，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流动女孩的权力与哀伤。研究表明，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相伴随的是，未婚女孩的权力得以提升，但是，这并没有触动家中以儿子为重心的规则，女孩的权力实质上是养家者或协助养家者的权力。流动女青年不再是绝对的“孝顺的女儿”与“反叛的女儿”的二元类型，“哀伤的女儿”更能描述她们内心的情感和欲望，表明流动女青年个体权利意识的提升。而已婚女青年个体的崛起突出地表现为她们努力“过自己的生活”。在选择伴侣上，她们更看重婚姻的感情基础和个人需要；在家庭事务上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强调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和亲密关系。
下编中的内容相对更加广泛，涉及的方面也更多。
袁潇以江苏省南京市高等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使用微博的概况、动机，以及自我认同的基本情况开展问卷调查，考察了微博使用与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信息获取、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是大学生使用微博的主要动机。他们基本上只与相熟的人开展人际传播，而非出于隐匿身份的目的获取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交往体验。在三种主要的微博使用动机中，大学生自我表达的动机、社会交往的动机与他们的自我认同之间呈现正向相关，而获取信息的动机则与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之间呈现负向相关。
徐连明则集中对当前我国青年中的宗教热现象进行了分析。作者在概述青年宗教热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青年的宗教时尚问题。研究者指出，青年的宗教时尚中既有十分“热”的方面，也有相对“冷”的方面；青年宗教时尚的特征具有广泛性、浅层性、消费性、模仿性、新奇性和短暂性等特点。作者同时指出，青年的宗教时尚现象对青年的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方面，也体现在消极的方面。该研究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当前青年中的宗教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王小璐从西方青年研究的前沿主题中受到启发，首次关注到青年对“成年”的认知问题。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青年对成年标志的认同度普遍要高于西方社会的年轻人，反映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年轻人对成年人的社会规范可能具有更高的接受度。其对成年标志子量表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表明，在通向成年的过渡规范中，西方年轻人注重的是个人独立、家庭能力和规范遵守，最不看重的是角色过渡；中国年轻人注重的是家庭能力、个人独立及规范遵守，最不看重的是生理过渡。作者关于当代我国青年的成年旅程也出现了多维度、多层级、多进程的复杂态势，青年到达成年不再是一蹴而就的转变，而是一个较为漫长的社会过程的观点值得关注。
王晓焘同样利用2007年全国12个城市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的数据资料，采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定量地探讨了青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问题。作者将教育获得视为中国家庭中资源转移过程中的一种伴随转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对孩子的教育获得存在负向影响。因此青年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普遍高于同龄的青年非独生子女：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规模对子女教育获得存在影响，但受到这种影响的主要是女孩；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由于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并不存在继承人选择的问题，因而在教育获得方面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邓希泉利用多种大型调查和统计数据资料，从身体体质、患病比例、死亡率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身体健康的发展状况及其变迁趋势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三十年来，我国青年身体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青年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增长速度很快，青年的机能素质呈不断下降趋势，青年的耐力素质下降明显，青年吸烟年龄不断下降，农村青年自杀死亡率高于城市青年等。同时，研究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健康问题在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
马德峰以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江苏苏北地区的大学生村官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和研究了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的形态及其面临的困境。作者首先归纳出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的四种主要形态：创业富民型、社会管理型、便民服务型和文化提升型。同时，较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面临的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若干完善大学生村官基层服务的对策建议，相信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推动我国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整体实践进程。
总体上看，本书涉及当前我国社会中青年问题的众多方面，研究者们通过深入社会生活实际，开展经验研究，并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一定独到见解的结论。可以说，这些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当前青年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图画，也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当前青年问题的表现和内在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