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乡背景对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影响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在人的职业生涯中，青年时期是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它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整个职业生涯，进而影响到成人以后的家庭生活。在宏观层面，它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劳动力的配置和社会结构的协调稳定。青年就业问题在我国表现得更为严峻。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给青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党和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市场化就业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幅度地增加了就业总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但青年就业问题目前依然不容乐观。一是青年劳动力总量持续过剩，未来数年我国青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每年仍保持在1500万—2200万人之间，就业刚性需求强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2012）。二是结构性失衡，青年劳动力的技能、观念、地域分布等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适应。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个青年人口群体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青年农民工的城乡就业转移、职业适应与发展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浮出水面。目前外出农民工数量达1.5亿人，而且以每年600万—800万人的速度增加，增量中多数为青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2012）。大学生的就业成为一个问题却是21世纪初的事情。大学生曾经贵为“天之骄子”，计划经济时期其就业由国家统分统配，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即使在市场化就业改革的初期，大学生凭借其高等教育优势也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颇受青睐。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连续扩招，尤其是21世纪初扩招后的大学生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市场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面临巨大压力，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图3-1中的数据趋势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

图3-1 劳动与就业人口

注：1. 普通高校毕业生数据（2003—2011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6；2008；2010；2012），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年9月9日；2012年毕业生数据由2008年本科生招生数与2009年研究生、专科生招生数之和来替代；2013年毕业生数据来源于：教育部：《教育部公报》（2013年第7、8号），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21/index.html，2013年9月9日。2.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2004；2006；2008；2010；2012；2013），http://www.stats.gov.cn/tjgb/，2013年9月9日。3. 新增劳动人口数据转引自：张华：《2005—2020：中国青年就业三大难题与突围之路》；安国启：《青年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4）》，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如图3-1所示，近十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都在2000万人以上，实际的城镇就业人口大致在1000万人上下，而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节节攀升，2013年已接近700万人。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其需求，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僧多粥少”的格局，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基于此，政府的劳动就业部门为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我国就业战略的研究重点也转移到青年就业问题上（曾湘泉，2005）。

目前，以整个青年人口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就业问题研究还很少。一些部门在2004年联合开展了国内青年就业问题的首次大型调查，描述青年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和青年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等情况（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国际劳工组织，2005）。邓希泉等人以北京地区为例，描述和评价过“80后”青年的职场状况（邓希泉、杨长征、李广文，2009）。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致使我国的就业形势遭遇更大困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为此专门报告过当年中国青年的就业创业状况（中国青少年研究课题组，2010）。上述研究能呈现一些关于青年就业问题的基本事实，能为深层次的相关研究提供资料。

但是，青年群体内部具有丰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使这类以整个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描述层次。这也可能是类似研究很少的根本原因。

相反，一些以某类青年，比如城镇青年、女青年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就要显得深入一些。就近十几年的研究情况看，最受研究者关注，研究也最深入的莫过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和青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本研究不涉及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相关文献也就不赘述。李春玲等人在梳理2007—2009年我国青年研究的主题之后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新的研究主题（李春玲、孟蕾、吕鹏、施芸卿、陈昕，2011）。风笑天在对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后更是发现，近十多年来，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明显不成比例地高于对青年就业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显著高于前二十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风笑天）。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研究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描述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岳昌君等利用五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求职状况，分析我国高校扩大招生以来毕业生的就业特点与变化趋势（岳昌君，2012）。麦可思研究院自2007年开始，连续五年大规模地调查毕业半年和三年后的大学生就业情况（麦可思研究院，2009—2013）。上述研究为把握大学生的就业与求职情况、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变化趋势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数据资料。但是，相关研究非常少见。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在离校前只有部分实现了就业，而且还只是签署用工合同，并没有真正的职业实践；描述性研究对样本的质量要求较高，要在大学生毕业前夕获得随机性的大样本确实有困难。

第二类是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一些研究者比较宽泛地去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用来反映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指标集中在是否就业、起薪、就业满意度等。试图探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性别、求职信息、求职成本、人力资本、家庭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研究结果也证实上述影响因素是有效的。上述研究没有明确的自变量，而是比较宽泛地探讨影响因素。另一些研究者则比较集中地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某个具体因素，比如择业观念、就业储备、性别、个人特征等。总体来说，这一类研究对相关指标的选取比较随意，相互之间也缺乏参考与对照。

第三类是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这些研究用来反映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指标集中在就业意向、是否就业、起薪、职业声望、就业成本、就业质量、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单位性质、就业满意度等。人力资本主要用学校声望、专业、政治面貌、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兼职和实习经历、健康状况等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主要用父母职业职务、父母文化程度、亲戚与关键人的社会地位、家庭社会关系的规模与利用、家庭所在地、家庭收入等指标来测量。这些研究比较深入地剖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但部分研究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测量显得随意，一些指标明显没有效度，缺乏相互借鉴，而且多数研究没有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整合成综合性指标，研究结果也就显得杂乱和零散。

就业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难题。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往往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研究者一般会选择在就业与职业发展上遇到特殊困难的人口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会以增进个人与家庭福利、缓解社会问题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研究的具体问题。近三十年来，对农民工、下岗工人、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问题的研究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口群体的内部往往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就业作为难题在这些人口群体内部的亚群体身上会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要使相关研究再深入一些，就需要注意这些人口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如果要进一步体现研究的人文关怀，就需要关注这些人口群体内部在就业问题上体验到更多艰辛和困顿的人。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研究也是如此。已有的研究多数以整个大学毕业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这很容易遮盖大学生内部的亚群体在就业问题上的多样性。用来区分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所遇到困难的性质和程度的变量可以有很多，比如性别、城乡、贫富、年代、学校类型等，每个变量都可以让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呈现出特殊性。笔者认为上述变量中最重要、社会含义最丰富的变量就是城乡变量。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在市场化的就业体制中，农村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应该比城镇大学生更能体验到艰辛与困顿。可是，现有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

大学生的就业作为一个难题在21世纪初初现端倪。赖德胜当时就指出户籍制度不利于大学毕业生的流动和就业（赖德胜，2001），“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赖德胜、田用坡，2005）。曾湘泉也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户籍制度有关（曾湘泉，2004）。但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笔者只见到秦永和裴育做过一项相关的专门研究（秦永、裴育，2011）。他们利用2009年南京市某高校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大学生比城镇大学生就业概率低。他们的解释是，与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已有的社会资本投资集中在农村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人群，而就业部门主要在城市正规部门，已有社会资本在就业中利用不上。此项研究有三个问题。一是研究样本来自某个高校，样本量只有202个，分布和数量都有局限。二是被解释的变量只有一个，即是否就业，未涉及其他重要变量。三是在数据分析中并没有揭示出生源的城乡差异对是否就业的影响路径，尽管作者在结论解释中认为社会资本是中介变量。

其余与此有些关联的研究都不是专门研究该问题的，散见于其他主题的研究之中。只是在研究其他问题的时候会设置城乡变量，因而也就会有与此相关的零星结论。这些零星的结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支持生源的城乡差异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比如城镇大学生就业的可能性大于农村大学生（刘小瑜、胡军刚，2008）、农村户籍对大学生就业不利（Congbin Guo，Mun C. Tsang，Xiaohao Ding，2010）等。另一类却认为生源的城乡差异不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比如生源的城乡差异不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机会（黄敬宝，2009）和就业质量（李春玲，2010）。类似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呢？关键原因可能在于，一些研究在模型建构中只纳入了与城乡差异关系不大的控制变量，而另一些研究把与城乡差异关系密切的中介变量也纳入模型。前者保留了生源的城乡差异所承载的社会含义，也就能体现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后者通过变量控制的方式抽离了生源的城乡差异所承载的社会含义，也就不能对大学生的就业产生影响。

基于大学生就业这个主题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确定为：生源的城乡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结果？如果这种影响存在，这种影响产生的路径又是什么？借鉴已有研究的经验，吸取已有研究的教训，专门探讨生源的城乡差异对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影响，以增进相关研究的知识积累，同时也给予面向社会初次择业和就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大学生，以相应的人文关怀。

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本研究只关注大学生的初次就业。15岁至64岁都属于劳动年龄，在市场化的就业体制下，大学生的就业不只是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初次就业，择业与就业问题在其有效的劳动年龄段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本研究只关注大学生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初次就业。其二，本研究只关注大学生的就业结果。就业是一种活动，有经过也有结果，本研究只关注经过准备、搜寻、选择等环节之后的就业结果。如果不设此边界，本研究的问题就会显得大而无当，研究的内容就会过于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