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研究成果
进入本土化发展阶段之后，国内外语界和汉语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尽管发展不够平衡，但在总的研究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对语言中的社会性别歧视研究较多（详见本书第四章“俄汉语言中的社会性别歧视对比研究”），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3点：
1．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的表现形式研究
国内外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在使用语言方面有天然的差异，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声带短且薄，松弛度较小，肺活量也较小，但声调比较高等。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男女两性在语音语调方面的一系列差异。但是，语音现象必然受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直接影响，社会因素致使男女两性在语言使用上出现包括语音在内的后天差异。国内学者主要从音系学特征、构词特征、词汇特征和句法特征等方面研究性别语言差异的表现形式。相关的学术刊物开始发表较多的述评文章，包括一些学者根据自己在国外学习、调查所获资料进行的研究成果。
1.1 英语和日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英语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杨永林的《女性英语音韵语调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期）、肖建安的《英语性别语体研究的理论发展及研究方法探索》（《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2期）、梁鲁晋《性别身份在英语广告中的建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等。
上述论文的作者普遍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的、权威的发音方式，更常用逆序重音，即男性常把最高音调放在最重要的单词上，而女性常把最低音调放在最重要的单词上；语调上，女性常用升调来表示礼貌或试探性的口气，而男性的语调则平淡、严肃；词汇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情态词语、特殊的色彩语、强势语、委婉语等；句法上，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反义疑问句、强调结构等。”（史耕山等，2006：25）例如，女性常用重叠音节词，而男性一般不用；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描述色彩词语的选择，如mauve，beige，aquamarine，lavender等色彩词常出现在女性言语中，男性多用强感叹词，甚至咒骂词语，女性则多用弱感叹词。强感叹词比较粗俗、夸张，给人以情感强烈、言辞有力的感觉，多数人认为强感叹词出自男性之口可以理解，若出自女性之口则不礼貌，没有修养，破坏了社会文化所认同的女性性别定型。
对于句法结构的选择，张莉萍（2007）认为，在英语社会里，女性多使用情态结构，即用情态动词Can，Could，Shall，Should，may，might，will，would与其他动词have，be连用，这种结构的使用，反映出女性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把握或有怀疑，用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见解。男性则常用其中几个表肯定或具有权威、命令式的词，常用陈述句、祈使句，直接表明对事情的看法。
关于日语中的性别差异现象，李东哲（1988：28—41）、于国栋、吴亚欣（2002：24—28）等学者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如通过对比，他们发现日语中男性和女性在使用语言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是具有一定的日语水平的人大抵可以分辨出哪一句是男子用语，哪一句是女子用语。但是假如把这些用语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便很难区分发话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是日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在一般情况下，说话人在指称自己的时候，男性往往使用boku，而女性则使用watasi或atasi。
李钟善（2002：92）认为，日语中的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有着严格的区别，这是日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表现为：女性用语尽量避免使用断定语，或少用或不用命令式，而男性用语则恰恰相反，以体现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陈玉泉（2004：78）分析了日语的历史成因及其特点，以此表明，女性用语与不拘礼节、语气上显得过于激烈的男性用语相比，显得较为优雅、含蓄、温柔，极富感情色彩，女人味很浓，具有恭谨、庄重、礼貌的色彩，这是自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历史形成的一种女性美德，从而使日语日臻完美，极富情调。
1.2 俄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俄语界的性别语言差异研究主要见诸语音和语句结构。例如，周民权（2009：79—81）不仅指出了俄汉社会性别语言的共同点，而且重点分析了俄汉语中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言语表达差异，认为其生理差异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标记。例如，现代俄语中女性有意拖长元音而将非重读的［о］读成［а］，带有讲求时髦、略显夸张的意味，而中国女性在说话时一般不会有意拖腔，还会有意无意地出现某些吞音，如把“fanzheng”（反正）说成“fan′r”，把“meiyou”（没有）说成“mei”等，顺应了说话随着社会节奏加快而趋于简洁的特点。再如，在称谓的词语选择上，两国的女性也表现各异：俄罗斯女性在称呼孩子时常用阳性形式，即便面对女儿，母亲也会使用“Ах ты мой милый！”（“你真是我的宝贝哦！”），“мой ребенок”（“我的小乖乖”）之类阳性昵称形式，而中国女性对自己的孩子说话时常常会使用人称代词复数第一人称形式，如：“别哭，我们（而不是我）现在吃糖吧。”
在词汇和语句的选择上，吕鸿礼（2004：27—28）通过对比，认为较之于男性，俄罗斯女性更喜欢使用名词和形容词的指小表爱形式（сумочка，ручка，хорошенький，слабенький）、委婉语（用“гости”指代“менструация”，用“задик，сидение，ягодица”来表示身体的特定部位）以及能够体现俄罗斯女性感情外露的感叹词（ой-ой-ой，ну，уж）等。对于句式结构的运用，俄罗斯男女两性表现各异，如在陈述句的使用上，男性惯用长句，而女性较爱用短句形式，表达更为简洁明快，生动有趣；对疑问句的使用也各有目的，女性喜欢用一种试探性的疑问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谈话继续进行的手段，而大多数男性使用疑问句似乎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故有人称女性的疑问句是“报道式的”，男性的疑问句是“信息式的”。
在祈使句的使用上，男女也各有特点，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带有“давай（те），можно ли，может быть，пожалуйста”等词语的祈使句来建议别人去做某事，以委婉的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图，避免使用生硬的祈使句来发出命令，即便是命令别人，也习惯于使用礼貌语言，甚至在生气、郁闷时也不例外。这种使用方法正好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用刚和柔来形容男性与女性的情况相吻合，一般来说，男性的表达简洁明快、直奔主题，凸现出阳刚之气，而女性则讲求委婉礼貌、含蓄羞涩，显现出阴柔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性别语言表达方式具有不少共同点，如孙晶（2008：10—17）认为，汉语中的“女国音”与俄语中的塞擦化现象极其相似，这种“咬字”的发音方法能够获得娇柔美的社会评价，而汉语中女性比较偏爱的感叹词是“呀”，常被放在句首使用（如：“呀眉红！你在哪里？”“呀太棒了，离我家很近”等。——摘自池莉《紫陌红尘》），其功能和俄语中的“ой”基本相同。
李明宇（2009：32）分析了男女用语的结构特点之后，发现男性的书面语中经常可见军队、监狱的行话，常会出现插入语，尤其是具有断定意义的插入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等，而女性的书面语中用很多插入语、定语、状语、代词、补语以及情态结构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推测和不确定（может быть，по-видимому，по-моему），喜爱使用中性意义的词语和表达以及委婉语，高频率的出现副词+副词的结构（Слишком безжалостно，очень хорошо）等等。
姜宏、曾婷（2011：51—55）对俄汉语中性别范畴的词汇、构词、词法、句法、修辞等不同表达手段作了对比分析，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俄汉语中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的基本表现形式，其中某些分析较有参照意义。例如，作者认为比喻和借代等修辞手段可以表示性别意义，通常用于表达人物的年龄、性格、智力、能力、生理和心理等特征语义类型，如俄语中的кукла（没有头脑的女人），павой пройтись（傲然自若的女子），ангел по плоти（温柔贤淑的女人），жук（滑头的男人），морской волк（航海老手），травленый（старый）волк（饱经世故的男人）等，汉语中也常可见到各种表示性别语义的修辞手段，如比喻手段：“禽兽，豺狼，绣花枕头”；借代手段：（1）以标志代主体（“巾帼，粉黛”）；（2）以局部代全体（“红颜，须眉，红妆”）；（3）以职务或职称代人（“驸马”）。这些表示性别语义的修辞手段可以在一些固定搭配中找到相应的体现，如“鲜花插在牛粪上”“绿叶衬红花”“红颜知己”“巾帼不让须眉”等。
1.3 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国内汉语学界最早探讨性别语言差异的应该是赵元任先生。他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56年再版）就提到了男女两性在语音和声调上的差异，对吴语苏州方言中au韵字的（好、俏）的性别差异（女性多用a，男性多用a略偏后的音）作了分析，但这只是一种零散研究现象。国内汉语学者以及外语学者对于汉语中的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的真正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从语音、词汇、句法结构等方面着手。
杨春（2008：55）认为，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男女发音的对比上，研究成果表明，女性与年龄、教育、社会阶层和地域相同的男性相比，发音较标准、规范，统计调查方法证明，性别因素在话语的音位、音高、和调性等语音构成的变化上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例如，汉语语音性别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音质方面，这种情况在北京话中的“女国音”上表现尤甚：北京一些年轻女性为了追求尖细好听的效果，把汉语拼音中的j、q、x的发音向牙齿前移动，发成了尖音（类似z、c、s），从而形成了非标准的女性方言。（赵学德，2008：79）
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将其命名为“女国音”的是黎锦熙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这种女学生特有的发音方式。也有人将这种据说发源于北京市劈柴胡同（原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所在地）的读音称之为“劈柴派读音”。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文化心理对女性的影响有关，因为“女国音”读法的开口度比标准音小，更符合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和认同；郭熙在《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一书中指出，女国音现象已经扩展到一些成年男性身上，甚至有的男播音员播音时也使用这种语音，这也可能反映了性别差异的逐步缩小。
孙明霞（2008：141）通过调查分析，指出另一种“女国音”现象是：近年来北京女青年中流行将3、4、5发成6、7、8，尽量张嘴小一些，声音尖细娇柔，符合女性说话应柔声细语的传统观念，因而得到了女性的青睐，这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北京男性青少年的言语方式，他们说话时轻声音节特别多，而且常常把舌尖辅音发成卷舌元音，如把“反正”说得好像是“反二”，把“保证”说得好像是“保二”。诸如此类的儿化现象近似于女性通常表达细小、亲切或喜爱的感情色彩，如玩儿、小皮球儿、小样儿、小花儿、一块儿等。
学者们比较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由于男女发音器官的构造以及男女语音物理特征的不同，他（她）们在使用同一语言变体时，语音语调上的不同是性别差异中最普遍的类型。一般来说，女性的声带较短、较薄、较紧，声波音频较高，声音尖而细，发音比男性更准确、清晰，更接近于标准汉语普通话的语音，韵律节奏感较强，语调也比较温柔，高低变化的幅度较大，富有表现力，说话时多用表疑问、征询的升调，不像男性那样常用坚决、肯定的降调来回答，如课堂上开始上课时，男老师常用降调说“上课”，含有命令、要求意味，而女老师往往用升调说“上课”，委婉地表达要求、征询学生意见之意。
在汉语词汇和句法结构的选用上，男女两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孙汝建（1998）、杨金菊（1994）、刘莹（2001）、王娜（2005）、张莉萍（2007）、赵学德（2008）、杨春（2008）、孙明霞（2008）等学者在各自的著述中分别作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5点：
1.3.1 在颜色词和情态词的使用上，女性大大多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的颜色识别能力和色彩感受能力强于男性，在表示颜色的词汇和表达感情色彩的语言习得能力超群。她们对颜色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除了能够分辨日常生活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等基本色调外，还能感受和领悟各种区别细微的色彩，并在语言中进行精确的描述，如蓝绿色、粉蓝色、湖蓝色、紫红色、砖红色、水红色等，并且通过使用具有各种象征意义（如红色是曙色的代表，使人联想到太阳、光明、温暖、幸福、炽热、鼓舞、火急、危险等；绿色是大自然的主宰色，给人以清新、幽静、安逸的舒适感；黑色给人以冷、暗、阴、远、沉、消极的感觉，象征着悲哀、不幸、绝望、死亡，同时也象征着庄严、肃穆、稳重、踏实、内在、脱俗、尊贵、高雅等；白色给人以明、近、阳、轻的感觉，通常象征着纯洁、娇美、明媚等）的颜色词和诸多表达情态意义的语气词、感叹词、夸张词、强势词来抒发自己丰富多样的情感。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女性对美的外在形式感受较男性深刻，用于观察自身衣着打扮的时间比男性多，对社会上流行的样式、花色、颜色等的变化很敏感。这种社会特点是她们长期生活习惯所培养的。她们从小就喜欢把自己（或被父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每精心挑选各种颜色的衣料服装，与各种颜色直接接触的机会比男性多，久而久之，就能够比男性更为精确地使用表示色彩的词语。而男性一般只能分辨几种基调色彩，不大探究其微小差别。在一些男性看来，这类词语是对话语的真正意义有损无益的“多余包袱”，即冗余成分较多，实际意义不大。另外，女性常用重叠音节词，而男性一般不用。男性多用强感叹词，甚至咒骂词语，女性则多用弱感叹词，少用咒骂语。强感叹词比较粗俗，给人情绪强烈、言辞有力的感觉，传统观念认为强感叹词出自男性口中可以理解，有“阳刚之气”，若出自女性口中则不礼貌，不雅观，没有修养，一旦带有上述选词特征，往往会被看成是“粗野的假小子”。
1.3.2 在对人和事物的称谓语选择上，男女两性差异较大。相比之下，女性说话时更喜欢在一些词的前后加上表示“小”或“儿”等词缀，如“小狗”“小姑娘”“花儿”“竹竿儿”等，在称呼别人时，女性用语比男性用语更加丰富多样，更具亲和力，常用“亲爱的、宝贝、甜心、心肝儿”等词语表示亲昵的相互关系。此外，女性使用“亲蛋蛋、宝宝、狗狗、美美”之类重叠昵称形式的频率远远高于男性。
1.3.3 在禁忌语和惊叹性词语的使用上，男女各有侧重。女性很少使用禁忌语，多用“哦！我的天哪！”“天啊！“哎呀！”“哟！”之类惊叹性词语表示惊讶或者不满情绪，更加注意语言的优雅与含蓄，而有些男性则经常用“他妈的！”“该死！”之类粗俗的惊叹语或诅咒语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给人以粗鲁、不文明、不礼貌之感，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男子汉的粗犷与豪爽。
1.3.4 在形容词和副词的选用上，男女两性各具特点。在描述同一事物的某种特征时，女性往往选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表达自己的感受，比男性的表示方式丰富，如“可爱的，漂亮的，迷人的，甜美的，贴心的，动人的”等，且喜欢将形容词重叠使用，如“清清楚楚、甜甜蜜蜜、白生生、软绵绵、黑洞洞、高高的、大大的”等。此外，女性还喜欢使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副词“十分、非常、多么、极、太”等作修饰语，来强化语气，有时为了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常将几个感情色彩浓重的副词重复或迭加使用，如“那个地方太好玩了！美极了！棒极了！”“我是那么那么想念你，你要是待在我的身边该有多好呀！”等。这些词语常带有羡慕、赞赏、娇媚的色彩，能够较为贴切地反映女性的性格特征。而男性强化语气的手段比较简单，通常使用副词“很”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1.3.5 在汉语句法结构的选择上，男女两性各有其倾向性。女性较多地使用与其气质相适应的谨慎、稳重、婉转的标准句式，很少使用无端、坚决的语气，常常采用一些模糊句式，如“我觉得、我想、我认为”等，且常在句中运用“啊、那个、接下来”等停顿语，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在表达试探性的请求、建议或不满时也常常使用“我想你是否应该……”“我觉得你最好……”之类比较客气委婉的句式，以一种似乎不大自信和商量的口气与对方交谈。因此，女性使用较多的是疑问句和祈使句，较少使用命令句，即便是使用陈述句，也常常在其后附加反义疑问句，以此表明对事情、问题把握程度较低，需要借助于他人的意见加以肯定或加强，如“他是一位好老师，不是吗？”“这里是图书馆，对不对？”等。
有学者认为，疑问句的使用可以表现女性的礼貌与淑女气质，避免武断，防止交际冲突，是成功的交际策略之一。女性在在疑问句和祈使句中使用“吧、吗、呢、啊”的频率远远高于男性，她们表示主谓之间的停顿时，一般加入“吧”，男性则多用“呀”及其变体。此类句式结构的使用反映出女性一般喜欢用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见解，而男性则倾向于直接表述自己的意见，驱使他人做事，不习惯于事事征询他人意见，常用陈述句、命令句祈使句表明对事情的看法，语气比较坚决、武断，往往会引起冲突。
另外，女性比男性更注意遵守语言的规范，不大使用非规范的语言形式，而男性说话则比较随意，有时甚至有意违规，以达到自己的交际意图。这种现象与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从客观方面看，由于多数女性在职业上的位置不及男性显著，因此人们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社交场合的言谈举止。从主观方面看，女性的言语也多倾向于向声望度更高的标准形式靠近，以符合女性适切行为的社会期望。
赵丽明、白滨、史金波主编的《奇特的女书——全国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1995）对流传在湖南南部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妇女专用文字“女书”的起源、性质、族属以及社会功能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发现这种文字不是表意文字，而是一种单音节表音文字，被当地妇女称为“长脚文字”，通过“老传少，母传女”一代一代相传至今，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扇上，有的绣在手帕、被子、花带上，用来祭祀、祈祷或歌唱。它虽借源于汉字，但与汉字又有很大的区别，拥有不同于汉语及当地任何村庄口头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明显呈现出“图腾崇拜”的痕迹，而这只有在人类早期文化如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中才会出现。而当地的男性根本不知道这些神秘的“天书”写了些什么，表达什么意思。这种奇特的语言现象引起部分汉语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正对面临传承危机的“女书”进行抢救性研究，试图解开“女书为什么只在江永及其毗邻地区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性如何能够容许妇女学习和使用男性不懂的文字？”“女书何时形成？”等一系列谜团。
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一书也提到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对男性和女性的语音差异作了量化分析，以此说明性别在音系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2．言语交际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研究
与上述语音、词汇、句式结构方面的使用差异相辅相成的是，男女两性在不同的交际场合所实施的言语交际行为也存在着差异，各自都形成了一定的言语表达风格和语用特点。随着认知视野的拓宽和研究的步步深入，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逐渐从女性用语和男性用语的形式结构（语音、构词、词汇、句式结构等）差异转向言语行为、交际策略、话语风格等动态研究方面。在研究转型过程中，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功能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不断得以运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更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研究的理论基础，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具实践意义。
在西方学术界，最先研究性别语用差异的R.莱科夫（1975：73—74）通过翔实研究得出结论：男女两性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折射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社会角色的差别使男女两性在说话方式和话题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的自我受到抑制，因为社会习俗观念使得她们不能强烈地表达自己，鼓励她们用一些琐碎的语言表达一些琐碎的事情，在交谈时对自己谈论的事情要用不太确切肯定的语气。
俄罗斯语言学家А．В．基里利娜（2005：18）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言语交际实质上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即便是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长期生活的男性和女性，也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各自不同的言语交际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话题的选择、话语量的大小、说话方式与交际策略等方面。
2.1 日语和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我国日语学者李东哲在《日语会话中的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1988）中曾引用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作家尾崎红叶在《金色夜叉》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要是具有一定的日语水平的人……大抵可以分辨出哪一句是男子用语，哪一句是女子用语。但是假如把这段会话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便很难分辨发话者是男的还是女的。也就是说，在日语语言生活中男女用语有别，这是日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段话说明作为作家的尾崎红叶已经注意到了日语中的男女性别语用差异，但他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这种语言现象并非日语独有，而是见诸英语、俄语、汉语等许多语种。
英语学界的社会性别交际语用差异研究比其他学界发展得快，成果也比较多，其中较有影响的著述是白解红的《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2000），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从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视角研究社会性别语言文化的专著，其中对语用学理论与社会性别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语境与语用、遵守与违反语用原则之性别差异、言语行为之性别差异、委婉语之性别差异、语义多层面上的性别差异、人际功能表达之性别差异、性别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命题作了通俗易懂的论述，结合英语国家的性别与语言差异分析，对英汉两种语言的性别语用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跨文化交际对比研究，分析性别语言得以显现、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阐述性别语言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对静态的性别语言变体进行语用学视角的动态研究，对性别语言现象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对汉语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研究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和参照价值。
许力生的《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1997）一文在介绍国外英语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男女两性之间话语量大小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长期以来存在的女性说话比男性多的固定看法有失偏颇，如许多英语词典中的babble，chatter，gab，gossip，nag，prattle之类具有“罗嗦”“多话”含义的词语，只要词典中有例句，大多是拿女性来做例子，而社会交往中的话语状况实际上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的调查研究都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在绝大多数场合，包括街市、家庭、饭店或咖啡馆、朋友聚会、社交活动、各种会议、电视讨论、体育比赛、音乐会等等，男性说的话往往比女性多。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对话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夫妻之间也好，朋友、同事或同学之间也好，基本上都是男性说话的时候多于女性。有趣的是，有人曾在某次社交聚会上连续三个小时观察一对夫妻，发现在此期间丈夫说话的时间是妻子的五倍。然而，事后向在场其他人征询他们对这对夫妇的印象时，竟然人人都觉得丈夫说话不多而妻子非常健谈。这个实例颇具代表性，说明在评判言语行为时，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别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另外，许力生还认为，即使是话语风格上很细微的差异，有时也会造成交际双方的误解，如男性和女性在交谈中对“肯定性最低限度反应”（positive minimal responses）的运用和理解就不一样：在对方说话时，女性较多地发出yes，oh，mm，hmm这类反应，意在向说话人表明“我正听着，请继续讲”，而男性听对方讲话时则少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反应意味着“我同意你的说法”。所以，在异性交往中，女性的反应可能被男性误认为是对自己说法的赞同，或者由于女性反应的频繁出现而让男性产生疑惑，觉得女性的真实态度难以捉摸，而女性说话时，由于男性的反应大大低于女性的期待，女性就会以为男性听自己说话时心不在焉，并很可能为此而感到恼火，从而引发矛盾或交际失误。
杨永忠（2002）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划分出性别言语模式与性别语篇模式的基本框架，并分别进行专题研究，阐释了普遍存在的语言性别意识现象所反映的社会规范与民族心智以及其中所蕴藏的语言使用者的文化心理、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
除此而外，其他一些学者，如杨金菊（1994）、李经伟（2001）、刘萤（2001）、史耕山（2006）、张莉萍（2007）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从不同角度对英语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进行探讨，并结合汉语语料进行英汉对比，向本土化研究倾斜。他们普遍认为，国内现有的大部分社会性别语言研究所引用的观点和语料大都来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完成的，反映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些语言现象，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未必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外语界研究语言学的最终落脚点要着眼于在国内搞本土化研究，加强外语与汉语对比方面的跨文化语用研究，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方向，也是最容易出原创研究成果的突破口。在本土化研究问题上，国内外语界和汉语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其中自然包括社会性别语言学的研究。
2.2 俄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俄语学界的社会性别交际语用差异研究主要见诸两个方面：一是总结俄罗斯学界的相关研究，二是通过分析俄语语料，对俄汉语中的相关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话语风格、非言语交际行为、委婉语和恭维语以及交际策略的运用等几个层面。例如：
徐翁宇在其专著中辟出整整一章（2008：248—264）研究男女话语风格，认为这种风格“不是个人的风格，而是男女群体的风格；它也不是一般的言语风格，而是话语风格……男女话语的不同风格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的无拘束的谈话中，而在正式场合男女话语（演讲、报告）的差异甚小，不构成群体性的风格。而在学术著作中那就更难发现男女话语的差异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男女话语风格界定为男女社会群体在非正式场合运用语言的特点的总和。”根据这一界定，他从语音、词汇-语法、言语行为及身势语等4个方面探讨了男女话语的社会性别语用特点。
赵蓉晖也在其专著中辟出整整一章（2003：198—271）来论述性别差异与话语风格，通过对比分析中外学者有关风格的论述，并且结合性别差异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两性的话语风格，是指两性对语言手段的不同选择和组合运用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基于这一认识，她首先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两性话语风格的影响，进而从言语的得体性、对话中的合作与协调等视角阐释了两性话语与礼貌准则、幽默准则、克制准则、关联准则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风格方面的差异。
彭文钊的论文（1999：66—71）分析了委婉语与社会性别差异的相互关系，认为男女两性在发音、用词、句型、语体等方面的差异只是一种倾向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性别差异的研究不能脱离语境，因为有些差异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合力的结果。例如，其一，在言语交际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骂人话表达亲切的感情，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委婉语，常用指小表爱形式表达婉转亲切的语气，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同性交际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使用一些低俗词表达感情，与语境及话题选择密切相关，并不是性别差异的问题；其二，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取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其婉表意图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策略，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定向交际目的，如俄语电影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命运的嘲弄》）中的一段男女对话足以说明问题：
Женя И…пошел я？
Надя А…а…
Женя Да？
Надя Как вы будете добираться до аэродрома？
Женя До аэродрома？
Надя Автобусы еще не ходят.
Женя Да，это не важно，доберусь，как нибудь.
Надя Ну，иди.
热尼亚：那我……走啦？
娜佳：啊……啊……
热尼亚：可以吗？
娜佳：您怎么去机场啊？
热尼亚：去机场？
娜佳：公交车还没有开呢。
热尼亚：哈，这无关紧要，我会想办法到达机场的。
娜佳：哎，那你走吧。
不难看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热尼亚和娜佳都对对方心存好感，但不直接表达出来。热尼亚要离开列宁格勒，娜佳有心挽留，用“Автобусы еще не ходят”（“公交车还没有开呢”）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但热尼亚却没能领会，娜佳十分生气，紧接着说道：“Вы же ищите предлог，чтобы остаться.”（“您还是找找留下来的理由吧”）其婉转表达的意图一目了然；其三，交际双方的性别差异、熟悉程度、年龄差异等个人状况都会导致委婉语的运用，以保持一定的交际距离。
吕鸿礼（2004：28—29）通过大量的俄语例句来对比分析男女之间的交际语用差异，认为较之于男性，女性更喜欢用一种试探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而常常使用减弱肯定语气的附加疑问句，以此作为确保谈话继续进行的一种方式，不像许多男性那样，使用疑问句似乎只是为了获取信息而已，如“Нет，ты забыл，вероятно，какие-то вещи，да？”（“不，你大概忘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一句中的女性用语带有明显的探询口气，以提问方式促使对方说出自己的想法。
李明宇（2008：29）重点探讨了俄语中男女话语风格的差异，即男女两性对语言手段不同的选择和组合运用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她通过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友人在网上开展问卷调查以验证“话语风格”和“话语表达”中存在的性别语言差异，调查所选取的对象都是受雇于公司的职员，年龄在25—28岁之间。例如，针对“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кто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 разговоре любит перебивать другого？”（您认为谁在谈话中更喜欢打断别人？）这一问题，被调查的50名男性中有88％（44位）都把矛头指向女性，而女性却不这么认为，76％（38位）的女性认为自己很少打断别人的谈话。在难分伯仲的情况下，作者又转而对比分析《命运的嘲弄》《办公室的故事》等俄罗斯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发现男性打断女性谈话的情况居多，希望以此控制话语权，通过引入新话题将女性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发言上来，而女性打断男性谈话并不是想控制谈话转移话题，而是表明自己正积极地参与谈话，本质上是想刺激谈话的继续进行，维持会话的衔接，使谈话的气氛更加和谐。
李明宇认为上述情况应验了美国语言学家德·坦嫩对于“打断对方谈话”的性别差异总结分析：女人习惯于聊天式谈话，她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谈话过程去，而男人则习惯于报告式谈话，他们希望控制话语权。
唐媛（2006：18—23）对话语运用策略方面的性别差异作了探究，认为男性一般运用强势策略，主要表现在谈话时通过打断、重叠、沉默等方式来控制话语轮换，而女性则运用弱势策略，遵循合作、礼貌、委婉的原则。具体来讲，男性在男女会话中经常处于支配地位，他们通过重叠（指的是不等对方讲话结束就抢过话轮，开始说话，其话语与对方的最后一个词或该词的一部分发生重叠）、打断（指的是当对方还在讲话，并且在此轮中尚未表明已经到了可能结束之处时就抢过话轮，打断对方，开始发话）、沉默（指的是对话题没有兴趣，故意保持沉默，不接过话轮，使得会话无法顺利进行）等方式来抢夺和控制话轮，侵犯女性说话的权利，特别是侵犯她们完成一个话轮的权利。
史崇文在其论文中专门辟出一章（2007：40—51）论述非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以俄、汉语语料为分析对象，重点探讨俄汉语中体态语和副语言（沉默）的性别差异对比。例如，男女两性面部表情中的“微笑”不同：女性一般是微笑，在公共场合很少出声地大笑，而且笑的时候常常用手掩着嘴，努力做到“笑不露齿”，并以此为美，否则会被视为不雅，有失礼貌，而男性则多是爽朗的笑，遇到高兴的事时会放声大笑，体现出男性的自信和心胸开阔。然而，从总体特征来看，俄汉两个民族对“微笑”的解读有所不同：中国历来被称为微笑的民族，但俄罗斯人正好相反，一般情况下脸上不带微笑，因此被称为“冷面民族”。俄罗斯人不对陌生人微笑，否则被视为轻佻和有失体面，同时还认为微笑不是礼仪的需要，是做作，既没必要，也不恰当，因此就有了讥讽微笑的俄罗斯俗语“Смех без причины，признак дурачины”（“无端发笑，必是傻帽”）。
孙晶（2008：21—39）为了更真实有效地对比俄汉两种语言中异性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话语量的大小，分别挑选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等3部俄罗斯电影和中国中央电视台10期的《夫妻剧场》节目，同时选取20对俄罗斯异性大学生在私下场合的30分钟谈话录音，对异性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的谈话时间进行精确计时，分析结果表明：在公开场合，男性话多，女性话少，而在私下场合则恰恰相反，以此可以说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为女性饶舌的定型看法以及一些有关男性话多的调查结果有失公允。只有结合情景因素进行研究，才能把握两性话语量的真实情况。
崔国鑫（2006：12—29）主要从语言形式结构、话题、话语量、话语方式及策略等方面研究了两性在言语交际中的差异，探索其成因。重点是用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来分析、理解两性在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的差异，以及对话中委婉语使用的性别差异，透过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充分了解其内在的规律、外部特征、汉俄差异、形成因素等，并在宏观层面上做出概括性认识，进而立足于新的认识高度，全方位地观察、审视其形式功能和相关因素。用语用学原则来分析解释俄语对话中的性别差异可谓是一次新的尝试；在解释俄语语言现象的同时，配以与汉语现象相比较是崔国鑫的另一新的探索。
周民权的《国内俄语学界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略论》（2011：24—28）一文对俄语学界的相关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姜宏、曾婷（2011）、李琳（2000）等学者亦从不同视觉对俄汉语中的社会性别交际语用差异作了较为详实的对比分析。
2.3 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汉语学界的社会性别交际语用差异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和国内外语学界相关学术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不乏英语学者的英汉语对比研究。具体来说，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相关著述结合外语（主要是英语）界的研究成果，对汉语中的一些性别语用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如邓炎昌、刘润清合著的《语言与文化》（1989）、顾嘉祖、陆升主编的《语言与文化》（1990）、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德春、孙汝建、姚远合著的《社会心理语言学》（1995）、常敬宇编著的《汉语词汇与文化》（1995）、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合著的《当代社会语言学》（1997）、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陈建民的《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1999）、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99）、杨永林的《中国学生汉语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2002）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2004）、游汝杰、邹家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2004）、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概论》（2004）等著作都设专章或专节，除讨论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之外，重点探讨了汉语中的性别语用差异问题；
二是立足于本土视阈，研究汉语的性别语用差异。这方面的著作或者学位论文有赵丽明、白滨、史金波主编的《奇特的女书——全国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1995）、孙汝建的《性别与语言》（1998）、史耕山的《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2008）、彭晓玲的《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短篇小说中的性别差异》（2006）、陈其艳的《汉语文学作品中男女作家性别语言差异的语言表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语言比较》（2007）、蒙洁琴的《中国性别语言的会话分析——电视节目《心理访谈》案例研究》（2007）、赵娅琴的《性别语言典型及其在交际中的体现》（2007）、张莉萍的《称谓语性别差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2007）等。除此之外，较多的汉语性别语用差异研究见诸学术论文，如魏耀章的《恭维语的性别差异研究》（2001）、晏小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呼使用的调查》（2002）、丁凤的《汉语请求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2002）、钱进的《成语和俗语性别差异的文化透视》（2003）、潘小燕的《汉语道歉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2004）、史耕山的《论性别话语风格的相对性——一种情景研究模式》（2004）、余艳娟的《汉语恭维答语中性别差异的研究》（2005）、刘立吾的《女性称谓国俗语义》（2005）、唐雷的《女性配偶称谓义场的古代历史概貌》（2005）、张松燕的《言语行为之性别差异研究》（2006）、周树江的《词汇内涵意义的语用功能》（2007）、姚芬芳的《女性涉外秘书的语用特征》（2009）、言志峰的《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2007）以及杨金菊（1994）、刘莹（2001）、王娜（2005）、赵学德（2008）、杨春（2008）、孙明霞（2008）等人的文章。归纳起来，这些著述所探讨的汉语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2.3.1 会话风格差异
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常常带有强烈的竞争性，彼此都把言语交谈作为谈判和维护地位的竞技场所。一般来说，男性侧重于报告信息而不是表达感情，谈话的目的性很强，专业技能也通过谈话来展示，而女性则通常以人际关系为导向，注重感情表达，强调和睦友好，让谈话起到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的作用，这种倾向在与异性交谈时表现尤甚。贾玉新（1997：430—432）对不同性别所采用的交际风格进行对比，简要概括为20条（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社会性别定型与言语交际风格”）。
戴庆厦（2004：126）对男女两性的话语风格差异总结得更为简练：通常男性说话比较直截了当，注重说明事理，较少运用细腻的修辞方法，而女性则比较善于表达情绪感受，注重描述某件事情给自己留下的影响和由此带来的联想，往往不注意事情本身的描写，尤其是忽视数字。此外，赵学德（2008：80）还提出了一种学术界常常忽视的女性专利语言，就是“发嗲”，热恋中的女性时而撒娇弄俏，时而忸怩作态，“嗯”“讨厌”“人家”“你真坏”等嗲语都显示了她们的阴柔娇媚和风情万种，同时还展示自己的优越感。这种话语风格是男性所缺少的。倘若某一男性说话嗲声嗲气，会被人视为“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甚至有时会被怀疑为“性别错位的同性恋者”，与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心理期望相去甚远。
2.3.2 言语行为差异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历来颇受关注，其中性别差异对言语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他们从日常交际中的恭维、道歉、称呼、邀请、请求等五个方面对两性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对比研究，并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旨在为两性之间的言语交际提供指导。例如，戴庆夏（2004：25—26）从招呼、邀请、道歉等方面观察男女两性在汉语言语行为上的差异，发现女性的招呼语多用完整且正规的句式表达，而男性相当随意，不拘礼节；男性较少发出邀请，一旦发出，往往比较具体详细，而女性发出的邀请通常不够具体，有时甚至含糊其辞，因为她们更多情况下表达的不是某种承诺，而是自己良好的意愿，男性一般较少采用道歉策略，认为道歉有损面子，而女性则乐于道歉，视其为积极合作的礼貌行为。
潘小燕（2004：91）、张松燕（2006：152）通过对汉语道歉行为的实例进行调查分析，认为道歉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复杂的言语现象，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男女两性在使用强势词语进行道歉方面，女性略高于男性，比男性更容易向别人道歉，注意维护双方的关系，因此，她们常常选择“直接表达道歉”的策略，使用正式、得体的道歉语，并且喜欢以“真”“十分”“非常”等程度副词和重复使用“对不起，对不起！”等加强语气方式表达歉意，而男性一般只对较为严重的冒犯行为道歉，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像女性那么真诚和礼貌。
然而，在表达请求时，男性则积极主动，喜欢直接方式，而女性通常采取间接迂回的表达方式，与表达道歉时的直接方式相反，如丁凤（2002：47—48）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采用双因素（一是性别因素，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层面，二是情景因素，包括社会距离大、社会距离小、发话人与受话人为同性、发话人与受话人为异性、所请求事情难度大、所请求事情难度小等6个层面）方差分析法对男女请求言语行为的表现方式做了对比研究。
言志峰（2007：125—129）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男女两性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女性总体上比男性使用较多的间接拒绝策略。其次，在具体策略的使用上，男性和女性使用“表达意愿”“许诺将来接受”“推迟”“肯定的响应“有条件接受”和“回赠”等策略的比例大致相当，而在“道歉”“说明理由”“感谢”“称呼语”“提供其他选择”“踌躇语”的策略的使用上则存在差异。例如，男性和女性都较多地使用“说明理由”策略，但在拒绝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提供更为具体的理由来拒绝对方，使拒绝显得真诚和礼貌，从而减轻对方的面子伤害，如在拒绝他人的邀请时，女性较多地使用“我今天要去公司面试”“我一个同学来了，我要去接他”等具体的理由，而在相同场合下，男性给出的拒绝理由则显得模糊不清（如“我现在有事”“有同学在等我有事”等），相比之下，女性的间接拒绝更有礼貌；再如“提供其他选择”策略也常被女性使用，因为这是一种补救性策略，可以弱化和减轻拒绝语中的威胁语气，减少对对方的面子伤害。例如，面对同学的借钱请求，女性容易给出“你先向别人借吧”“你借××的吧”“我给你想个办法”等说法，使对方不感到难堪。
2.3.3 粗俗语、诅咒语和委婉语的使用差异
在粗俗语和诅咒语的使用方面，男性则多于女性，即便是二者文化素养相当，男性也会在较多场合使用不雅词语，有时甚至不堪入耳，如“他妈的”“我靠”“该死”之类诅咒语常常出自男性之口，以体现男子汉的粗犷与豪爽。（孙明霞，2008：141）在公众场合大侃黄段子也是一些男性津津乐道之事，特别是与同性交谈时更加随便，口无遮拦，俚俗成分较多，而与异性交谈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卫生检查”，尽可能交谈得体、文雅有礼，避免说粗话、脏话。不仅如此，男性使用粗俗语和诅咒语的内容往往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而女性通常避免使用此类词语，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更是如此，即便是文化程度低、生性粗鲁的女性，运用粗俗语和诅咒语也远不及男性露骨。据统计，“混蛋”“吊儿郎当”“三扁担打不出一个瘟屁”之类俚俗词语女性是不常用的，使用几率远远低于男性。相比之下，女性比男性更善用委婉语，因为在大众看来，委婉语的使用显得高雅，很有教养。
刘莹（2001：168）认为，委婉源于禁忌，人们用其他词代替就产生了委婉语。对与性有关的词语，有些人体部位的名称，某些生理现象的名词，女性不愿直说，而常常用委婉语来表述。孙汝建（1998：56—57）则将女性常用的委婉语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两性关系的词语，二是对特定人体部位的名称，三是对于生理现象的名词（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社会性别定型与言语交际风格”）。
2.3.4 谈论的话题和兴趣存在差异
在这一点上，汉语界的研究和外语界大同小异，即认为女性谈论的话题一般局限于个人的感受、邻居朋友间的交往、家庭什物或日常琐事等，而男性则往往喜欢高谈阔论，对时事政治、汽车、体育比赛、女性、金钱等感兴趣，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和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决定的。不仅如此，女性在与男性交谈时不喜欢左右话题，常常注意倾听，表现得很顺从，任由男性滔滔不绝，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打断对方或者改变话题。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女性被要求做到“贤淑顺从”“三从四德”，如果主动左右话题、说东道西、问这问那，则被视为不稳重、举止轻浮的表现。（王娜，2005：71）另外，男性通常注重说明事理，说话比较直截了当，较少运用细腻的修辞方法，而女性则比较善于表达情绪感受，注重描述某件事情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和由此带来的联想，往往不注意事情本身的描写，尤其是忽略数字。（戴庆厦，2004：26）
3．外语教学中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
如同其他语言学学科研究一样，社会性别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最终都会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在这方面，国外学界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罗晓燕（2009：55—58）总结了西方在外语教学中的性别研究，从性别歧视、性别差异和两性平等教育三个方面阐释渗透在语言教学各个领域的性别因素。
在一般以性别为主要对象的教学探讨中，师资、教材、教法等作为显而易见的评量吸引了许多研究者，涌现了丰富和多元的研究成果。由于人们对无处不在的性别角色、性别关系和性别身份过于熟悉，往往对语言教学中的性别问题视而不见，因而成为盲点。但实际上在语言学习中，学生在读写能力、语言测试、学习风格和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性别的影响。而教师的性别观也会影响其教学的手段和结果。例如，课堂教学中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期望、资源分配常带着性别偏见。与不同性别的学生的交往和互动差异表现非常明显，有悖于性别平等的原则。
对课堂的观察最著名的是M.萨德克和D.萨德克，他们广泛地研究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方式，在《公允的失败：美国学校是如何欺骗女孩的》（1994）一书中，收集、总结并评价了许多课堂上性别问题的研究，通过统计资料证明：在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年级的课堂上，师生互动机会明显地偏向男生，教师与男生的情感距离更近，给男生的思考和候答时间大大多于女学生，女生没有获得与男生相等的时间和关注，课堂交际往往由男生主宰。女性受到来自老师的关注比较少，即便受到的关注通常也是负面的居多。
3.1 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国内外语界的教学研究有较大启迪。一些英语学者借鉴西方经验，尝试将社会性别语言理论运用于外语教学。例如，宋海燕（1998：62）通过分析性别定型及其对言语交际的影响，认为性别定型在外语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指导不同性别学生学会使用适合自己性别角色的地道的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认为，与人进行得体的交往；张萍（2002：35—37）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英语词汇观念和策略使用方面的差异作了调查分析。
黄崇岭（2004：104—109）对外语学习中的阴盛阳衰，即女强男弱情况颇为关注，从男女两性的言语中枢发育状况、语言听觉能力、语词视觉能力、学习态度、性格特征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分析了性别差异对外语学习所带来的影响，并对男女学生在听写、听力、词汇、语法、阅读理解、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劣势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
张莉萍（2007）通过对性别称谓语的研究，认为从语言教学的意义上讲，重视该项研究是语言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有助于学习者克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从而促进英语和汉语语言教学的发展。学校和教师在语言的习得、文化的传授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肩负着一份神圣的使命。因此，语言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该向学生传授新创立的中性表达法，改变对女性的否定态度，力争做到两点：首先，要规范自己的语言，在课堂上尽量避免带有性别偏见的语句；其次，要根据教学内容把女权运动后英语中出现的新词、新用法传授给学生，有意识地加强性别平等的思想教育，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变化、语言动态。
庞玉厚（2003：86—90）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支撑，综述分析了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性别差异现象，从4个方面探讨了这些差异现象的研究背景、理论依据、研究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前景，以此表明：外语教学中的性别差异研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一时难以取得一致见解。只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手段，在相关学科之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才能取得创新性成果。
赵静（2002：71—73）从课堂指令、处事方式、对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的适应度、对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的适应度等4个方面对16位不同教龄的高校外语教师（8男8女）的课堂教学进行认真考察，重点是观察其在教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经验丰富的教师（不论男女）在教学风格上基本不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即趋于“中性”，其课堂教学效率相对较高，而经验不足的教师（不论男女）在教学风格上均体现出了与其性别相一致的性别特征，即偏重于“男性化”或者“女性化”，明显程度略有差异，其教学效果不及经验丰富的教师。鉴于教师性别差异在外语课堂教学中体现的明显与否制约着教学效率的高低，作者建议各级学校的外语教学督导和主管部门应该加大对外语教师的监控力度，组织各种经验交流活动，着力提高教师对性别差异与教学风格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如课堂教学观摩等，把合理调整性别差异、以性别差异最小化为特征的理想的教学风格真正落实到外语教学实践中去，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性别平衡、年龄范围、文化背景等综合变量，积极寻求更有效、更合适的外语教学方法。
刘宏伟（2008：80—81）认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于同性教师和异性教师教学风格和效果的评价存在差异，师生性别的异同与学生学习成绩具有相关性。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的结果表明：在英语学习中，高比例的女教师授课应当是女学生英语成绩明显高于男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成绩优秀的学生更能有效地减少教师性别因素对其学习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性别不同的教师所擅长讲授的科目和内容则有所不同。
刘宏伟在后来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2010：126—130）中就“为什么知识、技能和能力较高，至少不亚于女教师的男性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外语教学效果会不及女教师呢？”展开课题研究，以天津市开设英语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5所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男女两性外语教师以及男女学生的性别比例，发现大学英语教师和英语专业学生的性别分布极不均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女学生比例明显偏高，高比例的女教师任教达到一定时间周期（通常从第二学期开始）后会对女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被理解为女教师的教学效果好。
隆利容（2009）探究了男女教师在话语量、提问方式、回馈用语、指令用语四个方面所表现出的课堂语言差异，认为对比分析男女教师的交际风格及教学风格差异，可为改进英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参照；吴静、王瑞东（1997）、吴可新（2007）等学者的文章都强调应该重视教学法的研究，面向实际，熟悉和掌握中小学以及大学生的性别差异与学习特点，关注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习需求，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优势为原则来进行教学，做到因材施教，因性施教。
在指导教师的引领下，一些英语硕士研究生也在各自的毕业论文中探讨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中的性别差异问题。例如：
谭颖沁的《基于性别的大学英语课堂会话研究》（2004）通过对以往语言性别差异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发现关于语言和性别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而且众多语言研究人员把研究的对象、语境等放在日常会话、会议讨论、工作时的交谈、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上，研究的内容多偏重于社会语言学，很少有人对英语教学中的男女学生的英语会话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性别差异进行研究，更谈不上论述该研究对教学的指导意义。但事实上，性别因素也是英语教学中尤其是口语教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语教育领域大量涌现的有关性别差异研究的文章大多数都偏向于研究男女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学习动机、语言能力等二语习得的差异，极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英语课堂男女会话模式及策略的差异上，由此引发了论文作者对大学英语课堂会话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的兴趣；
尹弢的《中美大学生课堂讨论话语性别差异对比》（2008）一文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语言交际的便利，在培养我国本土英语教师的同时，我国不断地从英语国家引入英语教师，也先后建立各种项目派遣中国教师到国外教授汉语。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课堂中的跨文化交际凸显其重要性。对于双方教师，更好更快地了解并最大程度地融入对方课堂文化有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在语言课堂中，教师除了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差异外，对其课堂中显现出的性别差异也需作细致考虑，因为在课堂教学中性别因素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此外，课堂教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应充分考虑性别这一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
徐芳的《中国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师话语的性别差异研究》（2009）是一篇关于中国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师话语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作者认为教师话语在组织课堂教学和语言习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途径，也是外语课堂中学习者获得可理解性目标语输入的主要来源。随着语言教学理论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教师话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基于性别的教师话语研究很少。因此，作者以高职英语课堂里的4位男教师及4位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课堂教学过程进行观察、录音并转写成文字材料的方式，研究男教师和女教师在话语量、提问、交互调整以及回馈四个方面的话语差异，并且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照学者们对教师话语的研究成果，分别给男教师及女教师提出如下建议：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多使用能提高课堂交流的提问和交互调整以及能提高学生积极性的有效的积极回馈等，而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要注意减少自己的话语量，同时增加学生的话语量，旨在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等等。
3.2 俄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相比较而言，俄语界对于教学中的性别差异研究成果较少，但具有自己的语种特色。周民权（2012：33—34）就如何在俄语教学中讲授与解读不同社会性别的“沉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实的言语交际要求俄语教师对俄语中的沉默现象，尤其是对不同社会性别的沉默表现形式及其差异成因给予必要的阐释，并结合汉语中的沉默进行语用视角的对比分析，丰富学生的交际知识，以适应未来工作应对俄罗斯人的交际需求。另一方面，教师亦应注意观察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沉默现象，特别是在外语院校普遍存在男女生比例失调的学习环境中，更要关注不同社会性别的沉默动向，及时与学生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搞清楚其“沉默”的症结所在，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疏导心理，使其尽快摆脱“沉默”。
赵蓉晖（2003：142）援引国内学者对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调查，证明女生重视并喜好语文、外语，男生喜好数学、物理，这一爱好程度与学习成绩成正比，并用图例对此作了具体的阐释。
唐媛（2006：28—30）在其俄语硕士论文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性别差异研究所蕴藏的巨大教育潜能，认为在教学中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注意研究男女学生在心理、生理、体能等方面的特殊性，把“因材施教”与“因性施教”结合起来，进行扬长补短的性别差异教育研究，让每个学生不受性别的约束而享有选择的自由与发展潜能的机会，培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教师应该通过文化背景知识的传输，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宗教、传统文化、等级制度、女性地位等方面的情况，丰富学生的知识，促进他们对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的理解以及自身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得体性。由于文化背景知识内涵丰富，覆盖方方面面，因此仅靠国情课本是不够的，教师应补充一些相应的资料，同时应鼓励学生自己主动去阅读更多的书籍和资料，在帮助学生掌握日常言语交际中所必需的知识外，让学生更加注意观察言语交际中的男女两性在表达方式和策略上的不同，从而提高自己的外语交际能力。
史崇文（2007：57）通过分析性别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和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认为研究语言和非语言交际中的性别差异对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充分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性别差异，有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除注意性别因素外，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了解有关外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和技能。
孙晶（2008：41—43）认为性别差异在外语教学中体现较为明显。例如，女同学在课堂上往往比男同学活跃，积极配合教师教学，喜欢回答教师的问题，而且擅长正确地模仿录音带或者教师的发音，听觉能力和对声音的辨别及定位能力较强，对感知到的事物形象较为清晰准确，对周围事物和外界刺激较为敏感，形象记忆力比较突出，其无意识记忆或机械记忆以及学习成绩普遍优于男同学，而男同学通常偏向于抽象思维，善于理解识记，词汇量较大，视觉能力较强，尤其是空间知觉能力明显优于女生，较之女生更擅长逻辑推理与理解分析，综合归纳能力较强。
面对如此等等差异，孙晶认为，外语教师应该对其高度重视，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出发深入研究这些差异，正确认识性别因素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既不能过分轻视，也不能过度夸张，应该全面了解学生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差异与学习的相互关系，采取扬长的策略，令男女生心理发展中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扬，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力，采取各种措施，利用环境和教育，尽可能缩小性别差异对外语学习的不利影响，如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对男生采用鼓励性策略，激发其主动参与意识，在课堂纠错时，对男生不要使用比女生更为严厉的语调，以免宽严不一的方法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应针对男女生在认识方面存在的性别角色差异，进行重点强化和培养，可将不同性别、性格和口语水平的同学编为一组，鼓励他们共同完成交际探究任务，做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互动交流，开阔思路。
3.3 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汉语学界的教学性别差异研究与俄语界大同小异，颇具中国特色，如孙学明（2006：84—85）针对当前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漠视性别差异，尤其是忽视女生的教育现状，提出语文教学应遵循性别心理差异因性施教：因势利导，发展优势，补救劣势，促进女生和谐平衡发展，在强调教育应该适应男女生普遍具有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同时，也要深入研究两性各自特有的发展规律。
段平（2009：55—56）强调学习风格与学习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学风格同样影响教学效果，而中国男女教师的性别意识差异则同年龄段的变化、学术职称的升迁、学历的提升以及学生的认同密切相关，从而对教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学生普遍认为男语文教师幽默风趣、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女语文教师则语言优美、感情丰富、善于落实知识点，如果教师的现实表现与这种预期不吻合，那么，可能使学生产生某种心理“落差”，对语文教师或语文课的兴趣及学习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但也可能使他们产生“意外”的惊喜，从而更加喜爱语文教师和语文课。为此，作者提出必须采取一些减少教师性别意识差异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措施，如改变男尊女卑社会性别意识状况、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追求教师的自我理想和为人师表的精神境界等。
张新凤（2007：76）就性别语言研究如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形成跨学科、跨层次的综合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有了尽快进展，“女性学”在2006年已被教育部列入了新设的本科专业，与女性学/社会性别语言研究有关的高校课程及其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已纳入学科主流或拟进入了主流教育视域，但对这一学科及其教学尚未有系统评估，各高校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性别语言教学的探索应该加大力度，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体系。
张莉萍（2007）强调在对外交流方面，应该探讨汉语称谓教学，研究称谓的正确翻译，指导外国留学生正确学习汉语，恰当使用汉语称谓；另外，杨春（2004）、史耕山（2006）、赵学德（2008）等人的文章都提出了应该改变西方社会性别语言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的状况，结合我国国情和汉语的使用特点，有针对性地探讨汉语教学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
一批以汉语为语料的硕士论文对教学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例如：
张璐的《中学语文性别差异教学研究》（2007）认为，语文新课程改革应“以人为本”作为基本教育理念，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进行完整性建构为教学最终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学生的本体实际与需求出发，关注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材施教。有鉴于此，作者根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通过对130多名初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对语文教学观念与实践进行研究与分析，力图揭示语文教学中的性别盲点和实际存在的性别问题，明确男女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性别差异以及进行性别差异教学的必要性，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对现有的语文教学活动提出可行的教学策略，因为男女两性的性别心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与男女性激素、遗传基因和神经生理结构等方面所存在的天生差异有关，更与后天两性所处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因素相连，但最关键的还是学校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而在现实的语文教学活动中，还一直残留着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例如，从性别比例、男女形象塑造以及女性视角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发现，现行语文教材中确实存在着缺乏性别视角和性别差异意识，甚至是性别偏见的问题，从事语文教学的男女教师性别比例明显失调，男生和女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不尽相同等等。
肖蕾的《从性别平等的视角看师生互动》（2007）认为，在教育现代化、教育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学校教育需要为所有男女学生提供平等和谐的学习环境和发展空间。然而，综观当前的教育现实，由于教师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学校忽视性别平等教育，整个学校教育过程尤其是师生互动仍然存在着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偏斜等问题。以开元小学为例，师生之间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互动方面，还是在课外语言交流方面，都存在着性别平等性缺失的问题。从性别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教师作为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社会化以及自我性别的塑造。
张丹的《教师的性别差异与学生发展》（2009）认为教师的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随着学校教师性别结构的变化，教师的性别差异对学生发展越来越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视角入手，以广州、深圳、重庆、成都的四所学校为样本，借助问卷调查等手段，从学校教师的性别比例构成、教师自身的性别角色认知、教师态度、教师期望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探讨学校中的性别差异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对性别角色僵化理解及运用所引发的性别刻板印象给学生性别角色认知、学业动机、专业选择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该研究表明，由于社会建构以及儒家传统文化中“主内”思想的影响，对生理性别差异这一客观现象的僵化理解带来的误导性意识，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教师自身的性别意识及角色定位，进而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行为，并对教育对象——不同性别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差异性影响。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须将性别意识教育纳入到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中来，并积极推进性别公平，在教育政策上适度地能给予倾斜。
张琼的《当代我国性别差异基于学生性别差异的语文读写教学研究》（2009）认为，社会各界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早已有之，教育心理学界对学生性别差异的研究也可圈可点，但是在我国语文教育领域，由于对培养目标的片面理解以及实践操作上的繁杂阻碍，针对学生语文学习中性别差异的研究及实践却是零落稀少。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对学生的关注以及对个体差异的关注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及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要求语文课程充分发挥独特的育人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为适应社会多层次需求，培养个性化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新课改中的读写教学也要求个性化的阅读和写作，倡导个性化的体验，自主性的创作。新课改立足于全体学生个性的发展，即满足不同学生差异的需求实施教学。性别差异是诸多差异中不容忽视的方面，从本质上影响着学生读写学习的全过程。所以在读写教学的实践中，树立性别差异的理念，进而针对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陈燕的《教育的实践研究》（2009）认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当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人们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也逐渐进入到微观层面，其中，“教育性别平等”问题的探讨也开始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引入而得到关注。但是，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社会期待还顽固地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延续，它严重地制约了当前我国性别差异教育的实践发展，尤其是在性别角色已经发生重大的时代变迁，时代发展对两性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的背景下，我国的性别差异教育急需从理念和具体的教学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促进两性的和谐、自由发展，推动“教育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