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整合的可能性及面临的挑战

面对社会学理论中范式多元、理论流派纵横的现象，既有人如前述曼奈尔所说刻意制造范式间的对立，但也有人立意在不同的范式间进行整合，或干脆统合成一个整合的范式。这种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和理论的努力，一方面或可能出于某些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需要，或可能出于其中一些人统合不同的理论探索、形成一种集大成式的宏大叙事的冲动；另一方面也受迫于现实社会的压力。就后者而言，人们发现，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过度的分化和专业化，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论流派的并存，不仅无益于人们对社会的理解甚至干扰和歪曲了这种理解。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人们注意到第一个大学生造反中心是围绕社会学系的大学生们形成的。因此有人会说，与其说这些造反的学生厌恶社会，毋宁说他们首先厌恶那种将社会的形象解构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学（莫兰,2001:62)。

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默顿在《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就提及，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存在相互充实的可能性。他甚至形象地比喻说，“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有如火腿和鸡蛋的对立：它们表面上不同，却相互丰富着对方”(Merton,1975:30)。同样的看法也来自社会释义范式，迈汉和伍德也承认，作为社会释义范式的一种理论形态，日常生活方法论至少接受了社会事实范式的基本宗旨：存在一个“外在的和强制的世界这样一种现实”(Mehan & Wood,1975:180)。

在将不同范式的社会学予以整合方面，最为系统的努力是瑞泽尔和约翰逊做出的。1981年，瑞泽尔在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的基础上(Ritzer,1975），提出了他关于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最初设想(Ritzer,1981)。按照瑞泽尔的观点，以往不同的社会学范式是在不同层次上分析社会的，而在现实中社会世界并不是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因此，整合社会学的关键，是建立一种有关社会现实的完整连续层次的构想。

受古尔维奇的影响，瑞泽尔提出可以通过两个连续统来建构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其一是微观—宏观连续统，在此间依次有个人、互动、群体、组织、社会和世界体系。其二是主观—客观连续统，在主观的一端是现实、规范和价值观等的社会建构；在客观的一端是行动者、行动、互动、科层结构、法律等；介于两者间的是各种主客观混合要素，包括国家、家庭、工作世界和宗教等等。由这两对连续统可以发展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中包含了各种可供研究的要素(Ritzer,1996:648)。

在划分出四种社会现实层面之后，瑞泽尔提出，一种整合的社会学范式应该能够同时解释这四个基本的社会分析层面，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Ritzer,1996:649)。但是，认真阅读瑞泽尔的主张能够发现，他其实并未能成功地解决整合社会学范式的难题。根据他接下来将这四种层面对应于三种范式的做法（原有的社会事实范式处理的是宏观—客观层面和宏观—主观层面，社会释义范式处理的是微观—主观层面，社会行为范式处理的是微观—客观层面），能够确认瑞泽尔至多是划分了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指出了不同的范式是因关注于某一层面的研究而形成的事实外，它对何以能够发展出一种可以同时处理四种不同层面的社会现实的整合范式，以及这一范式的基本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仍然是缺乏想象力的。

约翰逊的探索受到瑞泽尔的影响，不过他却将瑞泽尔的设想推进了一步。与瑞泽尔相似的地方在，他提出可以将社会现实划分为个人、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四个层面，而社会学的三种范式分别关注的是其中不同的层面；与瑞泽尔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设想将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更富有综合性的理论模型或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可以将这种整合置于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约翰逊坚信，“一般系统论的观点与社会组织的任何层次，无论是微观的或是宏观的层次，都有关系”（约翰逊,1988:650)。但是，约翰逊的困难在，他意图将影响人类行为的全部因素纳入一个比社会系统更大的系统，一个起码还包括并且由生物系统决定的更大的系统，因为“社会和文化的系统必须是在由我们人类的生物特征所规定的参数内发挥作用”的。通读约翰逊的著作你很难相信，有一种整合的范式能够将本身就歧义丛生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连同新的社会生物学甚至生物学理论一股脑地整合在一起。因为约翰逊自己就承认：“尽管许多社会学家热衷于论证某个特定的范式优于另一个范式，但是大概没有一个社会学家敢说，有一个理论能够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或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约翰逊,1988:72)。

几乎是在瑞泽尔和约翰逊进行整合努力的同时，后现代社会学的崛起对这种整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不准备搜寻“后现代”的背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见Best & Kellner,1991），我们只需指出，在社会学中最早使用该词的还是那个锋芒毕露的米尔斯，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现代主义所信奉的启蒙传统，即相信理性与人类自由间的必然联系的看法提出了挑战(Mills,1959:165—167）；在他之后，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一书中，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直言“我们已经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Bell,1976:7)。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尤其是在1968年法国巴黎和美国西部学生造反运动的背景下，先是在法国，随后在欧美各国兴起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后现代思潮。福柯、利奥塔、布希亚、布尔迪厄等法国思想家率先成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的执牛耳者。

尽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是否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尚在争论之中，但它确实构成了与自经典时期起、到现代时期止的全部西方社会学迥然不同的基本倾向（张世平,1995)。接着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倾向不仅使得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努力成为泡影，而且还进一步向社会学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首先，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摒弃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整体化倾向。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不同的社会学范式在诸多方面差异很大，但它们都具有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寻找宏观历史规律和模式化关系的倾向。利奥塔将这种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事称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而后现代则是“对元叙事的质疑”(Lyotard,1994:27)。由于认定人生经历的短暂、研究者的学识有限、社会的复杂纷繁，人们只能叙述“建立在事件基础上”(Seidman,1994:128)的小故事，难以发现人类社会或人类行为的根本规律，因此，要想建立一种整合的、单一视角的、能够讲述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元叙事”的社会学范式就是不可能的。如此，福柯才想建立一种注意“局部的”“非连续的”知识的谱系学(genealogy），“使它们能够对抗理论化、统一化、形式化的科学话语的压迫”(Foucault,994:44)。

其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反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寻找所谓“普遍性”的特征或者“真理”，提倡进行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按照后现代理论家的说法，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遍性”的特征。因此，“要使社会学重新恢复活力，就要求我们摒弃科学主义，即那种越来越荒谬地认为自己在讲述真理，自己在认识论上享有话语特权的断言”(Seidman,1994:119），通过对日常生活话语的分析，发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既然“普遍性”的特征不存在，想建立一种统一的叙述普遍特征的理论范式的可能性就大有问题。

再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否认建立寻求客观规律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特定历史与文化环境的产物，它反映了知识制造者的价值观与态度，也代表了他们的特定利益，因此它不可能反映什么客观的社会规律，而事实也说明“过去5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明显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但即使它成功地提供了预测，这也不意味着它在决定该如何行动时是有用的”(Rorty,1994:52)。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革除“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这些传统观念，革除建构统一的社会学范式的梦想，学会用不同的方式倾听不同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尽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也有诸多偏颇，但是应该承认，它的基本宗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我们建立一种整合的同时又能够发现客观社会规律的社会学的幻想。其实，就后现代社会学出现本身来说，对应于经典和现代社会学，它或许也是一种新的范式。换句话说，它使那些致力于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理论家们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整合经典、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如果谁怀有整合的意图，那么他的工作就不会有穷尽的一天。

不过，这并不是说，社会学自此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只能恪守现有的基本范式、在现存的理论架构内亦步亦趋。事实上，在社会学的整合方面，我们以为最现实的途径是在不同的范式之间甚至在同一范式之内展开进一步的交流。科林斯就发现，尽管社会学可以分为不同的传统（或范式），但是如果将每一传统视为一条大河的话，“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四条大河在其河床的许多地方已经漫过了彼此的边界”(Collins,1994:294)。比如，理性选择理论中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近来就日渐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有关社会冲突的观点；而他们在和理性主义的各种悖论争辩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接近迪尔凯姆主义者经典的反功利主义原则。即使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事实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相互影响的痕迹，因为它力图展示的是，在解释性的行动和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突生现实间存在着的某种关联。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同理论和范式间的相互渗透视为整合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学理论中的整合资源和可能性是十分丰富的。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各种现代社会学理论，是对经典时代社会学理论加以整合的结果；而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各种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则是对此前经典的和现代的理论加以整合的结果。一如单个的个体组成社会一样，单个的理论相互渗透和整合，也会产生先前的理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而这就是社会学理论不断前行的基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