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贡献与局限：批判的反思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这种衰落及其后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或理论范式(paradigm)的转换在社会学中的经典个案。

对芝加哥学派衰落原因的分析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的研究主题，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决定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与制度背景。应该说，导致1935年后芝加哥学派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城市生活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弱；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缪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与哈佛相似的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相继退出之后，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它的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年和1956年）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Fine,1995）；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传统，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在思想上脱离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的青年社会学家团体，其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新的强势集团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浮现，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美国社会学学会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社会学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贡献首先体现为它为社会学这门在欧洲孕育多年的学科奠定了最初的学科化和制度化基础。

我们知道，早在1839年，法国人孔德就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为创建一门实证化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完整的构想。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包括马克思、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和齐美尔在内的众多欧洲思想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做了完整的铺垫。但是，因为知识背景、学科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一直没有在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经验品质鲜明的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而且欧洲的学术体制也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上述闻名遐迩的经典大师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参见周晓虹,2002:454—455），大多数欧洲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

但是，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成立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出现，改变了上述欧洲社会学的窘迫。因为美国社会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经历的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体基础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对高等教育构成了高度的需求；而1876年肇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高等教育革命，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使美国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扩张，这种扩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提供了可能。不过，尽管美国的许多大学，如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在19世纪末期也为社会学进入美国做出了诸多贡献，但从学科的意义上说没有一所大学的贡献能够和芝加哥媲美。芝加哥创建了第一个社会学系、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第一个社会学学会……这些第一最重要的贡献在，它们为社会学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它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孔德为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称。

芝加哥社会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真正开始赋予社会学以经验和实践的品质。这种倾向改变了原先欧洲社会学的思辨和理论偏爱，使得孔德的设想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其实，这一品质的具备和我们前面述及的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情景密切相连，它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Collins,1994:454)。以托马斯和帕克为例，前者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Coser,2001:518），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Barnes,1948:804）；而帕克社会学的经验品质不仅体现在他对黑人与芝加哥社区的研究之中，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研究领域的确定之中：他的七到八位学生曾获得过洛克菲勒地方社区奖学金，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是芝加哥这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市。

像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一样，它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局限是由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先天不足决定的。换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尽管同欧洲同行相比，包括斯莫尔、帕克在内的芝加哥学人幸运地获得了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但他们和同期的美国其他社会学教授一样，几乎没有人接受过正统的社会学训练：斯莫尔先前是教授神学的，而他的博士学位则是福利经济学；法里斯先是传教士，后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帕克本人则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默顿、赖利,1987:95)。与其说这些芝加哥的先驱们是社会学家，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的社会改革家。而这一先天不足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为更为学科化的哈佛和哥伦比亚社会学取代的命运。

第二个局限似乎是由第一个局限决定的。正是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家的非学科化特征，导致了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不足。在理论方面，尽管芝加哥社会学中也有像乔治·米德这样的圈外人物，但因为我们前述的美国社会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Collins,1994:42)。像斯莫尔和帕克这样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即使对理论有兴趣，他们的兴趣也不过集中在齐美尔那样的不甚严谨的体系上。可以想象，在1937年后由帕森斯发起的理论攻势面前，芝加哥学派自然会不堪一击。除了理论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无法掩饰的。不仅芝加哥社会学对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有着天然的排斥，而且定性的人种学方法在早期也是非常粗鄙的，有些甚至和单纯的社会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尽管1927年后，信奉“科学社会学”的威廉姆·奥格本来到芝加哥之后，这种倾向有了某种改观，并且培养出了像斯托夫这样的对统计技术几近痴迷的学生，但定量与定性方法间的水火不容也发展到了极端。“在研讨会和午餐会上，统计学和个案研究方法之间也常常会展开争论”(Faris,1967:114)。这样一种格局自然后来无法抵御来自哈佛和哥伦比亚的挑战，在那里，帕森斯和斯托夫、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这种理论VS.方法的学术犄角确实一时无坚不摧。

最后一个局限可能与芝加哥学派在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有关。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前芝加哥在美国社会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仅向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贡献了诸多师资，它自己留用的新的教职人员也常常是自己系里培养的博士。虽然教师的学术背景的同质性对学派的维持是有益的，但是多样性的缺乏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另外，由于不断从自己的系里留新的教员，而每一个教员又与系里的某个或某几个教授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它加深了教师之间的不和。这样，如希布塔尼所言，某种由人员继任问题所带来的组织上的枯竭加速了芝加哥显赫地位的终结(Shibutani,1990)。

应该交代的是，芝加哥学派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衰落之后，并没有立即土崩瓦解。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在战后的近二十年间继续撑起了芝加哥的旗帜，并因此被人称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只是因为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在内的社会学此刻正君临天下，原先芝加哥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