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鉴学派：社会学主义的科学家共同体

在社会学160多年的历史上，如果不算那些松散的、仅仅是学术观点相似的群体（比如德国的形式社会学学派），真正拥有特定的研究程序、基本相似的观点和某种制度性支持的学派少之又少。刘易斯·科塞和J.萨基都认为，获得公认的社会学学派只有两个：一个是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迪尔凯姆为中心形成的迪尔凯姆学派，也称法国社会学学派或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the clan of L’Année sociologique）；一个是由斯莫尔缔造却由罗伯特·帕克赋予其灵魂的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参见Coser,1977:165;参见Szacki,1979:303)。

我们所谈的以迪尔凯姆为核心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开始只是一个松散的同人群体，但随着1898年《社会学年鉴》的创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它日渐成为一个坚实而紧密的、以秉承社会学主义为宗旨的科学家共同体。它的主要成员除了迪尔凯姆本人以及其外甥M.莫斯(M.Mauss,1872—1950)以外，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国所有杰出的社会学家。

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是由当时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氛围孕育而成的。具体说来，其一，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并没有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教条主义的色彩（比如他所恪守的社会学主义），却是由一系列的议题、问题和方法论见解组成的，并因此对社会学以及其他诸多学科都极有启发；其二，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非常有利于学派的产生：具体说来，迪尔凯姆的研究纲领对年轻学者极有吸引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有志于社会改革，但在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却没有立足之地；其三，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迪尔凯姆本人，不仅是他的崇高声望，而且包括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就像科塞所说，“迪尔凯姆不仅通过学术讨论，而且凭借组织手段，来为社会学赢得合法性”(Coser,1977:164)。

围绕《社会学年鉴》的创立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一个享誉圈内外的学派，确实和迪尔凯姆的个人魅力及由此形成的管理和运作风格有关。比如，虽然《年鉴》围绕着社会学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目标、观点和使命，但迪尔凯姆从来不要求包括学派成员在内的投稿者统一自己的看法。相反，他把不同学者和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视为《年鉴》的生命所在。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以迪尔凯姆为首的社会学年鉴学派所秉持的这种美人之美和博采众长的态度：（1） 在学派内部，不仅成员们相互交流，而且有许多文章就是大家共同商讨或执笔的产物；（2） 在学派以外，每期《社会学年鉴》都对上一年法国和其他国家出版或发表的重要社会科学文献进行评论。正因为如此，莫斯才会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年鉴》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物……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在迪尔凯姆的权威影响下，它是一个在知识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社群。在这里，精心构思了一大批调查和想法……我们实践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工”（转引自Benoit-Smullyan,1948:521)。

不过，尊重个人的研究兴趣、推崇各自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弱化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总体目的。莫斯所说的分工合作，或个人研究的专门化，并不是说要否认社会学作为一门统一学科的性质。恰恰相反，年鉴学派的成员一直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流行的这种分门别类、自成一体的做法颇有看法。可以说，在学派成员第一次划分出社会学的亚学科，并在《年鉴》中开辟不同的专栏时，他们就站在社会学主义的立场上，坚定地拥护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学科的整体性。它紧密地团结专业社会学家和其他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目的就在通过不同领域的资料积累，达到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形成一个综合的有关社会的科学体系。年鉴学派的这一意图，在迪尔凯姆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在那里，他难掩自己的喜悦之情写道：“毫无疑问，尽管有人反对，但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客观的、专门的、方法精当的社会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此，《社会学年鉴》的创立确实贡献良多。因为《年鉴》涉及这门科学的整个领域，所以它比任何一项较为有限的计划更能确立社会学应当成为以及将成为什么样式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学不再是普通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它可以从细节上关注各类事实，而不必再泛泛而谈”(Durkheim,1966:xl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影响主要限于法国国内，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发展影响不大。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具有泛社会学主义和极端的反个人主义的特征，这种理论流派的形成受惠于法国的知识传统，尤其是圣西门和孔德的社会学，但在其他国家尤其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难以获得回声；其二，社会学年鉴学派关注的问题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实践，但这种社会实践同德国、英国尤其是美国大相径庭，因此它很难获得法国以外的知识界的关注；其三，迪尔凯姆社会学强调社会团结与整合，由这种对秩序和统一的渴望所导致的他的著作中的保守倾向，是与德国盛行的马克思主义、韦伯和帕雷托的社会学，以及美国狂飙突进的社会改良主义格格不入的；其四，单就学科意义而论，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学不能为其他欧美诸国所接受，还在于它的过度超前性：因为当时还很难在法国以外发现一种独立的和制度化的社会学（尽管美国已经出现了若干独立的社会学系，但它们在迪尔凯姆意义上的完善并不是即刻实现的），因此它就很难在整个知识界担当起领袖的重任。

虽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迪尔凯姆学派或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还在乔治·古尔维奇(G.Gurvitch,1894—1965)等人手上获得过若干进展，但总的说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的入侵使得法国彻底丧失了社会整合的基础），加之法西斯主义的入侵导致的社会学人才的丧失（学派的主要人物都是犹太学者），这一学派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尔凯姆及其学派在社会学中的复兴归功于功能主义的两位大师：其一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他将功能主义的奠基人的荣誉第一个戴到了迪尔凯姆的头上；其二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将迪尔凯姆与帕雷托和马克斯·韦伯并列，确立了前者在社会学理论中的经典地位。而在这两人当中，帕森斯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他不仅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给予了迪尔凯姆以应有的地位，而且进一步通过他及其后来者罗伯特·默顿使得迪尔凯姆对现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学发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最为简洁的语言表述为：“通过提供社会学结构和功能分析的基本原则，通过对社会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的恰如其分的批评，通过引进失范、社会整合和有机团结这些关键概念，迪尔凯姆对现代社会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只有他的同代人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能够媲美”(Coser,1977:174)。其实，即使同韦伯相比，迪尔凯姆也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果说马克斯·韦伯博大精深的理论为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意蕴无限的可能的话，那么迪尔凯姆则为它提供了一种踏踏实实的现实。因为正是在迪尔凯姆手中，孔德当年的建立一种有关社会的实证科学的理想第一次获得了充分的尝试，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事实或实证社会学范式至今还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主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