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经典社会学的出现背景，大多学者的分析都十分一致：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约翰逊,1988:18)。我们已经提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Giddens,1982:46)。因此，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2]

考虑到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出现的背景，我们能够理解，滕尼斯的社区—社会和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虽然都是经典社会学家主观建构的概念，但它们并不是凭空虚构的。这两对理想类型以及其他我们提及但未加论述的有关社会形态的种种理想类型，如前所述，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经典社会学家以理论结构的形式，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断裂”表现出的一种“时代兴趣”。在相当的程度上，它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基本主题，同时又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的一般分析范式，或者说，它就是经典社会学理论本身。

正是因为经典社会学家解释社会形态时普遍借助上述二元论的理想类型，它赋予新生的社会学以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也形成了它后来的先天不足。认真解读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到当代为止的所有大师们的社会思想，能够发现19世纪之前的社会思想和此后的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早期的社会思想探讨的是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普遍关系，而社会学思想关注的则是工业社会，或因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虽然“社会学”(sociologie/sociology)一词最初的创用者是孔德，但我们能够发现在他之前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先哲，和他之后被称为经典大师的那些人，无一不以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探讨主题：在孔德之前，英格兰的弗格森撰写的《市民社会史文集》(1767)关注的就是“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原因”（斯温杰伍德,1988:18）；而圣西门不仅创用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且预示了在工业社会的推进过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倾向。在孔德之后，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都意识到了由社会进程的断裂和现代性的出现带来的变迁，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议题；而马克思则干脆意图通过阶级斗争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变迁。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程的这种“断裂”，因其造成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塌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引发了社会和文明的危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是对这一危机或文明的“断裂”作出的一种回应。十分自然的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认识不同、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经历不同，不同的社会学家作出反应的方式也就不同：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吉登斯,2000:6—7)。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用韦伯自己的话来说，“今天，我们已经目睹无所不在的科层制化和理性化正在降临，想想它们的后果吧。现在……在所有以现代方式运作的经济组织中，理性的预测在任何阶段上都已十分明显。由此，每个劳动者的行动都可以数量化的方式加以测量，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且，一旦他意识到这点，就会努力成为一个更大一点的齿轮”（转自Coser,1977:231)。其实，无论经典社会学家是以乐观还是以悲观的心态，来对待因传统社会秩序的“塌陷”而造成的这种社会形态的改变，他们用以分析社会的理想类型都是这种“断裂”的必然反应。

最后，既然经典社会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文明的产儿，这一背景也就必然会给它留下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局限：经典社会学家们在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时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而他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受其使用的理想类型的影响又往往是二元对立的。显然，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被我们称为“现代性”的诸多方面尚未全面展现出来，但它体现出的某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经典社会学家体验到社会生活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那些变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自然就会将变化前后的两个社会形态视为是截然相反的，或根本对立的。

无论是社会生活中的急剧变化的影响使然，还是将学术作为志业的责任感使然，同样十分自然的是，经典社会学家们都会对这种变化做出自己的反应，都会开始思考变化后面的基本动因。比如，对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动力的理解，在迪尔凯姆那里是由复杂的劳动分工所孕育的工业主义，在韦伯那里则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先前不一样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所以才会使经典社会学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将基本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传统—现代”两种理想类型。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后来直接塑造了帕森斯之后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的基本假设却无非是：（1）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代表“传统”和“现代”，反正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云水之别；（2） 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旧有价值观念式微的基础上的；（3） 由此，用丹尼尔·勒纳的话来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相互对立、性质不同的社会系统，而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Lerner,1958)。这种简单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单线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变动世界的理解和误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盛行了一二百年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两分法，正在受到各种新兴的社会理论的批判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