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我们关于经典时代社会学大师的贡献的论述算不上挂一漏万，但也远远称不上全面、详尽。因为篇幅所限，同样也因为资料不足和功力不逮，我们只能从最主要的那些方面入手，指出经典大师及其理论对社会学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有哪些影响与贡献。接下来，与这种贡献相对应的另一个话题是经典大师们有哪些局限？这尽管是一个常规性的话题，却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同样囿于篇幅，这里我们无法论及他们因个人的人格和生活境况以及个人的学养和视野造成的各种局限，我们仅能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整体状况入手，对经典社会学家及其理论的局限作一个大致的交代。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呈现出多元范式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经典时期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有关，也与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相互敌视甚至攻讦有关，而这正是经典社会学家的局限之一。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这是因为在经典时代不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并经过整合的社会理论，甚至也不可能产生将不同理论加以整合的意图。从客观的条件上说，工业社会的历史很短，因此人们对这部“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语）的了解程度还不高，加之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的限制，在最初的社会学家中间还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科学家共同体，这在相当的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整合以及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不过，客观因素还不能对这种局限负全部责任，造成这种局限的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方面说，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们本身就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制造者，有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刻意制造这种矛盾和对立，并对与持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家交手乐此不疲。比如，人所周知，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的论战首先发生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几乎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将他们的主要论敌锁定为马克思。但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一方面韦伯、迪尔凯姆、帕雷托和曼海姆都将马克思视为自己的论敌，另一方面在经典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却出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家地位的有意回避。直至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和休斯等人才指出马克思是“20世纪社会思想的助产婆”(Hughes,1977:74)。

矛盾和对立并非只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之间。众所周知，在滕尼斯和迪尔凯姆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论战：迪尔凯姆对滕尼斯将“社区”(Gemeinschaft)解释为有机的共同体、将“社会”(Gesellschaft)解释为机械的共同体大为不满，他认为没有理由将第二种社会形态视为人为的、机械的；而滕尼斯则反讽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整个是“斯宾塞社会学的翻版”（科恩,1982:354)。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迪尔凯姆和韦伯之间：迪尔凯姆只有一次在有关德国第一次社会学会的简讯上提到过韦伯(Lukes,1973:387,584），而韦伯则从来没有提到过迪尔凯姆，尽管那时的迪尔凯姆已经是誉满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Bendix & Roth,1971)。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直接影响到经典社会学的发展和传播。比如，尽管在法国迪尔凯姆如日中天，他在美国的影响则远远不如其夙敌塔德，原因只是在于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都是塔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积极拥戴者。

经典社会学家的另一个局限，是他们在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时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而他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又往往是二元对立的。造成这一局限的原因，和我们一再论述的社会学的出现背景密切相关。我们不断地提及，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如吉登斯所说是与“现代性”共生的现象。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不同的学者有过不同的论述。对一个社会而言，有人认为，现代性可以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可以表现为非生命能源的应用在全部能源中占有较高的比例(Levy,1976:13），也可以表现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19)。而对个体或生存于一个社会中由个体组成的人群共同体而言，现代性可以表现为他或他们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424)。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述被称为“现代性”的诸多方面不一定都已全面展现出来，但它体现出的某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和生活感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体验到社会生活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那些变化。

无论是社会生活中的急剧变化的影响使然，还是将学术作为志业的责任感使然，十分自然的是，经典社会学家们都会对这种变化做出自己的反应，都会开始思考变化后面的基本动因。比如，对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动力的理解，在迪尔凯姆那里是由复杂的劳动分工所孕育的工业主义，在韦伯那里则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先前不一样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所以几乎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家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将基本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理想类型。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后来直接塑造了帕森斯之后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的基本假设却无非是：（1）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代表“传统”和“现代”，反正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云水之别；（2） 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旧有价值观念式微的基础上的；（3）由此，用丹尼尔·勒纳的话来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相互对立、性质不同的社会系统，而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Lerner,1958)。这种简单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单线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变动世界的理解和误解。

经典社会学的第三个局限，是与和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18和19世纪的科学革命的进步相关的。正是这种进步，形成了后来既塑造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品质，又影响到其健康发展的实证主义精神。尽管我们将社会学的主要范式划分为社会事实、社会行为、社会释义和社会批判等四种，但同时必须指出，一方面后来真正左右现代社会学的是秉承实证主义精神的社会事实范式，另一方面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社会行为范式其实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年轻的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实证社会学将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和价值中立学说奉为圭臬。具体说来，有相当一部分经典社会学家认为：（1）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因此可以也应该仿效自然科学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精密学科；（2） 他们同时认为，社会像自然界一样，是受某种客观规律支配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并可以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某些具有广泛的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据此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 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盲目相信社会科学应该也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消除主观偏见，以价值中立及文化中立为原则，客观地、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周晓虹,1993a;1993b:438)。

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和价值中立观，对社会学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们对经典时代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在实证主义精神笼罩下的这些原则，显然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具体说来，科学统一观不仅混淆了个别化的社会现象和普遍化的自然现象，忽视了行动者个人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而且因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君临天下的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学的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韦伯等人的理解社会学的忽视。决定论原则则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将人视为由“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操纵的工具，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人只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政治就是毫无价值的活动了。政治是因为未来尚未肯定，某些人能够创造未来才成为人类的一种高尚活动的”（阿隆,1998:544)。最后，价值中立原则使人极易忽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及个人爱好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从而大大放松了对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影响的警觉。尽管实证主义的诸种消极影响在经典时代尚没有体现得十分充分，但后来在现代社会学中表现出的那些实证主义的偏颇，已经蕴含在从孔德到迪尔凯姆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预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