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示

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大学是“工程”的重要参与单位之一，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中北大有7位，在9个课题中，我校主持和参与的有2项，在44个专题中，我校主持和参与的有22项。技物系重离子所、考古系年代实验室承担了加速器质谱（AMS）¹⁴C测年和骨质样品制备与常规¹⁴C测年的大部分任务。考古系单独或与兄弟单位合作承担了夏文化研究、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研究、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等课题和专题的研究任务。这些测年和研究成果以及中文系裘锡圭教授关于“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卜辞的考证和其指导下的关于武丁五次月食卜辞的排序与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取得的成果，对构建夏商周年代框架、提出夏商周年表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参加学科和人数最多、投入经费最多的一项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参加“工程”五年来的经历，使我受到许多教育，业务上也有不少提高。而对于如何总结“工程”的经验，推进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体会。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1．领导重视是“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成果的保证

由两位国务委员任特别顾问、七个部委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代表了政府对“工程”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方筹措资金，提供经费保障；一是协调有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这种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起初我自己曾经担心的、现在也还有人怀疑的那样，所谓政府支持是领导定调子，大家跟着唱。李铁映、宋健两位国务委员多次明确表示：政治不能裁判科学。政府支持就是政府帮助找钱，帮助解决困难。怎么研究，研究的结果怎么样，那是你们科学家的事，是学术界、科学界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遇到的问题，排除了不少影响“工程”顺利开展的障碍。北京大学也成立有一个由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郝斌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北大承担任务的专题组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困难，例如加速器厂房改造、设备购置，都是由领导小组出面协调才得以及时解决，抢了时间，保证了速度。北大领导小组还倡议由各系相关专家组成了一个学术专家组，给北大承担的研究项目出谋划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是“工程”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

当今科学发展的规律是，一方面分化得越来越细，形成一个又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又以很快的速度互相渗透。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任何一个学科要想独立发展将十分困难，任何问题要单靠一个学科也很难解决。断代工程冷静地分析了夏商周年代学研究中的难点和学科发展的趋势，果断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针。“工程”从首席科学家的选聘、专家组的组成、课题的设置与内容、研究程序的安排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相关不同科学之间的结合。每个课题、专题提出的结论都是不同学科联合交叉研究的成果，每一个成果都必须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评议才可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大家都抱着取长补短、虚心学习的态度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出只有多学科联合才能取得的成果。

北京大学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理应认真总结断代工程的经验，选准研究课题，动员相关学科力量，联合攻关，去攻克重大学术难点，推进学科发展。如果单是学科齐全，而不实行真正的结合，仍走自我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老路，恐怕很难会有多大的建树。

3．通过课题研究培养新生力量是推进学科不断发展的根本

“工程”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有青年学者参加，要通过“工程”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五年当中，我们一共招收了十几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在导师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所在课题的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参加工程的一批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北京大学的刘克新、鲁向阳、刘绪、雷兴山、孙庆伟，中国科学院的景斌、徐凤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良高、杜金鹏、李勇、刘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燕明、宋国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占奎、曹伟等优秀代表。他们通过参加工程的实践，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成为骨干力量。

“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是阶段性的成果，有些课题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但作为一个项目很快就要结题。结题之后，会继续断代工程开创的工作，启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课题，希望有志于此的青年朋友参加到研究队伍中来。

（原载《北大讲座》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