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低碳乡村建设的兴起

中国政府实施了在偏远地区和岛屿的阳光计划和送电下乡计划，采用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太阳能、风能、小水电、地热能）和户用发电装置相结合的供电措施，十年内无电人口下降到500万人左右。低成本的能源供应，对消除贫困人口和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杨富强等,2012)。相对于低碳城市发展，低碳乡村的建设需要大力倡导并给予政策扶持。如今，民间组织在做一些试点工作，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云南省开展的低碳乡村试点项目，尝试通过乡村低碳加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北京地球村在四川地震重建中提倡的乡村低碳文化建设，都是很好的实例。国家的乡村财政扶持政策需要与低碳主题相结合，使财政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助力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3)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过去的20年间，中国中央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推进中国的节能减排。2006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选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8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约1000家企业，启动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千家企业能源消费量占工业能源消费量的一半，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1/3。 该项目的实施，使千家企业单位氧化铝综合能耗、乙烯生产综合能耗、烧碱生产综合能耗等指标下降了30%以上，单位原油加工综合能耗、电解铝综合能耗、水泥综合能耗等指标下降了10%以上，供电煤耗下降近10%（国家发改委,2011），部分企业的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千家企业项目实现节能1.5亿吨标准煤。“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千家企业项目扩展至万家企业。

除了强力的行政手段和监管机制外，市场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例如，碳价格信号能发挥引导企业节能减碳的作用，并且能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成本最小化。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五市和湖北、广东两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在试点的七个省市中，仍有部分城市尚未成立正式的碳交易所。而在试点以外的不少地区成立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同时增加了碳排放交易。另外，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中国引进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自愿协议等创新体制，这些措施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4)提高和加强地方节能减排的政治意愿与实施能力

一些地方政府仍将气候变化作为政治问题看待，没有把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区域经济竞争也使得地方不惜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2011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建立了低碳城市试点，确定在五省八市试点低碳发展模式。一些城市在中央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下，较早开展了低碳经济发展尝试。例如北京、保定、南京、无锡和上海等城市均选择了适用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措施，进行低碳实践。这些措施包括推动碳审计、制定低碳城市战略与计划、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和未来碳减排方案；提高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建筑物基础设施效率；发展公共交通；加强与世界其他大城市间的合作；推动有利于低碳的立法工作；开发利用低碳技术，实施一些示范项目等。这些城市的探索不仅为中国“十一五”地方目标的完成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低碳城市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工程，涉及地方经济规划、产业布局、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结构。地方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长期机制，制定中长期发展方案，培养并引进人才，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地方的低碳经济发展。

(5)企业节能减排能力不均衡，差距大

“十一五”期间，重点行业的大型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30家重点耗能的中央企业，各项主要生产经营业务的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全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其中1/3以上企业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占工业能耗2/3的中小企业减排能力不足。全国各类中小企业达4400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完成了全国50%的税收，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国务院办公厅,2012)。受限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其自身在节能减排过程中面临的资金、技术研发等难题，中小企业的减排需要加强。政府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完善相关法律、标准、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

(6)碳排放数据收集能力不足，碳信息披露意识薄弱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求成为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美国审计总署认为，主要发展大国，包括中国、印度等，二氧化碳排放清单质量差，没有可比性，且缺乏审查程序，减排缺乏透明度。在中国国内，企业的碳信息收集面临挑战，也为下一步国内碳交易的展开带来一定困难。另外，许多企业认为碳信息的披露将会涉及企业的商业机密，因此，即使能够收集碳信息，也不愿公开披露。2010年中国参加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仅有1 1家（商道纵横,2011)。

(7)出口中隐含巨大的碳排放

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2006年以来，中国快速上升的出口驱动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出口中存在的大量能耗问题,2007年6月，国务院出台出口产品减免税政策，并于同年7月1日开始实施。然而，中国的进出口总量从2001年占世界的第7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008年，在进出口产品中隐含的能源净出口量占能源总消费量的18%~25%。,6亿~8亿吨标煤消费在为国外消费者生产的产品上（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09)。面对国际社会可能出现的碳关税贸易壁垒，也为了减少中国的能源需求，中国需要进一步遏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调整资源税，及时推出碳税政策，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8)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技术投入和金融支持

实现低碳排放的核心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核电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麦肯锡研究报告强调了增加绿色科技投资可以为中国带来的收益。例如，通过在未来20年中全面推广电动汽车，中国可以将2030年预计进口石油需求减少30%~40%。通过在建筑和工业领域全面实施能效提升技术，并积极地在工业领域回收和利用废弃物和副产品，中国可以在2030年将预计电力需求和煤炭需求各降低10%以上。通过大规模增加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入，如核能、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中国可以不再依赖煤炭作为发电的主要能源。到2030年，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将从目前总发电量的81%降低到34%。

中国要想转型成为“绿色经济”，需要在未来20年投入大量资金。根据麦肯锡的估算，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还需平均投入高达1 5000~20000亿人民币的额外资金，才能有效部署必要的绿色技术，从而实现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实质性进步。以年度为基础计算，这部分所需的资金相当于中国同期GDP的1.5%~2.5%（麦肯锡,2009)。

(9)公众关于低碳经济的倡导

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公众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剧烈的转变。从2005年到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领域排放增长了41%，快于同期全社会36%的增速（齐晔等,2012)。200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地球一小时”引入中国，倡导中国公众加入低碳生产、生活行列。中国保定、上海等城市率先参与“地球一小时”的活动。经过4年的努力，至2012年有多达124个城市参与此项活动，有1400家企业注册承诺环保行动，中国的故宫、长城和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方等成为“地球一小时”历年活动的地标性建筑（新华社,2012)。

2011年6月，中国多家民间机构联合发出“C+公民超越行动”倡议，认为中国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中国民间组织支持中国政府的工作，协同中国企业与公民支持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施；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可以超越气候变化议题，支持中国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努力可以影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鼓励更多的国家与社会积极响应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建立有雄心的节能减排目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