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流浮沉与学术升降——张之洞学人圈的聚集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张之洞《劝学篇·序》^[1]

百日维新前夕，张之洞在江汉以“正学”号召士人。《劝学篇》以学为政本的理念，不仅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更超越了同时代李鸿章、刘坤一等军功督抚的视野，直接乾嘉以来毕沅、朱筠、阮元、贺长龄、曾国藩等名公巨卿提倡风教的传统。在同时期撰写的《正学报序例》中，张之洞罗列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钜维、朱克柔十二人的题名，作为伸张“正学”的同调。^[2]新旧人物各占半壁，且多为同光之际“清流”的成员或后继者。在晚清政治史上显赫一时的“清流”，实为张之洞学人圈的重要构成因素。其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意义，并未得到充分彰显。本章开宗明义，拟从同光时代“清流”与学术风会转移的关系切入，考察张之洞系统对“清流”势力的认同与援引，借以铺陈晚清政学互动格局下张之洞学人圈的生成。

“清流”二字，在近世衍变为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尤其是言官）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也包含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广义上的“清议”以太学、翰林院、书院等公私文教机构作为联络场所，往往依托讲学、会课、社集等活动沟通声气，与学术风气的变迁有着天然联系。^[3]清代惩前明党争之弊，厉禁结党言事，朝中言路颇受压抑。但至道咸以降，不仅朝政日益窳败，内政外交的新状况更是层出不穷。加上太平天国起事导致朝廷权威跌落、地方督抚崛起，中枢感到有必要利用言路牵制疆臣，借此营造再图振作的“中兴”氛围，遂使沉寂二百余年的清议得到复兴。

然而，甲申中法之役却使晚清言路的短暂喧嚣迅速平复。曾经自居“清流”者，更是横遭嗤笑乃至打击。唯有像张之洞这般义理原则、现实感与适应性俱佳的人物，方能从此大动荡中幸存，完成从翰林谏官到督抚名臣的身份转变。张之洞与“清流”的关系并未从此切断，其在东南各省任上的幕府，很快成为收罗昔年“清流”同道的渊薮，亦使得同光之际京师学术交游的风气向东南督幕转移。甲午一战败于日本，朝野上下日益意识到三十年来“办洋务”局限于器物表面的瓶颈。方此之际，凭借着对名教、学术、人心的敏感，张之洞及其周边部分学人的“清流”背景，更有可能转化为官方主导下的改革事业完成内在化的媒介。

[1] 张之洞：《劝学篇》，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04页。

[2] 张之洞：《正学报序例》，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六，第218—222页。

[3] 这一点在明末党社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关概述可参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中“明末社集和明末遗民所产生的学风”一节，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