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国际经济及经济全球化

波兰改革历程及启示

格热戈日·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
（2004年3月）

2004年3月13日，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热戈日·W.科勒德克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波兰15年的市场化与民主化艰难历程——对中国的启示”演讲，其中科勒德克教授结合他参与有关部门政策制定、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丰富经历，阐述和分析了波兰15年的改革历程。下面是演讲和问答实录。

波兰改革与中国改革有三点不同。第一点不同在于，波兰改革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最有革命性的变化是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在于，波兰的许多经济改革从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了，而1989年后则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

我始终坚信，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地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但波兰这15年的改革历程也表明，在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

第二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波兰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尽管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及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但允许接受一些外国直接投资。我们通过外国政府的担保从外国银行以及其他途径获得了外国直接投资，改进了管理，引进了先进技术。我们还希望这样可以提高工业生产，通过促进出口来偿还外债。但事实并不如愿。80代末波兰外债余额接近400亿美元。在强大的外债压力下，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关于债务重组的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我们首先朝市场化和自由化方向深化改革。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的支持与推动对我们改革的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点不同在于，1989年后波兰开始了制度转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对这些影响进行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转轨（transition）意味着知道“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正如从成都到北京，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转轨就结束了。而改革（transformation）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将往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不知道25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相比而言，我们更有把握知道25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加入欧盟，而加入欧盟之前与之后都要求国内的各项制度与欧盟相衔接，我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迈进。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因为缺少目标及各方的协调，同时也因为政治集团的反对，所以并没能改进人们的生活并取得成功，后来，政治家们与广大民众都认识到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转轨。

转轨应该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制度建设。在转轨之前，波兰等东欧转轨国家中没有人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多大程度及多大范围上是需要受管制的。波兰的改革，特别是在早期，深深地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任务就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事实上，在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波兰出现了大量的企业破产。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成功，问题更在于如何提高管理质量。从长期看，私有经济确实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是必由之路，但转轨绝不仅仅只是自由化与私有化，还包括制度建设。国家必须制定新规则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市场各方都会遵守这些规则。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改革决不仅仅只是解除管制，它更是一种管制制度的重新建构。政府需要废弃一些旧制度，同时也需要创建一些新制度以培育并发挥企业家精神，包括明晰产权制度、开放经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自由贸易等。创建新管制的同时又可能会产生过度管制，从而抑制企业家精神，抑制投资与储蓄的意愿与信心。这一过程存在着风险，因而也使得制度转轨过程比较艰难。

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国家，波兰的转轨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波兰在1994—1995年间成为第一个GDP超过转轨前（1989年）水平的转型国家。波兰现在的GDP是1989年的135%。波兰转轨初期的衰退只持续了3年，从1989年中期到1992年中期，波兰的GDP降低了20%，这与东欧其他转型国家以及苏联相比已经很不错了。同时，波兰的出口增长也是很显著的，2001年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989年出口额的3倍。从通货膨胀的经历看，波兰的转轨历程确实艰难。波兰的转轨正是因为原来的市场化改革无法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而导致国家在1989年后期陷入了“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症”。“短缺型通货膨胀综合症”是通货膨胀与短缺相伴随的一种现象，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需求却因供给短缺而未能得到满足。1989年上半年，波兰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60%，同时供需缺口也越来越大，人们购物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整个经济失去了活力。波兰市场化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无法忍受的短缺型通货膨胀。这种短缺以及自由化改革与稳定政策的缺乏共同造成了波兰在转轨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波兰15年的转轨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0—1993年、1994—1997年、1998—2001年、2002年至今。这种划分方法与政治制度是相关的。根据波兰宪法，大选是每4年举行一次，通常政策每4年就会有一些变化。波兰多数政党都赞成市场化与加入欧盟，因此转轨的总方向是市场化、民主化、融入世界经济、加入欧盟。1990—1993年这一阶段一般被称为“休克治疗阶段”，我认为实际上是“休克但无治疗阶段”。缺乏稳定性政策相配套的激进改革导致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第二个阶段（1993—1997年），即在我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开始更多地关注制度建设，包括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制定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改进微观经济管理机制，也包括继续一些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措施。相对于其他东欧转轨国家甚至整个欧洲，波兰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比较快的，GDP累计增长了28%。在第三个阶段（1998—2001年），决策者实行了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导致经济增速减缓，到了2001年GDP增长率降到了1%。从2002年开始了第四个阶段。我在2002年7月再次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2003年波兰的GDP增长率是3.7%，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并且我相信在今后几年波兰GDP可能会继续保持5%的增长率。

转轨过程要尽力避免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这也是波兰可供中国借鉴的一个经验教训。从波兰的转轨经验看，自由化、稳定政策以及微观机制的重构往往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转轨需要关闭一些企业并将工人转移到新的产业，而且随着企业技术、管理的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需要的工人可能会越来越少。经验表明，在波兰，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4%，失业率就会增加。再者，转轨时期政府没有财力来补贴失业工人，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第一阶段的受“华盛顿共识”支配而进行的自由化过程中，波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紧缩，4年间就业量总共减少了15%。在第二阶段，失业率从1993年的接近17%下降到1997年的9.6%。第三阶段的就业量累积减少了6%。在第四阶段，在政策的作用下，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

15年的艰难转轨历程是否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福音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自发调节。问题在于，市场的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

提问和回答

林毅夫教授：第一个问题：相对于其他东欧转型国家，波兰在转型初期的衰退比较小。我想问的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波兰在转型初期没有大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第二个问题：相对于中国，波兰的市场机制应该说是更完善的，但中国却在最近25年中保持了GDP年均增长9.4%，而且我相信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还将继续保持至少8%的增长速度。您认为波兰是否也能在未来一二十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即7%—8%的增长率？

回答：波兰现在的私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是80%—85%。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波兰在1989年转轨前夕，其私营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波兰1989年的GDP有20%是来自于私营经济，其中15%来自私营农业，另外5%则来自于工业、服务业等小规模私营经济。波兰大规模的私有化发生在1995—1996年这一阶段里，约有10%的国有资产被私有化，2200万公民参与分配这些国有资产。波兰私有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股份上市私有化（initial public offers），即国有企业先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股份出售给个人、机构投资者。

在转轨过程中，我们确实剥夺了许多工人的权益。在转轨的第一阶段，我们制定了严厉的基于工资的税收制度以惩罚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这种税收制度希望通过控制工资水平来控制通货膨胀。对私有企业则没有这一规定，于是工人开始罢工并要求更快地进行私有化，因为他们只想到在企业私有化后工资可能会提高，而没有想到可能也会面临的失业。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资产清算来私有化，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清算以出售、配给、转让、并购等方式私有化。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债务缠身、管理混乱，濒临破产，政府急于把它们卖掉，因此有时仅以极低的象征性价格将其出售。企业的管理层也支持私有化，管理者在低价收购了这些国有企业后，通过改进管理很快就能获得利润。政府也迫切需要从私有化中融资，因此也要求出售国有资产。但政府不能将国有企业平分给全国人民，企业管理要求有战略投资者。在波兰这样一个开放的小国，资本市场欠发达，往往只有外国投资者才能成为战略投资者，因此大量的国有资产被打包卖给外国投资者。现在，波兰的银行80%的资产是由外国投资者所有。这在带来了很多好处的同时，也使得波兰的银行系统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上显得无力。在此我建议，不要允许过多的外国投资者成为私有化中的战略投资者，应该引入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和中国的情形相似，波兰现有的大部分私营经济不是从国有资产私有化转变而来的，很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家族企业。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转轨培育了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波兰比其他东欧转型国家及苏联发展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年均7%—8%的增长率对波兰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在我执政期间（第二阶段），波兰4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4%。考虑到波兰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转轨本身带来的变化，如果有合理的政策指导，5%—6%的增长率应可以持续几十年。当然，现实中的政策往往并不完全合理。

姚洋教授：您在演讲中提到，民主政治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形成好的政策。假如您可以重新设计波兰的改革，您是否会另作选择，即保持政治制度基本不变而仅改革经济制度？

回答：我还是会选择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首先，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然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从短期来看它可能会出错，譬如民主选举并不保证一定选出最合适的人，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有说谎的自由，公众舆论有时也可能出错，而议员往往遵循公众舆论行事。在民主政体中，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耗时而反复的讨论、辩论，最后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

其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的。在长期，民主政治能够制止和纠正错误的政策。我认为，市场化改革迟早会导致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无法保证领导者不腐败、不贪婪、不反复出错，同时也使得国家没有一个可以摆脱这样的领导的机制。世界上非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例子是极少的，更多的是非民主国家失败的例子。民主政治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了两百多年，15年也许还不够长，波兰还要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