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国竞争：谁输谁赢

威廉·J.马丁（William J.Martin）
（2006年11月）

2006年11月10日上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J.马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做了题为“与大国竞争：谁输谁赢”的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启示。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给世界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担心和疑虑。中国和印度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都在迅速发展，许多人担忧两国会出口相同的产品，那么，两者之间会出现怎样的相互竞争态势呢？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和印度具有比较优势，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探究已有经济现象所暗含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问题。

通过比较经济发展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两个劳动密集型出口国所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很大的差异。服务出口对印度来说更加重要：1992年中国的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0%左右，印度为20%左右；而2003年中国的该比例不到10%，印度则超过了25%。相反，中国的制造业融入世界产业链的程度比印度高得多：1992年中国和印度的零部件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都是15%；而2002年中国的该比例为31%，印度则只有12%。

服务业和制造业占出口额比例的差异源于两国不同的国内政策。在保护小型企业方面，印度的国内政策有许多问题。许多在中国可以很有运行效率的组织形式在印度却举步维艰，比如生产服装等产品的大型企业。由于劳动法等法律和官僚系统的原因，制造业在印度很难大规模发展。虽然与之前相比，印度已经进行了很多政策改革，比如减少对非农产业的保护、改进免税和退税等机制的运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贸易成本等，并希望逐渐融入世界产业链。然而，印度未能找到好的时机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制造业相对落后。因此，资源流向制度阻力相对薄弱的服务业，从而导致印度的服务业相对发达，占出口的比例也相对较大。相反，中国努力发展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出口石油、纺织品等产品，而到了90年代，电子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显著增加。通过比较两国出口贸易额居前15位的产品种类，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一种产品是相同的——石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的种类存在明显的差异。

马丁教授所使用修正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以下简称GTAP模型）允许对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进行免税，且基年从2001年变为2005年，并将公认的改革措施的影响加进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通过研究中国加入WTO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保护程度很高。使用标准的GTAP模型，如果对最终产品免税而根据最终产品的数量对中间投入品进行征税，那么模型计算的结果是中国将会很快占领世界服装或纺织业市场的半壁江山。

模型计算的结果与现实的差异较大。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模型假设中国生产商对服装的原材料支付30%或40%的进口关税，然后对服装出口免征关税以促进出口。但是，中国在二十几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出口服装生产商可以获得免征关税的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所以模型必须考虑这种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样，研究印度经济的时候也必须考虑类似的政策因素。

马丁教授利用模型研究印度全球化改革措施的影响，并展望2020年的世界经济，将其与中国和印度超过预期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对比，同时假设从中国和印度出口的产品质量会提高，种类会增加；并且，模型假设政策措施（诸如印度削减非农产品的关税、使免税和退税更加有效等改革措施）对所有出口产品都有效，从而使贸易成本降低20%。考虑这些因素之后，模型预测的结果是金属、机器和电子的出口将大幅度增加，增幅分别为108%、168%和140%，但是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额的相关程度却由0.01减少为-0.02。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和电子产品，改革前的印度主要出口服务产品和其他制造品，而改革后的印度主要出口服务产品和机器设备，两国所出口的产品种类基本不存在相互竞争性。

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对其他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直接贸易的增长可以使其获益，表现在对出口需求的增加和对两国出口供给的增加。基于Hummels和Klenow（2005）提出的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种类增长模型，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有效服务产品的增加。同时根据他们的估算，2/3的出口增量源于新产品的出现，即产品种类的增加。

模型假设2005—2020年间会出现一个初始冲击，即每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都提高2.1%，而印度提高1.9%。基于潜在增长速率，模型被设计以重现Hummels和Klenow估计的2/3的增长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同时每1%的增长就伴随着0.09%的真实价格水平的增加。在Hummels和Klenow的模型中，质量和种类的增加通过引进一个价格指数来衡量。在这些模型假定下，中国的福利增加39.9%，而考虑产品质量以后的增幅为43.6%；印度的数据则分别是33.7%和36.7%。对除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福利影响分别为0.46%和0.87%；对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福利影响分别是0.61%和0.87%；对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影响分别是0.03%和0.28%。同时，中国的出口量增加29.41%，而考虑质量因素之后的增幅为55.34%；印度的数据分别为28.9%和47.05%。对除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出口量的影响分别为-0.07%和0.77%；对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量的影响为-0.18%和-0.16%；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量的影响为0.79%和1.73%。这个冲击对2005—202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工业产出的影响非常相似，增幅大体相同；对其他国家的纺织品、皮革、汽车、电子产品和金属等制品的工业产量有负向的影响；对其他国家的矿产、木材和化工制品的工业产量则有正向的影响。

生产力的增长在各部门间可能并不平衡。考虑到在产业更深化的部门中，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都偏向于出口势头强劲的部门，比如金属、电子、机器设备、汽车和商业服务等生产部门。假设有每年2%的生产力增长冲击，我们通过模型来预测福利的增长和出口量的增加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的福利增长幅度为33.28%和19.08%，而出口势头强劲的部门的出口量的增长幅度为96.4%和72.9%。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增幅分别为2.2%、1.77%和0.65%，而出口量增加幅度分别为2.6%、-2.2%和-0.4%。

同时，考查2005—2020年间生产力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中国和印度呈现相似的趋向。纺织、皮革、木材和化工产品等生产部门的产出将会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而金属、电子、汽车和机器设备部门的产出将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部门产量的影响则大体呈现对应的相反趋势。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是劳动密集型大国，但是目前中印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小，印度持续的全球化也并不会加剧两者之间的竞争。中国和印度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整体来说会有好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好处，尤其是在考虑了出口产品的质量的提高和种类的增加之后，这种好处就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