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秘史》文献研究之必要性

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就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如下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他还认为，文献研究的目标与任务可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一般层次、最高层次。梳理目录、鉴别版本、校勘文字、辑佚、编纂以及与之相关的考证乃是一般层次中的工作任务。其最高层次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为最高境界。我们知道，在我国，校雠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一直是文献整理研究的代名词。文献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以研究古代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为其宗旨，与其他学科相比，既有覆盖文理的基础性工程的特点，又凸显出贯通古今，津逮学术的优势，旨趣之宽泛远远超越了昔日的校雠学。因此，以文献学的视野来观照《秘史》的研究，毋庸置疑是一项颇有学术意义的课题。

自14世纪肇始的《秘史》研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兴趣或专业研究领域出发，就《秘史》的语言、文学、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的认识价值以及版刻流传进行专题研究，发明之处良多，成果也蔚为可观。

我们应充分肯定国内外《秘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缺憾。若欲撮举其大端，截止目前，尚无从文献学角度系统整理上述研究的论著，便是其一，致使意欲涉足《秘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望洋兴叹，弗知从何入手。在《秘史》研究的领域中尚有诸多阙漏，甚至空白点，有待于继续深化。如《秘史》原抄本的校勘问题，清嘉庆中既有顾校本流传，20世纪80年代又有《〈蒙古秘史〉校勘本》问世。然顾校本仅据张敦仁覆抄的“影元椠旧抄本”和钱大昕所藏十五卷本匆匆比勘，八日之内既已完成。仔细检读收入《四部丛刊》的这部影印本，在正文和总译中夺脱“勒”“惕”等小字之处颇多，讹字、错字亦比比皆是。《〈蒙古秘史〉校勘本》以此本为底本，参用鲍廷博原藏十五卷本和叶德辉刻本校勘而成，正文校勘颇为仔细，而总译校勘则讹误丛出，关键的缺失在于参校版本的有限。事实上，目前庋藏于国内外各图书馆的《秘史》原抄本不下10部，其中确有精抄本，如马玉堂抄本、王宗炎抄本等。访求国内外现存的《秘史》诸抄本、版刻乃是实现学术界夙愿，整理出一部精校本的重要基础。又如，史实与地理考订，作为《秘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清中叶以来次第问世的诸多《秘史》注释本和专题论著中。然而此项研究在充分援用汉文、蒙古文、藏文文献和外文文献方面尚有明显的缺憾。另外，关于《秘史》的文献著录、版本流传之考证、《秘史》所见名物、植物、动物的考证等都需要予以补充和完善。

鉴于上述现状，我们认为从文献学的角度观照《秘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凭借多年从事《秘史》研究的学术积累，认真梳理，审慎考证，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可资援据的文献研究成果既是笔者的初衷，也是笔者力争达到的目标所在。

[1]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