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术真论》的成立及章太炎学问独立意识的完成

“宣布神道，表扬神威，纠合人心”，对超绝于人间的神力、无道理可讲之“天意”无限钦服，是“巩固国体之基础”。^[1]拥抱现在，无条件顺应似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现实与形势，则构成行为之逻辑。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输入“国体论”，培养忠于帝国的皇民、顺民的基础，同样是宣传日本占领台湾乃不可抗拒的“天意”，要求台湾人衷心钦服与歌颂皇国、神国所谓的“仁政”“德政”。占有台湾的土地、资源等物质之后，驯服当地人的精神，就成为官办媒体《台湾日日新报》最重要的工作。当意识形态落实为符号层面的汉字时，同属于汉字圈的日本，宣扬神道的渠道，竟是模仿儒家“天意”的理论，复制经典中那些最优雅、最崇高的语句。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除就康有为的评价问题与日人展开交锋，并借此澄清两国变革期儒教在伦理根底与政治图景上的差异外，还就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和论述，与他们进行了隐晦但却决绝的思想斗争。

章太炎甫抵台时，1899年1月1日曾以“菿汉阁主”为名发表《正疆论》，似乎对日本领台的合法性表示认同，如称台湾“归于满州，则无宁归于日本”；“下关之盟，台湾东属，斯犹如晋疆杞田，与仲尼之返郓、讙、龟阴于鲁，于义未亏，于名则正”。^[2]这个表态可谓其有资格在日方官办媒体《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文章的“政治审查合格证书”。其实，《正疆论》中章太炎已经表明了自己对台湾的情感，在“归于满州，则无宁归于日本”之前总有一句，“（台湾）归于日本，诚不若归于支那”。^[3]联日抗满是后来革命党的基本策略，这里先不论其是非得失。虽然在日本人看来，当时的支那就是“满州”政权统治的国家，章太炎所谓的汉文化主导的“支那”不过是空中楼阁；章太炎不承认“满州”对台湾拥有合法的统治权，就支持了日本对台湾的占领。但在章太炎心目中，支那才是切切实实的文化归宿和身份认同，支那也是和台湾有共同“故国之思”、最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章太炎后解释自己旅台时看台湾的心态，即曰“台湾隶日本已七年矣，犹以郑氏旧事，不敢外视之”。^[4]随着他对日人治台政策和逻辑的进一步了解，章太炎蓄憎恶与激愤于胸，坚决予以对抗。这也是他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署名从“清国章太炎”到“菿汉阁主”，最后稳定为“支那章炳麟”的主因。署“支那章炳麟”的《人定论》（1月24日）、《绝颂》（2月7日）等文，意味着在台湾的殖民地经验愈加刺激了章太炎自身民族及文化的情感认同，日本在台湾的每一项殖民政策，对“支那章炳麟”而言，都有作为被殖民者的切肤之痛，临别台湾时咏诗“听乐李陵悲朔气”^[5]，悲愤之情更溢于言表。

从《人定论》批判祥之说、根本否决超人间之神力的存在，《绝颂》宣告《诗经》的一大类别“颂诗”与现代文明彻底无缘，到《儒术真论》断然去“伪”存“真”，将“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作为“真儒术”的标准，^[6]章太炎此时的奋起抵抗，更像是一名手持柳叶刀的外科医生。他直接触碰到支撑明治日本“国体论”深层的“主奴逻辑”与“顺民文化”，用中国的“真”儒学思想与之对决。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对台湾现状的体验。台湾的殖民化，不仅是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强行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把尖刀，它也使中国的知识人章太炎将日本明治后的“国体”问题楔入到中国儒学自身的血肉中进行思考，痛恨并痛苦着，如同舔舐自身溃烂的伤口。然而，当他将跨文化的创伤经验嫁接到中国儒学自身的脉络中时，他要切割的儒学病灶，已经不仅是作为明治日本“国体”装饰品的那部分儒学话语了。他似乎终于获得长期以来与经今文学家康有为的艰苦思想鏖战中最为稳固坚定的理论构架，并自豪地冠名为“章氏学”。本节以下即是梳理“章氏学”的《儒术真论》成立之历史脉络与逻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