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合法性困境机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处于探索之中，权力架构的变革是核心问题。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变革的迟滞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根源。那么，这种变革的迟滞是怎么造成的？这要追溯到社会变革深处的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断被搁置、积累，逐渐形成了政治发展的强大瓶颈。

一是眼前的经济发展绩效与长远的制度结构再造的迟滞之间构成矛盾。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改善福利是增强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不过，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合法性主要基于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之上逐渐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如滚雪球一般形成对执政的强大压力。经济发展总有周期性，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经济危机会引发民众对合法性的质疑。这也使政府不得不从关系政权稳定的高度去认识和追求经济发展，结果又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亨廷顿提出，在民主体制下当统治者不能兑现其承诺而失去合法性时，可以通过选举而更换统治者，但并没有形成对基本制度的怀疑；威权体制将政绩作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结果陷入“政绩困局”，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其制度的合法性^[1]。将合法性基于政绩之上存在很大风险，一旦出现统治绩效下滑甚至出现危机，社会不满将不仅针对统治者而且针对其制度，这也形成制度变革的压力。从长远看，将政绩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适当分离、确立制度结构的合法性是更为根本和长远的战略，这样才能避免因一时的治理失败而导致合法性的危机。制度和文化的变革需要审视传统权力架构及其观念基础，在民本和民主的理念基础上构筑新的制度框架。合法性表现为民众的自觉认同，认同的背后则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回归人民的终极价值的实现。否则，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国家长治久安也难以保证。

二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之“虚”与其他合法性之“实”之间存在矛盾。物质的、现实的利益和权力格局是维系合法性的硬要素，而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信仰的认同则是合法性的软要素，“硬”与“软”相互依赖和渗透。思想启蒙和文化全球化培养了现代政治意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越来越取决于“软要素”，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信仰的重建成为合法性建构的关键难题。面对现实中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既得利益支持下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不仅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容，更是提升合法性的关键。只有放弃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陈腐思想，在推动文化变革与思想创新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确立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和信仰基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键是形成立足传统、顺应世界文明大势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建构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三是传统专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矛盾，如何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探索中国式民主道路是历史难题。民主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思想与制度体系，需要对新的文化和生活实践开放，探索中国式的民主道路需要践履民主的精神实质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民主法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其基础则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人。传统社会对人的认识基于社会本位之上，现代性建构则要求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中确立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四是国家权力的范围与能力之间的矛盾，如何避免权力的异化和国家能力的下降面临难题。基于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国家至上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边界不清、缺少约束的权力体系不仅消耗了社会财富，更形成了一切向权力靠拢、权力支配一切的规则，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创新。福山提出，要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前者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即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2]中国政府无疑是大政府，国家能力强大，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同时，国家权力过度泛滥也孕育着潜在的风险。

五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如何在重构国家整体制度中形成有效的合法性积累机制还需探索。一种观念认为，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恣意妄为、滥用权力。这是客观事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揭示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但是在大一统的体制下，顶层制度塑造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模式。合法性危机虽然在基层政府中表现出来，但是从根本上却是大系统的制度和机制所塑造的。要摆脱政治合法性困境，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正视民众的诉求和历史发展的大势，摆脱被动应付的“维稳”思路，不仅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中积累和巩固合法性，更要从制度层面推进改革以确立合法性的可靠基础。

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使得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与转型受到掣肘并形成结构性的张力，合法性危机便会加深。这些矛盾是形成当下权力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也是现代性建构中阻碍政治发展的难题，因而是重建权力合法性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现代性建构成功的基本标志是在克服合法性危机中重建现代政治的权力架构。从现实看，传统文化和现有体制具有强大的支持威权的惯性力量，也有维系现状的利益格局，执政者同时也具有适应环境挑战的变革能力，这些都支持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力量，变革的力量也在悄然积累中。克服危机的解决之路是将眼前绩效与长远制度变革结合起来，适时推进政治民主进程。

[1]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