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沟通与隔绝
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工具在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活中很多低效率的出现，而这些低效率在旧文化中倒是被视为高效率的，但在全新的生活模式中，它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以沟通这件事情来说，高科技通讯所体现出来的两面性异常明显：就物理信息的传达来说，高科技的通讯手段的效率要远远高于传统媒介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就心灵沟通的效率来说，情况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新媒介在提高信息传输效率的同时也在制造心灵沟通的障碍，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变得越加困难。
（一）新媒介与亲密关系的危机
唐代大诗人王勃在送别友人时感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一声感慨寄托了诗人因空间阻隔而无法与友人见面交流的遗憾与无奈。
在新媒介社会中，古人的这种烦恼似乎已然不是问题，我们现在似乎随时都可以远距离通话交流了，信息传输的高效似乎使得沟通变得畅通无阻。然而，当今高度发达的新媒体仅仅解决了“天涯若比邻”的问题，但“海内存知己”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通讯便利而得到解决；相反，空间距离的拉近似乎还会导致心灵距离的渐远。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对新媒介生活中出现的这种悖论现象做了反映：新媒体的作用仅仅是让传输信息变得高效，但是却没有让心灵的沟通变得高效，而信息传播的复杂化正在严重侵蚀包括亲密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基础——面对面交流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
首先，高效的通讯工具让人们的整个人际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嫌隙也越发严重。电影中的电视策划师费墨先生干脆给手机下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定义：“手雷”！一不小心它就能将自己的生活炸毁。费墨和严守一的稳定生活都是因为外遇被妻子通过手机这一中介发现并毁掉的。于是费墨感叹道：还是古代社会好啊，没有高科技的手机也没有那么多的诱惑，夫妻相别不管距离多远，时间多久都不会出现信任危机；而生活在手机通讯的高科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变得太近了，这种近距离通讯反倒成了有效交流的障碍。也许简单地将两人婚姻生活的破灭归结为手机显得过于牵强，严守一和费墨对妻子和恋人的不忠才是他们亲密关系毁灭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然而这样的观点看似高明，却没有切中要害。如果两人婚姻失败是由于外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引发外遇的根源是什么？手机和媒介生态环境在两人的外遇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手机、互联网和其他高科技媒介传播信息的强大功能究竟是不是导致外遇的重要因素呢？事实上，正是由于手机等发达的通讯工具的存在，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交际范围，让人们的交际圈子变得异常复杂，生活中面临的诱惑也就相应增多了。人们可以在无聊的时候到网络上去打发时间，认识一堆无论如何不会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网友，这些网友的关系极有可能被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人际关系，从而打破个人的现实人际交往结构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传统社会没有发达的高科技媒介和由此产生出来的广泛社会连接，自然也不会产生建立在信息传播基础之上的大型社会，不会面临极其复杂的人际交往环境。在规模较小的社会环境中，无论男女都不可能认识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干人，即便男人奔波于江湖之中，社会关系复杂，但女人的世界也几乎是与外界隔离开的。
其次，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渠道的改变会导致社会规模扩大，生活节奏加快，传统生活方式中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也因此发生变化。而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遂成为瓦解人们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另一重要原因。生活在新媒介社会中的人们，每天浸淫于手机、电视、网络等媒体编织的各种爱情神话和错乱故事之中，每天接收的文字、音乐和视频大都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情感故事，从男追女到女追男，从三角恋爱到同性恋，从多男抢一女的争风剧到多女争一男的吃醋片……可谓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所宣扬的都是及时行乐、多占多得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错误价值观念。媒介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就不得不在“变态”方面做文章，这里所谓“变态”也就是对于“常态”加以颠覆的意思。人生的“常态”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所梦寐以求要想过上的生活，但是“变态”的生活对他们仍然会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虽然不是人们所求，但人们很难不对它产生兴趣，因此也难免受到诱惑。柏拉图在其对话集中把人类灵魂之中的两个方面比喻为两匹秉性不同的马，由主体理性驾驭着。它们之中的一匹教育良好，追求高尚与美德；而另一匹则顽劣不堪，追求欲望和享乐。如果让这后一匹马的力量占据了上风，则人生就会堕落。总的来看，媒介节目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诱惑人们进行媒介内容的消费，对于媒介运营的实质来说，人们的各种荒谬而强烈的欲望才是真正水草丰美的牧场，欲望越多、越强就越是需要媒介提供的白日梦般的娱乐产品去加以填补和慰藉；而不断消费媒介的娱乐性产品则又会激起更多更强烈的欲望，这些欲望会驱使人们进一步到媒介市场上寻求刺激与满足，如此循环往复而不止。为了吸引人们消费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以便能够在这种消费活动中挣钱，媒介必定会不遗余力地诱发人们灵魂之中的那些顽劣不堪的部分。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常态”所对应的是灵魂之中的高尚与美德，而“变态”则对应着欲望与享乐。现代传媒获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秘密就在于向世人展示人生之中“变态”的方面，因为“常态”的方面需要诉诸人们的理性而不是欲望。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实行一项禁令，在媒介内容涉及权力、金钱、色情、暴力这四个方面的呈现时都严加限制，只允许进行符合社会“常态”和伦理的展示，而不允许予以超越“常态”伦理而进行“变态”呈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媒介市场将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传媒产业将会面临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命运。对于在现实中运营的媒介来说，会有哪一家影视制作公司愿意拍摄反映这样一个家庭的故事：它的成员彼此之间和谐相处，父慈、母爱、子孝；家庭成员文化素养都很高，平日里以诗书为伴，娱乐时以诗画怡情；相互之间忠诚友爱，也绝没有任何非分的欲望，大家每日里就只是在按部就班地过着湖水一般平静而又温馨高尚的生活。这样的家庭氛围固然是人们所盼望的那种理想的亲情关系，但绝对不是适合拿来在屏幕上展示的素材，对于影视市场而言，这种平静、温馨而又高尚的生活太过单调，绝不是有市场潜力的东西。相反，如果这个家庭的成员处于欲望的折磨之中，整天钩心斗角、争斗不休的话，就初步地具备了媒介市场的价值。如果家庭成员中出现了外遇或者什么别的离奇情感遭遇，造成了家庭其他成员的痛苦和纠结，那么有了这样一些“变态”因素，这个故事就是值得在屏幕上加以展示的了。如果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喜新厌旧，四处拈花惹草，或者女人水性杨花，随处卖弄风情，以至于家庭成员在三角恋爱或者多角恋爱之中饱受折磨而缠斗不休，那这样的故事对于媒介来说可就真的是如获至宝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大都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变态”情感故事。这些故事倒也并非一无是处，所呈现的内容也并非完全没有现实生活原型，但这样的“变态”原型在现实生活中毕竟是极其少数的，而媒体却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少量个案全都加以集中和放大，使得生活在媒体世界里的人们误以为社会现实就是屏幕上所展示的那种情况。如此一来，生活在媒介世界中的人们往往以“变态”为“常态”，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媒介产品所引发的现实社会效应倒也不仅限于娱乐一下而已，而是具有教学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它们会在现实生活之中得到受众的模仿。影视剧在展示三角恋爱的同时，也教会了人们怎样搞三角恋爱，怎样在生活中寻求刺激，没有灵魂的信息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只能是这样的一些“变态”的诱惑。浸淫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人们的大脑中早已准备好大量蠢蠢欲动的妄念，就像一堆浇了汽油的干柴，就等着遇到一点火星即可熊熊燃烧。而高科技的媒介本身就正好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各种各样的网络化交际渠道为人们搭建的不仅是一个公共生活的平台，而且也把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可见，正是这种复杂的交际圈子，加上新媒体时代人们漂浮不稳的生活状态、浮躁的心态、及时享乐的价值取向，都为家庭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埋下了祸根。越是生活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人们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越差，离婚率也越高。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各种媒体上得到相关的统计资料，2010年的一篇有关中国离婚率排行榜的调查报道称，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厦门[1]，全部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离婚率则相应要低得多。但从总体上讲，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离婚率也在逐年递增，根据2012年《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2012中国人婚恋幸福感”调查显示：中国离婚率连年走高，“关于中国人的婚姻，几个数字值得关注：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目前，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已超过1/3。……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就开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2]这些资料都倾向于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离婚率的上升是由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但这些数据所显示出来的离婚率上升趋势与我们媒介发展的趋势存在着同步性，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媒介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导致离婚率上升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调查结果来看，在信息高度发达、新媒体文化高度繁荣、经济发达而又疏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城市，人们的情感危机也越加严重。而伴随着手机、网络、数字电视等新媒介成长起来的一代，离婚率和情感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超他们的前辈。
也许有人会反驳：没有手机、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婚姻危机也照样发生，将其与科技生活联系起来似乎是牵强附会的。但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其实正好证明科技改变生活，因为我们发现，越是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婚姻的稳定性也就越高。科技发达的地方意味着经济更加发达，而经济发达意味着人们的婚姻稳定程度受“家庭经济共同体”因素的制约较小，家庭作为应对生存压力而组建的经济体的职能受到削弱，也就是说夫妻双方相互依存的旧式密切关系受到了削弱。同时科技发达地区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异常复杂，加上前面所述的那些由媒体制造的诱惑层出不穷，社会心态浮躁不安，在经济因素和媒介技术与产业的双重作用之下，社会的家庭和情感关系变得极其不稳定。相比之下，旧社会的婚姻常常被人们批驳为包办婚姻和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但这种婚姻和情感的结构却极其稳定；而现代婚姻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爱情随时就来了，随时就走了，闪婚闪离现象日趋严重，婚姻也就变得如同儿戏一般随意了，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受害者倒不是当事人双方，而是那些身处父母婚姻游戏之中的无辜孩子。
或许《手机》这部电影的媒介学意义就在于反映了这样的生活悖论：通讯效率越高，沟通效率越低，手机这种高效率的信息传输工具的出现最终成为心灵沟通失败的根源，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悖谬。我们不能断言《手机》反映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承认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通讯效率越高，沟通效率也越高的情况，但这部影片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启示：心灵沟通的效率与信息通讯的效率不是一回事，高科技的传播媒介并不能解决心灵沟通的问题。通信的传输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交流，而心灵的沟通则是精神领域的交流，信息传输的高效可以使心外的各种工作和事务的处理变得高效，但心灵的沟通却并不会受制于信息传输的效率。即便远隔千山万水，互相不通音讯，然而只要心灵上能够互相映照，那么心灵的距离也能像每天相伴左右一样近，而物理上的距离也因此而不再是障碍，这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所表述的完整境界。反之，倘若心灵不能相互映照沟通，那么即使每天近在咫尺，也只能是“相逢对面不相识”甚或“同床异梦”而已。
（二）新媒介中的孤独人群
事实上，技术垄断社会中的人群无疑都是极其孤独的人群，除了为技术逻辑而工作和繁忙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返回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观照自己的灵魂，这种反观内视的反省思维的缺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外在欲望的无限制的追求，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因为人们在繁忙的向外寻求满足过程中一旦停下来就不免要面对那孤苦无依、空空荡荡的内心和灵魂，这样的痛苦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不管做什么、不管忙什么，总要找点刺激以便将注意力由直面灵魂的痛苦中转移开来，以便能继续在技术垄断的世界中沉沦下去。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悖谬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因为害怕孤单而利用通讯工具频繁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的沟通，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信息沟通越多，人们就越是会陷入到更加深刻的孤独之中。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在大卫·理斯曼所做的研究中早有反映，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他探讨了历史文化变迁中“传统导向性格”“他人导向性格”与“内在导向性格”等社会性格所存在的深刻复杂性。这些概念主要用于“直接表示社会状况和社会性格，其有助于我们分析相关的历史发展因素。”[3]当然，我们在这里使用理斯曼的术语，包括“自主性”“自我意识”“顺承”和“离异”等等，更多的是想要考察媒介与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性格在新媒介时代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新的变化。由于理斯曼主要探讨的文化背景是历史上的美国社会，而且那是一个电视尚未普及的时代，因此我们不会囿于这个术语被提出来的那个时代的原始含义，事实上这些概念本身在理斯曼的著作中也是极其含混的。理斯曼特别指出社会性格分析的难处在于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具有单一明晰的性格类型，所有社会性格分析的术语都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它们也只能以模糊的形式出现，并且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内涵意义上的变化。
理斯曼的著作中有一点倒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媒介对于人的交往和社会性格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该书序言中他写道：“我们确信，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美国人的知觉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常常是误解）和如何成为一个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老人等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影响。”[4]传统社会中的人是在成员交际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价值观念的共享，因为人们自出生起就基本上处于一个开放的初级群体环境之中，没有太多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主张的条件。相反，“传统导向的社会利用口述家史、神话传说与歌谣等形式来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5]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必须参加到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之中才有可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而且传统社会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也不大可能支持人们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因此在古老的时代中，人们的社会性格基本上还是以外向型性格为主的。但是书籍的产生，尤其是印刷术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们可以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中，就仿佛过去人们沉浸于传说和神话之中一样。在阅读的情形下，他们暂时地与外界隔离开来，进入到书本的世界中去。而书本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榜样如果与他四周的环境不相同的话，那么他也很可能会倾向于按照书籍中的那些示范行动，这样自然也就形成了“内在导向”的性格。在托马斯和兹纳尼斯基合著的社会学经典《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变化，“作者描述了19世纪末波兰的乡村读物如何帮助波兰农民重建了态度和价值观。他指出，当时，识字的单个农民不仅在不影响性格塑造的基础上学会了技能，而且还脱离了社会的主要群体和传统导向。印刷读物带他们进入转折点，不但支持他们脱离社会主要群体，抨击主要群体价值观，还为他们提供联盟感，虽然仍有人对此感到苦恼疑虑。”[6]显然，读书会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中，这个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榜样的呈现上差异明显。因为读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安静的环境，因此读书的人会减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他的现实人际交往会趋向于减少。另一方面，书籍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与现实世界有差距，因此读书人有很多时候会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格不入，这会导致他趋向于形成内在导向型的社会性格，也即按照书本上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现实的主流价值和模式去生活。
看上去读书人的社会交往性格比他人导向性格的人要孤僻，但是读书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因为过去的书籍都很珍贵难得，因此一般所提供的内容也都是经过岁月凝练的与人类永恒价值和追求相关的那些内容，也即人们认可的那些价值和生活模式，这与当今社会中鱼龙混杂的出版状况极为不同。因此，读书人能够在书中学会待人接物方面的教诲，变得更加明理，也更具有包容意识和交际上的技巧。虽然他们因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读书或者因为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社会隔离，但由于他们能够按照书中“圣贤”的教谕行事，内心充满对于人生智慧和他人的爱，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是充实而自足的，在社会交际中的自律意识也较强。不过内在导向的读书人很多时候缺乏行动力，也比较固执己见，自我意识倾向于孤芳自赏，瞧不起这个也瞧不上那个，嘴上满口自谦，其实心里却是满满的自大。最糟糕，也是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知行脱节。轻者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常给人留下虚伪的印象；重者满口仁义礼智信，实际行动时却唯利是图，毫无廉耻。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读书人并没有把书中教谕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并没有将圣贤的教谕内化为自我的自主性意识，而判断是否达到确立自主性意识的标准则是“知行合一”。读书而不能至于“知行合一”就必然导致精神分裂，对圣贤教谕一知半解的结果就是招致精神上“义”“利”两者的严重冲突。取义而舍利是社会崇尚的价值观，但却不符合个人趋利的天性；取利而舍义是社会所诟病的行为，但却符合人性的软肋；内在导向型的人既然闻思圣贤“舍生取义”之说而又不能信受奉行，哪有不在精神人格上饱受分裂之苦的道理。在信息和教育发达的社会中，知识可以以符号信息的形式借助于各种媒介渠道四处招摇过市，可以通过各种表演做秀的技巧博得虚名和利益，但无论口头上讲得如何天花乱坠也不能认为他真正理解了圣贤之道，确立了自主性的意识，唯有行动上身体力行才是真正检验他是否读懂了圣贤之道的试金石。因为圣贤们所阐发的教谕，其目的都是教人如何对待生活这件事情的，如果不落到实践之中，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去的话，任何教谕或高深理论都仅仅是符号的游戏而已。
可以说，自主性意识的缺乏导致内在导向型的人存在诸多严重的缺陷。与他们的这些缺陷相对照，他人导向性格的人就显得越加可贵了。他人导向性格的人不爱好读书，而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他们爱好与人相处，喜欢社会交往。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喜欢助人为乐，喜欢看到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快乐，如果没有实现这样的效果，他们会自动调节自己的行动以便适应别人的好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奉献精神的顺承性格，但是这种以他人好恶为行动指南的人并没有读过什么圣贤之道，他们的顺服行为仅仅是出于希望与他人共度人生之中的美好时光而采取的灵活变通，这些顺服行为能够使他们拥有更加融洽的人际关系。不过千万不能以为他们的顺服行为没有底线，事实上，他人导向性格的人也可能具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基本上都来自于类似形成传统导向性格的那种情况，也即在初级群体中由长辈示范和传授较为稳定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虽然不像从书籍中得到的那么精致，但他们却往往会比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更加坚守道德人伦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他人导向性格者是具有自己的自主性意识的人，相反如果在顺承的行为中全然处于迷茫状态之中，没有行为准则底线意识者则属于没有自主意识。他人导向性格者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交际目的可能也有利益上的考量，但这种利益更多的情况下并不完全是物质上的或者权力、名誉上的，因此理斯曼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人不像内在导向性格的人那样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野心，“就个性而言，他人导向者简直就不会争权夺利，甚至更愿意逃避权力之争。……既然他人导向者不追求权力，那么他追求什么呢？至少他追求顺承。换言之，他追求他自己设定的个性，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的相适应。”[7]这也就是说，对于他人导向性格者来说，与文化环境和周围人群的协调关系以及在这种协调关系中获取自己性格中所喜好的东西就是利益所在，而那些与协调关系没有太大关系的金钱、权力、名誉等等都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理斯曼认为，美国社会的他人导向性格几乎是在20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性格，与之前的内在导向性格时期的美国社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其中大众出版物和收音机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人们的这种性格倾向中发挥了作用。他人导向性格的问题在于人们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却不一定具有自主意识（自主性）。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却蕴含着极大的理论分析上的重要区分：自我意识基本上是一种基于本能或者感性经验的自我认知，多少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层次的东西；而“自主意识”意味着一种较为成熟的理性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可以比较自如地处理他与周围人或主流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但矛盾发生时，他可以超越自己和他人的冲突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伽利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思想与主流社会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他并不会采取公然违抗的方式，也不会采取完全顺承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冲突，而是采取不断调整的方式去弥合这种矛盾，这使得他一方面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观念，同时又不至于因为采取公然对抗的态度而招来迫害或其他损害自身事业的麻烦。表面上看，他与主流社会之间相处融洽，可能还会忙于应酬各种人际关系，但这些应酬只不过是假象，实际上他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身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之中。然而伽利略不会因此而处于孤独之中，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事业的信仰，这种信仰虽然完全不同于主流的信仰，但是却能起到与他的信仰截然对立的那种信仰同样的效果，那就是在精神上自足而充实。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的应酬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顺承，不会引发前面提到的精神分裂问题，也不会因此导致知行脱节的虚伪。很明显，在形成成熟的“自主意识”方面，内在导向型性格要比外在导向型性格更加顺理成章。尽管理斯曼对于从他人导向性格中发展出自主意识充满了信心，但这种情况却更多地见于妻子或者是母亲的角色之中，这种顺承他人态度的行为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与不具有自主性的顺承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他人导向型性格看，很容易迷失在日常的顺承行为之中，如果不能在顺承行为中形成自主意识的话，就会过渡为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以别人的态度为态度，而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底线。这样的人像是随风飘散的树叶，他的方向完全取决于风的方向。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所需要的“大众”就是这样的群体，这一群体非常适合媒体的暗示与操控。当人们每天沉溺于电视机或电脑屏幕面前时，他们不仅接受了电视或者新媒介机构为他们准备的那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且他们封闭在媒介的世界中而变得与外界相互脱离。事实上，电视与新媒介所引发的他人导向性格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人们变得没有主见，在各种社会问题和知识方面都更加容易以媒介的态度和意见为圭臬，在这方面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已经有很彻底的研究。虽然以霍尔为代表的反对者声称观众具有多样化的意义解读能力，但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多样化解读媒介信息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接受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在电视或者新媒介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全部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在媒介世界中超越于媒介所提供的价值观念而进行解码工作如何可能？进行这种对抗性解码的意义依据或源泉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在一种媒介成为主导型媒介时，人们从事对抗性解码活动的依据或者来源也依然是这一媒介本身，只不过是用具有左派倾向的媒介价值观念反对右派倾向的媒介节目价值观念而已，或者说用戏说型历史剧的价值观念反对正说型历史剧的价值观念。总之，既然人们并不能从其他多元化媒介渠道获取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泉，就只能在主导型媒介的世界中进行左右手互搏的游戏。这种游戏不是对于媒介信息的超越性对抗解码，而是对于这种超越性解码的幻想。它之所以会得到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是因为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无法进行现实超越的媒介环境中，我们必须参与到现实社会结构的利益争夺之中，尽管我们不能超越媒介环境的限制，但我们也不想成为完全顺从的人。人们希望通过对抗性解码活动表达自己的现实政治诉求，争取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并在这一对抗性解码活动中保存我们渴望超越现实的冲动，但在主流媒介环境的限制之下，我们的对抗性解码活动也很可能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顺承行为。在另一方面，新媒介将人们牢牢地绑定在屏幕面前，在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介平台中，人们可以完成各种模拟性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只要有一个网络、一部手机，就不再需要与外界的人进行互动，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几乎都可以在网络交流平台中得到。人们在网络上交谈、游戏、旅游、学习、工作、购物、看病……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人际交流与互动自然也就减少了，作为技术的结果，我们看到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世界中，自娱自乐地成为新媒介的忠实“打工仔”，甚至完全封闭隔绝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可以说，人们越是在互联网中积极踊跃，乐于结交朋友，就越是在现实生活中趋向于封闭。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中他们基本上是他人导向性格的人，但到了现实环境中却具有强烈的内在导向性格。不过这样说也还没有涉及问题的关键，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在社会交往方面表现出内在导向性之外，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却并不具有内在导向特征。因此，从总体上看，新媒介世界中的人是以外在导向性格为主导社会性格的人群，如果要更加准确地加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将新媒介人群的社会性格称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而又缺乏自主性的他人导向型性格。这一略显复杂的术语强调了新媒介人群在社会性格方面的三个特点：第一，新媒介人群在总体倾向上是他人导向性格的。第二，他们属于缺乏自主性意识的他人导向性格，并且他们越是沉溺于新媒介环境之中就越是缺乏成熟的自主性意识。第三，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且与第二条的情况一样，他们沉溺于新媒介世界的程度越深，就具有愈加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膨胀与“自主意识”的匮乏两者相互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则是新媒介人群的无效交流互动极度活跃，但有效交流互动则越来越困难，这导致新媒介世界中人们的交流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种深刻的悖谬：在社会行为上身处交流的繁忙与热闹之中，但在社会心理方面却陷入了深度的无聊与孤独的境地。
网络中的世界是炒作不休、谎言满天飞的状态，在里面待的时间久了自然也就不再有归属感，而是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网络中盛行的谎言与欺骗使得年轻人对于社会信任的认可度降低，这种网络世界中的社会信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危机，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社会信任系统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在一个极度缺乏社会信任感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心连心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交往关系才是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因此，对于生活在高科技时代的人来说，“朋友”并不是指那种“志同道合”的友谊关系，更不是古代社会中生死相托的江湖义气关系，从其最好的含义上看，也仅仅是指熟人的关系、相互认识的关系而已。事实上，新媒介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几乎完全是没有社会信任基础的关系，没有人会真正地相信网络上的信息，也不会有人相信网络上的朋友，可以说新媒介世界中最好的人际交流关系也只能是“手拉手”一起做事情的关系，绝不可能会有“心连心”的那种人际关系。这也就是说，从心灵的相互交流关系看，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心灵都是处于隔绝状态的。人与人之间心连心的那种交往关系只能是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产生，它普遍存在的领域是“初级群体”，比如家庭、学校、宗教组织等地方。
[1] 《中国离婚率前10位城市排行榜》，载扬子晚报网（http：//www.yangtse.com/system/2012/09/26/014700857.shtml），2009年9月26日。
[2] 《中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 传统观念遭婚姻动荡冲击》（http：//hb.people.com.cn/n/2013/0217/c194063-18168211.html），2013年2月17日。
[3] 〔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4] 〔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5] 同上书，第85页。
[6] 同上书，第88页。
[7] 〔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