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今天的“嘉绒”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概念到族群概念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嘉绒”自古以来就并存着“实体”和“观念”两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面相。作为族群的“嘉绒”既是以墨尔多神山为核心的“嘉绒地方”为基础，同时也是对后者的充实和扩展。地域空间与族群空间的重合塑造了今天藏彝走廊中独具特色的“嘉绒”文化空间，从而构成了共同体认同的基础。^[1]

回顾嘉绒认同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一条特殊的曲线轨迹：嘉绒在历史上首先从多族源混合人群发展为具有相对稳定空间范围的地域共同体；自元至清，中央王朝统治下“嘉绒十八土”政治概念的叠加进一步强化了嘉绒地域人群共同体的认同和凝聚；在近代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缔造过程，嘉绒被学术界和官方视为一个“准民族”，从而推动了其独立民族认同的大幅提升；但嘉绒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程中被确认为“藏族”，与走廊中的“白马藏人”“贵琼藏人”等一样，成为藏族的亚族群支系之一。在此背景下，嘉绒首先作为“康”所指涉的边陲被整合进藏文化，再作为整个西南文化边陲的一部分被整合进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转变是以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秩序的建立和实施为基础的，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对西藏自治区与隶属周边省区如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所进行的行政区划，对“藏族”与某些“藏彝走廊族群”，或者说“藏文化主体”与“藏文化边陲”的区分进行了制度化规定和强化。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开始对新中国成后二十多年来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费孝通先生在谈及民族识别问题时就曾多次举嘉绒族群和语言作为例子，指出必须将藏彝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的分析研究与此区域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这一反思旨在强调研究者必须注意藏彝走廊作为文化和族群孔道，在历史上存在多元交通、融合的极为复杂的族群状况。^[2]因此，在尊重历史事实，按照新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认定将嘉绒族属确认为藏族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嘉绒族群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将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这个走廊古老人群及其文化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1] 此处论述借鉴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4页。

[2]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178页、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