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文化背景
苏联时代，学者们受意识形态的制约，致力于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妖魔化（其实，并非一切统治阶级都坏透了，客观地透视历史，统治阶级也有好有坏，如中国的唐太宗、清康熙即是广受好评的明君，而秦始皇、隋炀帝等则是家喻户晓的暴君），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更因为尼古拉一世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而被彻底否定，如：“击败十二月党人以后，被奉为‘祖国的安抚者’的尼古拉一世，在背弃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者、对起义者抱着轻蔑与憎恨态度的贵族反动派支持下，走上了残酷压制俄罗斯一切自由思想的道路，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巩固帝国的‘基础’。而被当作它的‘基础’的，便是专制政治、正教、应当保持‘欧洲的绥靖者’亚历山大一世遗下的俄罗斯国际威信的军事力量和尼古拉一世认为不应废除的农奴制度——因为废除它是一件‘致命的’事情，是‘对社会安宁与国家福利的罪恶的侵犯’。兵营、官厅、宪警及鞭棍巩固了国家的‘安泰’。尼古拉的士兵维持着俄罗斯的外部安宁，‘穿浅蓝制服的人’维持着它的内部安宁，岗警则保证一般居民的安宁与睡梦。在政权的顶端上，站着‘警察的警察’（照赫尔岑的说法）——全俄罗斯的皇帝本人。”[1]更有人宣称：“尼古拉一世统治的特点，是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猖獗一时。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2]高尔基则用“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把整个19世纪俄国社会的特点概括得更言简意赅也更为醒目：“在欧洲文学史上，年轻的俄国文学是一种惊人的现象。我并非夸大事实：没有一种西方文学像俄国文学这样有力而迅速地诞生，放射出这样强烈而耀眼的天才的光芒。在欧洲，任何人都没有写过如此伟大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作品，任何人都未曾在如此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美。试比较一下西方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就可以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殉道的作家。”[3]
因此，迄今为止，中俄绝大多数人们仍旧普遍认为19世纪尤其是其中后期的俄国是极端专制而黑暗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学者已经能更理性、更客观也更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时期。俄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1942—）指出，学者们“总是用一种悲观的调子来看待过去：民不聊生；上流社会狂热地追求一己私利，却忘记社会、国家和民族利益；专制政府只关心贵族利益和自我保全；帝国时期的所有改革几乎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是以巩固腐朽的专制制度为唯一目的；贵族剥削农民，城市剥削农村，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俄罗斯帝国剥削其境内的所有民族，而专制政府却支持剥削者；农奴制只有残酷和痛苦；官僚的外行和营私舞弊；权力服务于统治阶级，法庭可以贿买；社会舆论受制于专制政府，等等”[4]，以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整个帝俄时期，俄国社会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黑暗，是一个独裁、保守、停滞的国家。米罗诺夫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翔实的材料证明，实际上俄国在这两百多年里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逐渐走向并慢慢形成尊重个体和人权的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从总体上讲，帝俄时期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首先，人民获得了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个人不再依附于家庭、公社和其他集体组织，人民成了独立的人，获得了自决权，脱离了集体和家族的束缚；其次，小家庭不再受集体的监督，摆脱了家族和邻里关系的束缚；第三，村社和城市公社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断融入大社会和国家管理机制；第四，先是各集体组织转化成等级，后来等级又转化成职业团体和阶级，最后形成了公民社会，社会不再受国家和政权机关的压制，成为实现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主体；第五，随着公民公法的不断发展，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监控，俄国逐渐变成了法制国家。总之，帝俄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形成了个性意识、小型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雏形。在现代化过程中，市民和农民在法律、社会及政治关系上从最高政权的臣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5]
甚至最被人们否定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作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向社会灌输这样的观念，即尼古拉一世是一个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大兵，他统治的时期尽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却是一个停滞反动的时期。这种观念影响之深，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著述中的主流观点，而且还得到了读者的认同。”然而，公正地说，“不管怎样，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应该说是改革的准备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准备了改革的方案，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酝酿了改革的主要思想，并培养了一批能够实现改革的人才”。[6]其实，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Ключевский，1841—1911）早就指出：“通常把尼古拉的统治认为是反动的，它不但反对12月14日人士所宣布的企望，而且反对过去的整个执政方针。可是，这种议论未必十分公正。”比如说，尼古拉一世在1847年颁布法律，允许那些因还债卖掉的领地上的农民带着土地赎身，1848年又颁布法律，赋予农民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利，“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此以前，贵族阶层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农奴同土地、工具等一样，是占有者普通的私有财产。所以，把农奴当作物品进行日常交易时往往忘掉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农民不可能成为这种私有财产……这些法律把占有农奴的权利从民法范畴划归国家法范畴，所有法律宣布一个观念，即农奴本人不是私人的普通财产，首先他是国家的臣民。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本身就能证明尼古拉为解决农民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是有效的。”[7]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1942—）也认为：“在尼古拉统治末期，俄国形成了一个高级法律官员的预备队伍，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有资格指导并执行法庭的决定。至此，一个‘规范’国家的框架第一次成型，这也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暂且不论尼古拉在个人集权问题上的倒退，就其自身而言，他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政治家。”[8]
当然，尼古拉一世时期由于十二月党人起义与法国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的震撼，采取了相当专制、高压的政策，这也确实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唯美主义诗人波隆斯基在写给费特的信中就曾非常痛苦地谈道：“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写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书刊检查机关彻底破坏了写作，我那毫无恶意的小说《春天的雕像》和《格鲁尼娅》，以及其他的作品都被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发表，诗也被删减了，本应该为每一个词和他们去抗争的。但我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斗争中‘收复失地’——因为作家是被列入监视范围之内的，人们建议谢尔宾纳在谈论中不要用到黑格尔和谢林的名字，否则人们将会对你表示不赞同，你什么也得不到。波戈金、霍米亚科夫、克拉耶夫斯基、萨马林，他们也都被怀疑过——语言上的怀疑，我在50年代就是过着这么可怕的、沉重的生活！”[9]因此，美国的俄裔历史学家马克·拉伊夫公正地指出：“年轻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政府镇压十二月革命后，重新有力地控制国家。全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严密监视。政府的政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包括严厉禁止任何异议或不满的批评。积极的一面包括政府机关在奠定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基础方面所做的努力。尼古拉统治的反动特征是众所周知的。”[10]
19世纪后期，俄国沙皇政府一方面继续采取专制、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在西欧的影响和国内的巨大压力下，随着知识分子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地位也日渐上升，再加上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锐意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努力[11]，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大改革，如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大改革’朝着改变俄国的方向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俄国依然是沙皇专政，但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改革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阶层的演变，贵族的衰落，中产阶级的上升，特别是专业团体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公共领域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大步。”[12]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得以大大向前发展。“自19世纪60年代俄国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来，经济增长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势，开始了俄国近代的工业化历程。”“从19世纪60年代起，直至1913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保持了2.5％的速度，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3]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导致俄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改变：“根据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尔钦科等人的意见，农民经济转化为独立的自由经济、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劳动力变成商品、工业主要部门组成资本主义大生产——这一切现象大致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在19世纪60—70年代，农民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又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14]而这种经济走向的改变，又导致人们观念的普遍改变——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风行一时，成为时代主流。而唯美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正是对这种时代主潮的一种反动。
在思想观念方面，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思潮的发展轨迹就是：从爱智协会对哲学的抽象探讨和对美学特征的强调开始，经过斯拉夫派——在较次的程度上还有西方派——的制度建设，达到对于当前的紧迫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激进的西方派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那里最为典型，虽然两者关注的意义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激进主义在有教养的俄国人中影响日增……另外，通过如赫尔岑和他的终生战友尼古拉·奥加辽夫这样的个人的努力，也通过新的皈依者组织即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活动，社会主义进入了俄国的历史舞台。……最后，概括说来，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著名的4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展和俄罗斯历史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17年，甚至更远”。而“从农奴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革。上文已经提到，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屠格涅夫的子孙们，首先在‘虚无主义’的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家园，这种虚无主义以对激进的变化的模糊之向往的名义来反对既存的政治和社会权威。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年轻的天才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840—1868）说：‘什么可以被打破，就应该被打破。’新的激进主义精神同时反映了时代的普遍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特征和特殊的俄国情况，例如，知识分子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生活的反抗、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中产阶级的软弱、其他温和与妥协的因素，以及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趋势”。[15]
在文学方面，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把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武器和维护艺术本体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大思潮的争鸣乃至斗争，前者的流派主要有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后者的流派则主要是唯美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在思想和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和三大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少年时代即受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和朋友奥加辽夫（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Огарев，1813—1877）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与共和政体思想。1835年，他因“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而被流放6年。“赫尔岑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把知识界的唯美和哲学探索政治化了。他把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主张以及他们对社会准则的抵制情绪，转化成有力的反政府政治思想。他的反抗对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实际影响很小。赫尔岑只是在流放时期才发挥真正影响。”[16]1842年，他回到莫斯科，继续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鼓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很快和当时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界领袖。1847年初，赫尔岑作为政治流亡者携全家去往欧洲，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这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与好友奥加辽夫创办《北极星》《警钟》期刊，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宣传解放农民的民主思想。“从1857年到1862年，赫尔岑持续地对俄国的公众舆论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虽然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未必都同意他的看法，但没有什么人敢于轻视他。”[17]在文学方面，赫尔岑已经宣称：“揭开社会的病理，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性质。”“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18]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把文学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如出一辙。
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曾主办《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主要作品为论文《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6，这实际上是一部包括11篇论文的专著，是俄国最早的普希金研究之一）、《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提出了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看法，维护并指导了俄国自然派的文学创作，阐述了俄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特别强调和宣扬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19]“文学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应该是社会赋予它以生活，而不是它赋予社会以生活。”[20]这样，他坚决反对“纯艺术”论：“艺术如果没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合理内容，作为当代意识的表现来看，它就只能使一些根据古老传统酷爱艺术性的人们感到满足而已。我们的时代特别对于这种艺术倾向是表示敌对的。我们的时代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21]进而宣称：“那种以为艺术是一种生活在自己小天地里、同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的纯粹的、与世绝缘的东西的想法，是一种抽象的、虚幻的想法。这样的艺术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22]但别林斯基也还颇为重视文学的艺术性：“毫无疑问，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才可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与倾向的表现。一首诗，无论它包含了怎么美好的思想，不论这首诗对当代问题做出多么强烈的反应，如果其中并没有诗意，那么其中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思想，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在其中可以见到的，那不过是执行得糟透的美好的意图而已。”[23]俄国学者布尔索夫后来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一贯强调俄国文学只有作为独具民族风格的文学才能发展；第二，不断号召文学要接近现实，忠实地描写现实；第三，和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人民的解放运动的联系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第四，文学面向人民群众，面向“群氓”，是文学顺利成长的保证。[24]
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别林斯基，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俄国知识界具有十分重要和全面的影响。……别林斯基对俄罗斯作家的评论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的文字洋溢着激情，也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他决心将文学作品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中来评论，并有意通过其评论引导和教育作者和读者。……其最大的影响是，将政治和社会标准作为评估艺术作品的尺度。……在别林斯基的强有力的榜样的带动下，在禁止直接发表政治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俄国，这些意识形态反而常常出现在文学批评中。”“正因为有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在俄国才获得了摧枯拉朽般的社会、政治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25]俄国的日丹诺夫更具体地指出：“从别林斯基开始，俄国革命民主派知识界的一切优秀代表都不曾承认所谓‘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主张为人民而艺术，主张艺术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26]
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主要论文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等。“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他致力于经济学和美学，进一步发展了别林斯基关于生活重于艺术的观点。”[27]他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认为生活不仅是死的自然界，而且也是人的生活；不仅是过去的生活，而且也是未来的生活；不仅是现实的生活，而且也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即理想的生活。他宣称艺术的对象是美适应生活，因此他给艺术规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使命是“解释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也就是说要表明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加强它还是削弱它。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只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把文学变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28]由此，他也激烈地批评“纯艺术派”：“那种崇拜纯艺术理论的人，向我们强调说艺术应当和日常生活互不相谋，他们不是自欺，就是做作，‘艺术应当离生活而独立’这种话，一向就只是用来掩饰反对这些人所不喜欢的文学倾向的，它的目的，就是使文学给另一种在趣味上和这些人们更为适合的倾向所驱策。”[29]由此，他强调文学作品对公众在生活方面的指导作用，因为没有实际的用处而否定纯艺术派诗歌：“费特先生的那些旋律，歌颂的是有颤抖的月光而又充满星星的静静的夜晚，歌颂或者充满羞耻和热情的早晨，‘好像新婚的梦似的’，或者‘夜空中的暴风雨，怒海的喧闹；海上的风暴和沉思，许多令人痛苦的沉思；海上的风暴和沉思，纷至沓来的沉思的合唱；连绵不断的乌云，怒海的喧闹’——当然，这些旋律在俄国公众所关心的范围里并无任何指导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马伊柯夫（即迈科夫——引者）先生的亚历山大体诗歌，说的是什么——在过去的日子里，在神圣欢乐的日子里，/从神山仙境流出了奶汁和蜜糖/流向神圣的天鹅绒般的奥尼河谷。或者说的是一缕缕透明的影子怎样落在满堆着麦垛的黄澄澄的田地上，/青青的森林上，湿润的草堆上，或者是六音步诗，说什么，他（马伊柯夫君）怎样在喧闹的海滨给自己削芦苇笔，或者说什么，他在树枝杈枒的山毛榉的阴影下布置花园，在寒冷的黑暗中为普里沃姆树立了雕像——当然，这些亚历山大体诗和六音步诗对俄国生活并无实践的意义……波隆斯基君的关于印度托钵僧或者关于占领曼姆菲斯的叙事诗是无法把我们在所谓进步的道路上推动一步的。”[30]因此，有学者指出：“他继承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战斗传统，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给以无情的驳斥，有力地捍卫了文学自觉地为社会进步服务的崇高目的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31]
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代表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1860）、《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他“往往以文学作品为依据，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强调文学“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认为“不是随着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32]，注重描写的真实性：“我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生活的真实”，因而，“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他的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描写的真实性”，[33]“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34]由于他认为“只有当人民群众走上与压迫者积极斗争的道路时，现实主义艺术才能顺利地发展；它是这一斗争的结果，人民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在这一斗争中显示出来”[35]，而且，“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像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民中间的形成和传布。”[36]所以，便号召作家们致力于塑造反对农奴制的新英雄人物。
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较之前两位理论家更加激进，把文学完全当成社会斗争的工具，衡量作品几乎只关注社会政治内容，而对艺术性关注较少，甚至强作解人，把一切都政治化，因此引起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不满，与之绝交。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的斗争，一直是杜勃罗留波夫文艺批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37]他会在文章中随时向“纯艺术派”挑战，如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一文中，他在谈到冈察洛夫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家时，突然笔锋一转，写道：“在这里，我们是和那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的意见不同的，这批人认为，能够非常美好地描写树上的叶子，是和例如能够卓越地描写人物的性格，同样重要。从主观上想，这也许是正确的：两个艺术家彼此的才能可能是一样的，只有他们的活动范围各不相同。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同意，一个把他的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的诗人，可以和那个善于把同样的才力发挥在——例如说——再现社会生活现象的人，有同等的意义。”[38]
正因为如此，日丹诺夫总结道：“我们俄国的全部革命民主评论，都充满着对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渗透着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的教育、为人民的文化、为人民从沙皇制度枷锁下得到解放而斗争的崇高倾向。为人民的美好理想而斗争的战斗艺术——这就是俄国文学的伟大代表们所设想的文学和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教导我们说：艺术的任务，除了认识生活以外，还在于教导人们正确地评价这些或那些社会现象。”[39]季莫菲耶夫等更具体地指出：“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用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农民的利益进行斗争。他们否定1861年的改革，揭发这次改革的掠夺性质；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才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力主推广革命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艺术极其重视，他们反复阐明，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应该教育革命战士。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生活，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而作家则应该是公民，应该是争取人民解放的战士。杜勃罗留波夫坚决要求艺术作品必须真实地描写生活，必须对当时的既存社会制度提出批判。”[40]
一般认为，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的文学创作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1878），既是出色的编辑，主编了《祖国纪事》杂志，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又是出色的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叙事诗乃至长诗，重要作品有：叙事诗《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诚挚、谦虚、美丽的农村妇女达丽娅形象；《俄罗斯女人》（1872），描写了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动人形象；代表作是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写七个刚从农奴制下获得好日子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富商、沙皇等，相持不下，便决定一起漫游整个俄罗斯，亲眼看看到底谁能过好日子，是幸福的人。长诗借这一情节，广泛地描写了改革前后俄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艰难生活，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表现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指出农民要生活得快乐而自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主要作品有特写集《外省散记》（1856）、长篇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戈洛夫廖夫一家》（1880）等。代表作是《戈洛夫廖夫一家》，通过一个贵族地主家庭成员堕落和衰亡的历史，揭示了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民粹主义，指的是1861年至189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时期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活动。民粹主义代表农民利益，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民粹主义是农民村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变种，其创始人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家是巴枯宁、拉甫罗夫等。[41]
70年代初，民粹主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领袖人物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拉甫罗夫（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他在其著作《历史信札》（1870）中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在《前进，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的实现。”[42]也就是说，他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希望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一运动的另一领袖人物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更是热情洋溢地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43]
这样，1873—1874年，俄国知识青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在那里身穿农民的服装，使用农民的语言，过着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号召农民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失败后，1876年他们成立了“土地与自由社”，提出要把全部土地平均分给农民、村社完全实行自治的主张。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又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前者后来变成一个恐怖暗杀组织，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锐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使得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专制高压统治，禁锢社会思想，迫害进步力量。
随着“到民间去”运动的兴起，俄国文坛出现了民粹派知识分子作家群，宣传民粹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民粹派作家主要有：格·乌斯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1902）、纳乌莫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аумов，1838—1901）、扎索津斯基（Паве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Засодимский，1843—1912）、尼·费·巴任（Николай Федотович Бажин，1843—1908）、兹拉托夫拉茨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1845—1911）、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Елпидифорович Каронин-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1853—1892）、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1851—1895）、奥西波维奇-诺沃德沃尔斯基（Андрей Осипович Осипович-Новодворский，1853—1882）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特写、中短篇小说。他们特别关心农村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并把村社理想化，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能够使俄国避开资本主义；侧重写农民的生活、农村的分化、淘金者和纺织工人的生活以及民粹派革命家的活动。其代表作家是格·乌斯宾斯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失街风习》（1866），反映了工匠、小市民、小官吏等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生活；《破产》（1869），描写一个工人的悲惨命运；《土地的威力》（1882），描写一个农民的破产史。尽管民粹派作家有限地发展了特写和短篇小说的体裁，在某种程度上把艺术地展示现实生活与政论性相结合，把数据和事实引进文艺作品，以便确切地反映现实生活，对开拓文学体裁做出了某些贡献，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艺术成就不是太高，完全把文学当成了说教、宣传的工具。
以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流，影响极大，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现实主义批评家对费特破口大骂和极尽讥讽，促使他作为一名作家不得不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沉默。”[44]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高压和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的盛行，以及别、车、杜等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过分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而使之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民粹派作家过分注重写实，甚至完全把文学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唯美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反拨甚至矫枉过正的力量和思潮、流派出现在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文坛。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与果戈理传统相对立（即与别林斯基美学思想相对立）的文学具有自己的创作传统和创作纲领，他们所遵循的传统主要是19世纪20—30年代的伦理哲学浪漫主义的传统，“19世纪40年代，一大批抒情诗人继续推崇这种传统，在这些诗人当中，有不少是老一辈文学界代表，其中包括：Н.М.亚济科夫、С.П.舍维廖夫、А.С.霍米亚科夫、Ф.И.丘特切夫；还有比较年轻和刚刚起步的诗人：А.А.费特、А.Н.迈科夫、Н.Ф.谢尔比纳、Я.П.波隆斯基、Л.А.梅伊。这些诗人都是以描写为主，或只是描写风景、表达忧伤的爱情、抒发富有哲理的情怀为主，他们几乎既不涉及史诗，也不创作话剧，更不去创作专门描写日常生活的散文，他们想方设法也要避开社会生活问题，而去深刻挖掘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时把这些感受放在生与死这个‘永恒的’背景中去探讨，或者以浪漫主义情怀去理解大自然”。因此，在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三人联盟”出现后，“文艺批评家С.С.杜德什金、诗人Я.П.波隆斯基、А.Н.迈科夫、А.А.费特、И.С.尼基金、И.З.苏里科夫等，分别发表了与‘三人联盟’基本相似的思想”。[45]于是，“纯艺术”在俄国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形成一股抗拒把文学工具化的力量和流派。
[1] ［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中卷，蒋路、孙玮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第553—554页。
[2] ［俄］卡普斯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北京大学俄语系文学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8页。
[3] ［俄］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满涛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或见［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54页。
[4]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5]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9—310页。
[6]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228页。
[7]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五卷，刘祖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0页，244—245页。
[8]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2卷，李国庆等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9] Я.П.Полонский.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Том 1，М.，1986，с.10.
[10] ［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蒋学祯、王端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11] 美国学者莫斯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和时代要求的结合，促使他充满活力地在其任期的头十年中完成了改革的绝大多数工作。”详见［美］莫斯：《俄国史》，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12]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7—348页。
[13]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121页。
[14] 转引自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15]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6、427页。
[16] ［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蒋学祯、王端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17] ［美］莫斯：《俄国史》，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8] 《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57、58页。
[19] 《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7页。
[20] 同上书，第421页。
[21]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84页。
[22] 《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88页。
[23] 同上书，第586页。
[24] ［俄］布尔索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刘宁、刘保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77—378页。
[25]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5、325页。
[26] ［俄］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0页。
[27]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
[28]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149页。
[29]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406页。
[30]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二），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3—204页。
[31] 马莹伯：《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32]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62、187、130页。
[33]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81、273页。
[34]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58页。
[35] ［俄］布尔索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刘宁、刘保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35页。
[36]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3页。
[37] 辛未艾：《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生活与创作道路》，见上书译序，第26页。
[38] 同上书，第189页。
[39] ［俄］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1页。
[40] ［俄］季莫菲耶夫主编《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殷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51页。
[41]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可参见夏银平：《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42] 《俄国民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290页。
[43] 同上书，第52页。
[44]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9页。
[45] ［俄］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60—361、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