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洪禹平
十几年前,我在桂林给漓江出版社看稿,与文辉兄对门而居,为其诗剧集《爱之弦》当责编。闲时常听他谈及清末民初以还影响较大的新旧文人、诗人、书画家、戏剧家掌故,他都如数家珍。那时他虽年仅五十,却有幸聆教于许多学术界的老前辈。这虽然与他多年来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有关,但内因还在于他见多识广,古道热肠,助人为乐,不慕权势,安贫乐道,因而能广读天下之书,广交天下之士。尽管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便多灾多难,但仍然乐观进取;等儿女们长大后,他更是四海为家,吟啸山林,行歌闹市,真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学识、才华、交游、见闻与这样的人品、性格、遭遇相结合,使文辉真像个得道之人。其外表与内心也挺相称:五短身材、秃顶、圆脸、美髯垂胸、目光似电、神采奕奕,无怪冯其庸先生早就有诗赠之曰:“飘然来去一真仙,何处春江抱月眠?”诚非虚誉。
最近得读文辉所著《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我才特地给他画出这幅肖像。在本世纪垂名青史的文化人中,李叔同——弘一大师无疑是最奇特的一位,因而要研究他、理解他、为他立传,也是最难的——恐怕只有文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
首先是史料的收集、考订之难。李氏在生前死后名气虽然够大,但他在1918年三十八岁出家之前,主要是个在绘画、戏剧、音乐等方面融会中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活动地点是在日本及上海、杭州,知情者不多,报导、评论者尤少。出家后,他不愿谈及前尘,除了少数几位亲密的友生和佛教界人士有所了解或有所记叙外,一般人更无从得知。我昔日读过的几本有关弘一的传记作品,史料多欠翔实,有的甚至任意想象、虚构,还有大量对话、心理描写,迹近小说(实际上又不能与真正的小说相提并论)。而柯著从传主家世到每个生活时期的基本情况、关键环节都无大的缺失,碰上不同记载和说法,即加考辨或俱录存照,这是很严谨的史家笔法。书中对弘一驻锡过的几十处佛地,交往过的六十多位师友,都做了或详或略的叙述,写出他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多材料是历时十八载,不远千里万里登门寻访而得的。弘一弟子蔡吉堂、张人希,厦门、青岛的僧人,弘一得意门生的子女,都给过他许多帮助。有了文辉这部作品,我们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到李叔同——弘一大师从富家公子、才子、名票友到新式学生、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到皈依佛门而成为中兴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整个人生历程,从而也就为描述评说这位“旷世凡夫”——实质也是旷世奇人的心路历程奠定了基础。
但,还有个更大的难点:怎样理解李氏的出家?关键在于李氏传记作者必须在性灵上与李氏相通,而茫茫人海,万丈红尘,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太少,简直非文辉莫属!他在全书开宗明义的“引言”中就自觉地说:
20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丏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在全书各章展开叙述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活动时,作者都紧紧抓住李氏为人处世“认真”这一特点,大量事实发人深省。人们从中当可领悟到,李氏的“认真”,是对人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一种极为严肃的求索体悟的表征。这种“认真”,在出家过程中和出家后更发展到极致。关于李氏出家的动因、动机,自来众说纷纭,文辉引录了曹聚仁、丰子恺、了缘和尚的评述,在一定程度上都道出其真谛;而对容起凡、柳亚子的看法,文辉婉转地作了驳议。
文辉引用弘一在温州庆福寺对寂山和尚说的一番话:“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生死大事。”文辉加以解释说:
按佛教理论说超出轮回之苦,永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救渡苍生。为积极人生态度,去完成一个新的自我。
大师圆寂后,好友胡朴安有颂诗,可作脚注:
凡夫迷本来,生死一大事。知者顿然悟,去来原一致。自性本清净,是乃真佛子。我言弘一师,泯然契佛旨。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
文辉这段文章,可谓悟道之言。他是真正懂得弘一大师对佛教的信仰是极为虔诚的,而且他信奉的还是宋代以后问津者极少的律宗。他自出家至圆寂二十余年,一直是个自律极严的苦行僧(按弘一的讲法,戒律是为了律己而非律人,否则就错了),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达到极为完美的程度,真像他临终前所说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因为对佛教信仰的极端虔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对弘一也就决不是一句空话;文辉对此也深有所悟,故在传记的下半部用许多确凿的事实历述其苦行求法传法的过程,同时详尽地记述其利用书法艺术传教的苦心,写出这位高僧与大书法家的完美结合。文辉是“善鉴者不书”的典型书论家,他为弘一两本书法集作过长序,凭其洞察力作出了很精到的评述。
文辉这部力作还写出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时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以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与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他们不一定是佛教徒,但大都钻研过佛学,对人世的苦难、对人性的善与恶,有着独到的感悟。正是就上述意义而言,我认为弘一大师实为本世纪可与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并列的又一文化代表人物。弘一的影响还要延续下去。经过百年风雨沧桑的体验,中华民族对传统的美德和文化,对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以及对慈悲博爱之道不是更渴求了吗?明乎此,也就明白此书的深层大义。
文辉告诉我,他的好友刘雪阳先生(质平先生公子)搜集到一百多幅有关弘一的图片;他还想继续开掘,广泛听取意见,他日将修订本与图片一起印行。我愿在此向海内外出版家呼吁:结此因缘,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亦幸甚!
1999年3月22日
于北京杨庄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