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力救灾

一、适应形势的组织体系

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依靠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以“平战结合”的原则，对基金会内部人力资源进行了科学、细致的整合和分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全会各部门以“战时状态”，在基金会会长会议和秘书处统一领导、布置下，全力投入抗震救灾。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抗震救灾进程中，最高决策层通过召开会长会议作出了两个战略性决策：

6月初，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由段应碧会长、何道峰执行副会长任决策领导，秘书长王行最任总指挥，四位副秘书长分任副总指挥，其中刘文奎负责前线指挥，杨青海负责后方指挥，李利负责宣传筹资，刘冬文负责调查研究。各副总指挥分别带领临时组建的若干工作小组，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协作。这种措施保证了基金会在形势复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使基金会的整体运作有序进行，机构整体能量得到了充分发挥。

基于对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任务的深刻认识，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了将抗震救灾长期、稳定、有效地进行下去，9月，会长会议又做出决策，决定将5月18日在救灾前线成立的临时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德阳救灾办公室更名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办公室，并抽调10名得力干部和人员，全面承担基金会灾后重建的协调、组织、执行责任。同时，在机构内部结束“战时状态”，恢复各部门正常工作，以常规方式支持、配合重建办公室工作。至此，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抗震救灾进入常规性管理。

二、紧急救援

（一）紧急响应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当晚，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地震消息，基金会马上敏感地意识到灾情极其严重，并立即召开紧急救援行动委员会会议，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在对灾情进行评估以后，委员会决定与合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内第一大新闻网站新浪网携手，紧急启动“我们心在一起——汶川地震紧急救援行动”。晚上11点，紧急募捐倡议在新浪网发布，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国内最先对灾区救援做出紧急响应的公益组织之一。

5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紧急救援领导小组及协调、宣传、救援、后勤和财务5个行动小组。当天，与筹款活动相关的资讯与宣传工作全面展开，24小时捐赠咨询热线及各种捐赠渠道相继开通。

5月14日是民航复航首日，为了迅速在灾区开展灾情调查、需求评估和实施救援，基金会成立了紧急救援先行队，由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带队，在第一时间奔赴四川灾区开展工作。

（二）社会动员与资源募集

面对灾难，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类媒体合作，广泛发起了互动筹款活动。继第一时间联合新浪发出募捐倡议书之后，基金会的赈灾劝募活动一个接一个，一浪高过一浪。由于先前的合作使诸多捐款方对扶贫基金会建立了很深的信任，他们纷纷打电话来表示捐助的意愿。同时，扶贫基金会就募款而长期打造积累的专业机制也起到关键作用，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熟的资源动员机制。

按照这一机制，扶贫基金会的同仁按部就班地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基金会深知媒体的重要性，于是积极动员最主流的媒体，例如5月15日和17日，基金会联合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黑龙江卫视、新浪网、搜狐网等新闻媒体紧急启动两场“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赈灾晚会，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抗震救灾。与此同时，基金会的捐赠方式在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滚动播出，成为第三家在央视公布捐赠方式的救灾公益机构。北京电视台、广东卫视、黑龙江卫视等地方电视台的相关栏目及北京的公交、地铁等场所也播出基金会的捐赠方式，最大范围地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救灾捐款渠道。

此外，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新闻联播》、《实话实说》、《公益行动》、《今日关注》、《娱乐播报》等栏目以及其他30家省市电视台通过采访基金会领导和参与基金会赈灾活动的明星、制作特别节目、播送公益广告和转播等形式，对基金会的筹资进展及灾区援救行动进行了宣传和报道。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精品购物指南》、《华夏时报》、《京华时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羊城晚报》、《大公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近100家报纸对扶贫基金会的救灾行动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以此进一步动员公众捐款。而《亚洲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世界新闻报》、《培训》等近10家杂志刊登了扶贫基金会的抗震救灾公益广告。在网络媒体方面更有60多家门户网站从不同侧面详细报道了扶贫基金会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救援工作并公布扶贫基金会的捐赠渠道。

除此之外，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共同发起的“爱在天地间——汶川紧急救援”北京大型募捐活动，在北京设立了132个募捐箱，并接受天骏广告公司价值1 500万的户外广告牌捐赠，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地铁、机场和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矗立起了200余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抗震救灾公益广告牌。在短短一个月之中，基金会举办了数十场赈灾筹款活动，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抗震救灾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扶贫基金会与主流媒体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合作，这种合作与基金会长期的传播网络和品牌建设息息相关。在这类强强合作中，长期的联系和信任不可或缺。而中国扶贫基金会自身在动员和募捐活动中展现的专业能力，也是得到合作伙伴认可并产生合作效果的关键。

当媒体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众多企业就会适时加入。在赈灾晚会上，诺基亚、百胜、耐克、壳牌、华为、熔盛重工、恒盛地产等中外企业纷纷举起捐赠牌。

扶贫基金会还积极动员明星出来捐款。“明星激起千层浪，爱心捐赠掀高潮”，巫启贤、张靓颖等近百位明星纷纷向基金会捐款，他们的爱心行动感染了很多追随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捐款高潮。

另外，扶贫基金会同时面向普通公众开展募捐。“爱心无大小，颗颗暖人心”，无论是退休的老人还是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都纷纷捐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显然人们希望有一个通道表达爱心，而扶贫基金会提供了一个专业可信的管道，使得人们的慈善行为得以产生“井喷”效应。

不但如此，扶贫基金会还得到很多志愿者的支持，在基金会总部、广东办事处以及四川灾区，众多的志愿者在24小时热线值班、为捐款现场服务、录入数据、统计捐赠、翻译资料；在救灾前线，他们搬运货物、编辑新闻稿件、参与采购询价、监测物资发放等。这些志愿者表现出很强的专业素质，例如在财务方面，来自毕马威、德勤会计事务所的财务志愿者，就在与财务相关的特殊工作环节贡献了他们高效的专业技能。

以上例子一再说明，扶贫基金会在救灾阶段的“轻松”应对以及迅速的强强合作的形成，背后是它本身长期的专业化网络的积累，以及一整套反应极其迅速的专业流程的支撑。这使得扶贫基金会的社会动员在短期内就奏效并产生丰硕成果，截至2008年12月31日，基金会接受抗震救灾到账资金和物资为2.92亿元，其中募集救灾资金到账1.95亿，募集救灾物资到账9 679万元。

扶贫基金会不仅筹资，而且还直接操作，是一个典型的操作型基金会。在这场赈灾救援行动中，基金会深知除了募集救援资源外，工作主战场还有灾区最前线。如图2-1所示，在动员资源的同时，基金会的专业流程使得工作人员需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线进行评估和救助。

（三）灾情评估

5月14日，紧急救援先行队抵达成都后，马上与当地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扶贫办等机构协商救援工作，接下来，他们先后前往了都江堰、北川、青川、绵竹、什邡等重灾区考察，并向总部及时发送灾区需求信息，引导总部的募捐活动。依据调查结果，基金会决定紧急采购大批水和食物。但在当时的成都，大家都在囤积物资，很多东西已经被采购一空。先遣队临时决定，到邻近的重庆市进行采购，不过，进行如此大额的紧迫采购，如何在短时间完成的同时，又能够保证透明和公开，是基金会面临的一大挑战。基金会先前的经验让它敏锐地想到志愿者的力量，他们开始寻找专业志愿者进行合作。刘文奎副秘书长讲述了当时的情况：“5月14日晚上，我们通过基金会的总部，在网上发布招募信息，决定在重庆成立应急采购办公室，招聘志愿者。同时在5月14日晚上，请重庆扶贫办邀请重庆主要商业企业开会。5月15日从成都赶往重庆，应急采购办公室成立。由志愿者组成的应急采购办公室参与了谈判、询价和装运的整个过程，谈判和询价的过程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在保证透明、公开的情况下，5月15日晚上和16日凌晨，两批24车价值400多万的救灾物资发往重灾区德阳、什邡、绵竹等地。”

这些志愿者都是职业人士，大多是金融界或者会计专业人员，因此在紧急时刻他们的参与能够保证整个购买过程公开、透明。此后，5月17日，基金会在德阳成立抗震救灾办公室，分为物流处、基建处、办公室三个部门，对赈灾工作进行有序的管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放救灾物资和建立板房，先后向汶川、青川、北川、绵竹、什邡、平武、安县、茂县等重灾区紧急运送食品、饮用水、帐篷、药品等急需物资，并投入数千万元救灾资金为重灾区失去家园的灾民建造临时过渡板房和临时过渡学校。

（四）物资运送

前方建立办公室，后方开始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质。募集和采购的救援物资经由航空、铁路、公路迅速向灾区汇集，在极短的时间内，价值上亿元的赈灾物资从各地乃至海外汇集到灾区。

在这场“物流战役”中，基金会集结了极大的志愿力量。许多企业在无偿提供救援物资的同时，自组运力将物资运至前线；一些运输、安保企业无偿提供运输安保服务；大批志愿者承担起了由物资采购、运输至装卸、发放的艰巨工作。

正是得益于和志愿者的合作，从5月15日起至6月16日止，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基金会将总计11 137.5万元的紧急采购和募集物资运输并发放到灾区，占基金会募集和采购物资总数的99.3%。

三、过渡安置

在以抢救生命财产为核心的紧急救援结束以后，扶贫基金会的工作进入过渡安置时期。基金会经过认真调研，综合考虑灾区需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基金会的优势所在，决定从援建临时板房学校和临时板房社区入手实施援助。基金会共投入资金1 668万元，建成东汽中学、东汽小学、清平小学等27所临时板房学校，受益学生21 916人。投入资金1 097万元，建成绵竹市土门镇、卧龙区卧龙镇和江油市二郎庙镇3个临时板房社区，包括896套过渡房和公共厨房、卫生间、淋浴间、食品店及水电等配套设施。

而如何在物价飞涨，纷繁复杂的过渡安置阶段，多快好省地建设板房，是基金会面临的又一挑战。基金会再一次沿用了重庆采购的方式，全程引入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从供应商建造商的寻找，谈判、对比到最后定价、签协议，整个过程都有志愿者参与、保证透明、公开。这种模式的延续确保了板房建设的价廉物美。

在整个过渡安置时期，基金会安排了很多明星作为志愿者前往灾区开展各类支持活动，比较著名的有“5· 12”青少年关爱——明星义工行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在灾区学校陆续复课之际，濮存昕、林志颖、郭蓉、王宝强、韦唯、赵毅等众多文体明星，经过特殊的心理辅导培训后，前往都江堰、绵竹、什邡等重灾区看望灾区学生，利用明星效应，帮助这里的孩子们重建信心。明星志愿者的效应激发了更多的人投入到爱心行动中来。

一方面是专业化的工作团队以及流程，另一方面是基金会和各方专业志愿者的多方位的通力合作，扶贫基金会在过渡安置过程中依靠自身的实力，进行全方位的动员和合作。基金会的巨大动员能力依靠的不仅是他们的品牌，更依靠自身专业化的强大优势。

为了将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基金会成立了“5·12”灾后重建办公室，我们在他们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强强合作的特点。

四、灾后重建

在整个过渡安置过程中，扶贫基金会严格按照专业化流程，积极进行灾后重建调研。为了使灾后重建工作更加科学合理，从6月10日开始，基金会灾后重建调研小组奔赴川陕甘三省九市县开展了为期近20天的灾后重建需求调查。7月底，报告完成，内容涵盖灾情评估、需求分析、困难和问题、国际国内主要经验、国内政策与实践、NGO参与的策略和途径等要点。

灾后重建再一次体现扶贫基金会的专业化特点，表现在反应迅速、全国性运作和创新性。扶贫基金会不仅把重建看作是“恢复”，更希望通过试点探索，建立一套整合资源、周密完善的灾后重建规划，以及能够充分调动灾区农民自主能动性的有效可持续的工作模式，从而帮助灾区尽快重建、发展生产。

灾后重建办公室首先是在当地扎下根来，并迅速发展壮大，从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十一人：主任副主任各1名，项目主管1名，项目官员7名，驾驶员1名。项目主要围绕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青少年心理抚慰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工作重点为灾区永久性建筑援建、农村社区重建、青少年心理干预、孤儿救助、学生资助以及小额信贷项目等。

每一个项目的运作，扶贫基金会都尽力推动优势的组织合作，将效益做到最大。我们选择几个项目加以介绍：

（一）农村社区综合发展

基金会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并与当地政府沟通协商后，将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确定为农村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试点村，实行整村重建。民乐村有7个村民小组，人口1 422人，在地震中损失较为惨重：房屋倒塌93.2%，农田水利设施全部受损。基金会选择民乐村因为其代表性：村子非常贫困，没有任何外来资源；村民大都是传统的农业种植；很多人外出务工，尤其是年轻人。这三条，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尤其是四川广大农村地区的特点。如果能在这里探索出一个重建兼扶贫的有效模式，帮助弱势群体恢复的同时同步致富，对中国扶贫事业是一个有益探索和创新。由此，基金会决定投资540万元用于民乐村的灾后重建，并在试点进展的基础上，陆续投入不低于1 000万元资金开展其他农村社区的重建工作。

基金会一开始就坚持试点工作中的专业性。2008年7月，基金会请专家来做针对农户的参与式调研，在四川省社科院甘廷宇、庞淼、四川大学王卓的支持下完成了《民乐村灾后重建资源与需求报告》。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民乐村的受灾情况、发展困境以及长期产业发展的潜在出路，得出的结论是：建房固然重要，但在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中只是阶段性的，而更关键和长远的，是长期的生计恢复项目的展开。刘文奎常务副秘书长这样解释：

“住房是农民的第一需求，安居才能乐业。但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各级政府、贫困户、灾民都倾向于把所有的钱拿来建房子，但钱花光了之后，怎么办？吃什么？如果不做长远规划，生计问题怎么解决？……一定要留一部分钱做生计，哪怕房子建的标准低一些，也要留下资源培育村民的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生计恢复项目上，我们的着眼点在组织模式上：怎么来组织村民，分户还是集中？合作社还是公司制？差别很大。我们一直在具体实践中论证不同方案的优劣。基础设施要恢复；生计要有可持续性；将来社区的社会资本、文化能力都能够有计划地提高，这些是我们的重点。”

因此，通过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基金会的眼光远远超越迫在眉睫的住房问题，兼及长远的社区生计以及文化建设。另外，基金会确立灾后重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必须在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人翁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外来机构、政府、专家的力量。

当然，紧迫的建房问题还是要迅速应对。然而，基金会并没有太多相关经验，于是他们继续“强强合作”策略，先后与“震后造家”、“Build Change”等专业建房的组织机构合作，充分利用了外部资源来实现目标。2008年8月开始，基金会便邀请“震后造家”的部分建筑和教育专家多次赴民乐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深入了解当地建筑结构、风格的基础上，“震后造家”团队完成《关于民乐村村庄整体空间规划及单体户型设计方案报告》，该报告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提供了前期规划。之后，参与震后造家行动的12个知名的建筑事务所提供了单体房屋设计，参与设计出若干套房屋，供村民自主选择。“Build Change”是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他们在美慈提供的资金支持下，义务在民乐村开展工作，为村民房重建提供质量监理、对农民和施工队提供技术培训、为部分农户提供针对特定需求的户型设计，也获得了农民的认可。目前民乐村大部分家庭都确定了房屋修建方案，新房子已经破土动工兴建。

在重建规划中，基金会不仅和专业NGO合作，还和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合作，邀请农大的李小云团队通过参与式的方法，于2008年9月和10月两赴民乐村，详细了解了村民对未来生计发展的想法和期望，完成了《民乐村地震灾后重建试点村综合生计规划报告》，为民乐村的产业规划、生计发展提供了具体的项目、资金以及时间的安排，并提出了发展农民组织建设、举办技能培训等建议。在借助外部专家力量的同时，基金会也积极考察学习他人的经验。2009年春节过后，基金会开始到各地考察，例如青海、甘肃，还有四川省内的大邑等地，了解外省成功的农村发展模式以及四川本地的成功案例。

扶贫基金会更意识到他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当地的村民，作为最终受益人，村民的意见更应该得到表达和被重视。为此，基金会委派项目官员陈晶晶常驻民乐村进行日常工作，也负责与村领导的沟通。从2008年12月起，陈晶晶开始常驻民乐村，2009年3月初，基金会多次组织村领导开会讨论，并到农户家走访，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而对基金会工作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与农民的沟通，因为背景的巨大差别会造成很多沟通障碍。对此，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发现需要寻找到正确的沟通方式，避免很多信息的误解。这一点，他们仍然在摸索过程中。当我们前往调查的时候，感觉情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在民乐村的几天时间里，笔者也随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访农户，包括当地一些“能人”如养兔大户、养鸭大户等等，对于基金会的调研，农民们表现得比较积极，乐于提出自己的想法，还有人提交了详细的计划书。

显然对于习惯于强强合作的基金会来说，如何能够和处于弱势的村民真正有平等的合作，甚至能够以村民为主体或主导，确实不容易。不过负责人王军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考上大学后想做个城里人。但当我在城里住了几年后，再次回到农村，看到山、水、花如此美丽，重新有一种做农民的冲动。我的理想是与农民一起探索，建立理想家园，有生态化的养殖、种植，绿色环保的模式……让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同时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团队一起探索出新的扶贫模式，对整个中国的扶贫都有积极影响。这个事情是带有些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只要扎实地做，未来就有希望。”

（二）青少年心理抚慰

“5·12”地震给孩子们带来的创伤尤为巨大，目睹了亲人朋友的离去，很多孩子变得内向、胆怯、不说话。基金会注意到这一现象，又得知长期合作伙伴国际美慈组织有丰富的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于是这方面的合作也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他们寻找到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开展了“与爱同行”中国扶贫基金会“5·12”青少年心理抚慰项目，在四川灾区中小学开展系统的心理干预，希望帮助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恢复健康心灵。

青少年心理抚慰项目2008年7月项目正式启动，截至2009年2月，基金会一共举办了六期培训班，培训了来自绵竹、什邡、中江等7个地区85所学校（机构）的老师（及志愿者）219人次。项目已经在15所学校开展，其中德阳市区5所，绵竹6所，中江2所，什邡1所，江油1所，受益学生5 000多名。参与项目的一位初一学生在笔记中写下如下的内容：“课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也令我受益匪浅。结束了这节特殊的课程，我阻塞的心也随之畅通了。……地震后，人们无家可归，可是有了别人的无私大爱，让我们团结成一家人，制造出浓浓的家庭气氛，有了一种幸福、安全的感觉。”

项目的管理架构模式如图2-3所示，美慈项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与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进行合作交流。美慈的高级顾问们负责培训基金会选出的主培训师，主培训师再对安抚员进行指导，接受过培训的合格安抚员们在各个学校开展项目，对青少年实施心理抚慰。整个培训流程见图2-3。

项目采用美国心理专家专门为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编制的教材，曾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印度洋海啸、“9·11”事件、秘鲁大地震等灾难后的心理援救中多次使用，获得了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基金会针对“5·12”大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修改，“本地化”了这个项目，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目前开展的项目分为“抚慰童心”和“加油——在运动中恢复”两部分，“抚慰童心”希望通过画册来疏导情绪，“加油——在运动中恢复”则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和游戏的方式，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青少年减轻压力、恢复心理健康。

扶贫基金会发现四川灾区对这类青少年的安抚员的需求很大，仅靠美慈组织的几个高级顾问来培训，是不现实的，于是经过讨论就有了“主培训师”制度：从参加培训的200多名老师中选择10位作为“主培训师”，由美慈组织反复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再由这些“主培训师”直接对各个学校的安抚员进行指导。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主培训师都是当地人，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培训当地的辅导员也更有优势；二是，即使项目结束了，这些知识、经验、人才也都留在了四川，心理抚慰可以长期进行下去。

（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5月中旬，基金会在德阳成立抗震救灾办公室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门的基建处，负责建设过渡性社区，也就是“板房区”。后来又投入资金1 668万元，在绵竹市、什邡市、中江县、江油市、理县、都江堰和文县援建板房学校27所，受益学生21 916人。同时，永久性建筑的建设工作也同步展开，主要是学校、卫生站和孤儿院。

在项目选择上，基金会有两条原则，一是避“重”就“轻”，避开“极重灾区”，主要在重灾区选择援建卫生院及卫生站。避开“极重灾区”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往往获得比较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资源，因此极容易出现“极重灾区”援建资源扎堆，而重灾区却难以获得相应资源，援建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二是考虑灾区的切实需要，注意在震前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选择援建，在促进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尽可能保证援建资金能够发挥帮助灾区相对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实现综合扶贫开发的作用。

相对于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和青少年心理抚慰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技术难度较小，但工作量大，程序繁复。首先要和当地政府签援建的备忘录。政府到当地发改委立项，扶贫基金会提供资金证明。之后是设计，网上招投标；接着是地质勘测，这个需要政府协助完成；然后是施工图设计，由基金会负责；图纸出来后，要到审图站审图，盖章认可，再到招标代理公司进行比选或公开招标。招标之后有公示期，最后签施工合同。

目前，基金会在中江县的第一批30个村卫生站已于2009年2月12日开工，第二期80个卫生站也在筹划中。雅安地区三所援建学校也已在公示期内。基金会援建的灾民板房学校的质量和配置均较好于政府援建的标准，但成本只有一般板房建设成本的6—7成，而且设计配套人性化。绵竹市某官员评价，扶贫基金会的板房是绵竹市目前最好的。

（四）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自1996年开始的以提升农户自立能力和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的扶贫项目。2008年6月与9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两度派遣员工深入灾区进行考察，对地震灾区10县30余个村进行走访，对过百农户和基层干部进行访谈，了解群众的受灾情况与灾后重建需求。根据国际上灾后重建的经验和教训，小额信贷被普遍认为是支持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更好的支持灾后重建，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达能、壳牌、如新和耐克等企业的资助下，建立“‘5·12’小额信贷基金”，为四川地震灾区的农村居民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支持与其他支持性服务，帮助他们恢复生计，发展生产，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经与地方政府及捐赠人协商同意，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先选择在绵竹市开展试点工作，并于2008年底注册成立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绵竹分公司，专门负责在绵竹市实施灾后重建小额信贷项目。项目的长远规划是在绵竹试点后，再在3年内陆续推广到什邡、北川、汶川等地，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可复制性的灾后重建小额贷款模式，推广到所有四川地震重灾县。

中和农信目前在灾区主要开展信贷和培训两项工作，在经过对灾区群众实际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后，中和农信设计了独特的小额贷款产品如“安居贷款”与“创业贷款”，来扶持当地群众恢复生计发展生产。贷款额度为1 000—30 000元，期限从6至36个月种；还款方式均为按月等额分期还款，无需任何抵押。截至2009年2月，中和农信已发放安居贷款7笔，总额度10.5万元（1.5万元/笔），覆盖了什地、遵道、东北3个乡镇。另外，中和农信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提供一些实用的培训，如法律、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等培训及信息服务，促进贫困农户开展的创收性项目取得成功，提高他们的自立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

从扶贫基金会的灾后社区重建项目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强强合作”策略的贯彻。而合作的目的始终围绕着一个：弱势的灾民能够变得自主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