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维带来军事灾难

1973年，数百架埃及喷气式飞机冲至以色列上空，轰炸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和指挥所，并用火箭点燃了以色列的空军弹药库。同一时刻，叙利亚伞兵对以色列赫尔蒙山（Mount Hermon）地区发动了突袭。叙利亚炮兵在沿着戈兰高地延伸的以色列防御线投下炮弹。以色列坚守阵地一个晚上，但第二天早上还是被叙利亚突破了。10月7日凌晨，当第一批叙利亚坦克爬上了能够俯瞰加利利海的山顶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开始命令他的将军们准备炸毁约旦河上的桥梁，然后致电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

“第三圣殿正在倒塌。”达扬告诉梅厄。这是一句暗号，意味着以色列的败北。

有报道称，梅厄当时的反应是允许达扬启动该国的核武库，组装了十几枚核弹。以色列就算被毁灭，也要拉上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起。但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在以色列的核弹发射命令下达之前，进攻速度慢了下来。战争延续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10月25日，停火协议签订。

“斋月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由该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希蒙·阿格拉纳特（Shimon Agranat）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图和准备工作没有被及时发现。委员会很快发现，进攻者根本没做什么准备工作。

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阿曼（AMAN）已非常清楚叙利亚和埃及的军队部署。阿曼领导人伊莱·蔡拉（Eli Zeira）向梅厄和她的幕僚定期汇报，包括进攻发生前几天两国的最新事态发展。约旦国王侯赛因·塔拉勒（Hussein Talal）甚至亲自乘直升机飞到特拉维夫警告这位总理，她面临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入侵。然而，包括梅厄自己在内，梅厄的国家安全小组成员们对这些部队的剑拔弩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以色列知道，埃及已经在9月27日开始召集预备队。埃及广播电视网络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沿着叙利亚边界巡航的以色列飞行员发现，足足有两千辆坦克沿着边境驶入前沿阵地。然而，梅厄和她的内阁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只是虚张声势，给以色列施压，为的是要回在上次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他们曾经玩过类似的把戏，而对这种吓唬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对国民而言代价太高，毫无必要。

以色列自己的间谍机构摩萨德（Mossad）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9月30日，摩萨德告诉阿曼，根据可靠情报，埃及所谓的公开演习，将最终越过苏伊士运河。蔡拉把所有这些报告都斥为“毫无根据”。他向梅厄和内阁其他成员保证，埃及和叙利亚知道以色列可以在一天内让他们溃不成军。

10月2日，埃及媒体报道，该国军队已处于全面警戒状态。然而，在10月3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上，蔡拉仍然对梅厄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10月5日凌晨，摩萨德最出色的间谍致电他的老板，说出了暗号“萝卜”（Radish），意味着战争一触即发。摩萨德的主管很担心，亲自飞往欧洲与该人士会面确认此事。确认之后，他直接联系了蔡拉，告知后者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梅厄在当天早上非常不情愿地让以色列国防军提高警戒，却没有召集预备役部队。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非常小，国防战略主要依赖于迅速激活其庞大军备的能力，这个储备包含当时以色列处于战斗年龄的所有犹太男人和女人。梅厄内阁决定继续监测事态发展，先不动用这些预备役部队。

10月6日凌晨4点，摩萨德电话通知蔡拉，他们在埃及的情报人员提供了埃及发动袭击的准确时间：当天下午2点。早上，果尔达·梅厄与她的军事顾问们会面，他们终于一致认为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在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情况下，梅厄才下达了召集预备役部队的命令。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将这些巨大的情报失误归咎于所谓的“概念”（The Concept）。“概念”是1967年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大获全胜的产物。那次胜利使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导人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对敌人不屑一顾。后来以色列情报工作的成就也导致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确切地了解了埃及和叙利亚的想法。根据“概念”，埃及和叙利亚想的是：

◎　由于以往在战争中受以色列空军打击，损失惨重，埃及不会试图再次入侵以色列，直到他们确认自身空军能力占据绝对优势。

◎　叙利亚永远不会单独攻击以色列；它只会与埃及合作，让以色列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6年来，“概念”已被证明是对的。是的，以色列与邻国发生过孤立的军事冲突，但埃及和叙利亚却从未真正发起过进攻，虽然嘴上嚷嚷一定会这么做。结果，一个理论开始变成公理——公理是不证自明的，任何质疑都会显得很愚蠢。所以即使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人们也不再质疑“概念”。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戴维·T.巴克沃尔特（David T. Buckwalter）后来所写的：

直到1973年10月，“概念”一直是“被证实了的”。人们假设，埃及不会在空军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发起战争，而叙利亚不会单独作战。因此，尽管以色列人意识到叙利亚正在准备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但按照“概念”原则，叙利亚不会进攻。

但“概念”有一个问题。它认为埃及能控制天空的唯一方法是拥有一支更强的空军。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埃及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相反，埃及接受了一种新的军事技术：移动式地对空导弹。埃及人意识到，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这种移动式地对空导弹，就可以在士兵和坦克的上空形成一张强大的空中防御网——一张带在身上越过苏伊士运河、穿过西奈半岛进入以色列的盾牌。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交易，却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飞机上。

“概念”是教科书式案例，显示群体思维和自满情绪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为了确保“斋月战争”的灾难不再重演，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在阿曼内部组建专门的办公室，使命是挑战未来的所有概念和假设。

这个办公室后来以代号“魔鬼辩护人”（Ipcha Mistabra(9)）为人所知。它的工作是拆解阿曼普通分析师做的各种报告，撰写与决策层主流意见相反的论文。魔鬼辩护人办公室还通过设想最坏场景和未来可能性分析法（Alternative Futures Analysis），为以色列长期军事计划提供支持。它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它的职责就是迫使整个组织更加努力地思考，质疑自己的假设。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的一份报告：“魔鬼辩护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经验丰富和才能出众的官员组成，他们拥有极其富有创造性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些男人和女人获得了同侪和上级的高度赞誉：“他们的报告会被直接呈到军事情报主管和所有重要首脑的桌上。”

阿曼也鼓励机构内的普通分析师在有不同观点时，写“不同意见备忘录”来挑战某些结论。这种做法是受官方认可的，布鲁金斯学会发现分析师不会因为行使这种特权而受到报复或批评。

以色列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决定将履行这种逆向思维制度化，虽然他们没有使用“红队”的称呼，但魔鬼辩护人办公室所履行的其实就是“红队”的职责——而且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办公室帮助以色列人成功避免了另一次突然袭击的打击，没有让以色列像1973年那样差点失去整个国家。以色列一些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更是呼吁扩大红队在全国军队中的使用范围。

以色列前国防军军官艾坦·布克曼（Eytan Buchman）说：“我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提议——至少在情报局内部，现在，它已经被深入贯彻于以色列国防军的日常行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