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分配不合理、不均衡问题更加突出

以市场化和全面自由化为基本原则推进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必然导致全球化收益很难在不同群体间公平分配，必然会产生“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差别。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对经济全球化加剧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等问题予以关注，发展实践也表明了仅靠市场力量自发驱动的经济全球化难以改善甚至进一步加剧了一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有关统计数据（WID）显示，总体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的态势更为明显，比如美国1%最富裕群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提高到超过1/5。进一步考察各国最富裕的10%群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呈现出随经济全球化推进而提高的趋势。有机构研究显示，2016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全球人口财富的总和。[1]对部分国家最低收入的50%人口占有国民收入情况的考察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收入比重下降趋势也比较明显，而居于中间位置的40%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呈现小幅下降或者基本稳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则出现近10 个百分点的下降。从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见图2-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103 个国家基尼系数的平均水平基本呈现提高趋势，90年代中期以前，基尼系数从0.32 提高到0.4，90年代中期以来，基尼系数出现回落，但仍然高于80年代的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威胁各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示威、暴力冲突和社会分裂倾向进一步支持了政治极化，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倡导反全球化提供了基础。

图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Database，联合国大学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这一轮反全球化的主要代言人，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全球化红利在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问题日趋严重，而政府借反全球化转移国内发展不平衡矛盾。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或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形式带给一国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收益补偿机制（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以资本扩张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全球化为资本提供了高于经济增速的回报水平，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皮凯蒂，2014）。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将大量资本投向拥有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能获得超过本国的投资回报，资本所有者能获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对不同国家产业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对具有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差异和报酬差异直接影响了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的有关数据显示，随着发达国家相对低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本国低技能劳动者获益较少，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改变了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报酬水平，也对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小时报酬来衡量（见图2-5、图2-6），1995—2009年美国高技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大幅高于中、低技能劳动者，并且提高速度更快；而中等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基本不变甚或下降。这就意味着，部分社会底层人群不是少分享了全球化收益，而是完全被排除在外，其相对弱势地位更加固化。而在中国，随着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程度不断提高，高中低技能劳动者报酬水平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但这是在不同阶层收入均较快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拉大，更多体现为分享收益多少之间的差距。

Michael Spence 等（2011）[2]发现，1990—2008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相关就业岗位随之丧失；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由于留在国内的制造业生产率不断提高，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较慢，形成对人力资本的不同需求，相应劳动力市场形成两极化趋势，中间层次的岗位相对减少，这导致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政府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基尼系数从0.38 左右提高到约0.42[3]，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已经激化到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程度。欧盟情况大体类似，多数国家失业率都比较高，截至2016年底，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8.2%和9.6%的较高水平，欧元区青年失业率达20.9%，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40%。有分析表明，英国公投选择脱欧的往往是自认为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少或受损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投票选择脱欧的比例最高；20 个选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都选择了留欧，小时工资中位数最高的地区更多选择留欧。

图2-5　美国不同技能劳动者报酬差异

资料来源：World Bank，IDE-JETRO，OECD etc.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图2-6　中国不同技能劳动者报酬差异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愈加凸显。建立和完善国内应有的收益补偿机制，积极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本应是缓解国内矛盾的根本途径，但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政治家更倾向于选择将国内矛盾焦点引向外部，引向经济关系伙伴甚至指向全球化本身，反全球化更多成为以民粹主义为标签的政治极化表现。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部分发达国家背弃国际规则，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措施，其实质是以宣称的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来转移国内矛盾和自身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