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

“满洲”一词是皇太极于1635年采用的，他声称：

我国（gurun，部族、政权）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jušen）。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57)

通过此举，皇太极达到了好几个目的。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覆盖了女真和东北其他部族的原有部落认同——其中的许多部族是通过武力降服的。第七章将描述把这个新的认同糅合进一个古老神话中的各种策略，以及利用萨满教仪式为新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各项政策。这个新的民族认同随着满文的诞生而得以最终完成。

文字的创造与清国的形成是同时发生的。女真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民族。虽然金代女真人创造了一种文字，但努尔哈赤的祖先——建州女真却放弃了这种文字，转而使用蒙古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两个人创造“民族书写体系”，他们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58) 1632年修改了字体，创造了有圈点满文，一直延用至清末。

在八旗精英中，蒙古语仍一种是很重要的语言，但此时的文书都用满文书写，正在茁壮成长的大清政府新设立的机构也以满语命名。1644年以后，满语（汉人称之为“清文”）成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事实上，由于顺治时期许多官员不懂汉语，在17世纪70年代之前，政府高层的交流和书写主要是使用满语。此后，满语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安全语言。满族官员被要求用满语交流，与宗室、旗务和内亚军务有关的文件往往只能用满文书写。许多研究表明，这些《满文老档》对清史专家非常重要。(59)

满语因入主中原而发生了变化。努尔哈赤及其族人使用的口语——建洲女真语被书写成文字并成为“标准”满语时，官僚体制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词汇在满语中的直接使用，如“都城”“皇城”“紫禁城”等诸多词语。同时，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者下令大规模翻译有关儒家思想、中国法律和历史的汉文著作。(60)

用满语进行统治催生了人们对辞典的需求。辞典既能满足汉臣学习满语的需要，又能用作新建立的八旗官学的课本。最早的满汉辞典完成于1682年，由汉人沈启亮编著。他的第二部著作《大清全书》初版于1683年，重版于1713年。有学者指出，此书保存了康熙朝的许多满语方言和不标准的词汇翻译，而这些内容在奉旨编纂的《御制清文鉴》于1708年出版以后就消失了。1772年的修订本《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了八旗官学的标准课本。这部书最终发展成乾隆皇帝确认的五种语言——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合为一体的辞书。(61)

乾隆时期，满语中许多来源于汉语的词汇被清理掉了。乾隆皇帝抱怨有太多的汉语词汇渗透进了用满文写成的奏折中，所以谕令以大学士纳亲为首的一个小组选列一批满语新词汇以代替借自汉语的旧词汇。1747年，新词语表被广为散发，官员们被要求从此以后“以满语书写”。(62)当时，“都城”变为满语的gemun hecen，“皇城”变为dorgi hoton，“紫禁城”变为dabkuri dorgi hoton。地名也有变化。弘历本人似曾提出以满语译词区分同音不同义的名词，如两个隶属于盛京且发音都是“Jinzhou”的地名（指锦州和金州）。他下旨强调用中文翻译满洲和蒙古地名应有统一的标准，并完整译出，以免出错。这个计划最终创造了1700个满语新词。

净化满语词汇的行为出现在用于正式交流的书面语言和对萨满神的祷告中。满语的书写或者说“标准”形式一直被保留到1911年，而满语口语则一直在演变。北京旗人口语中的发音变化反映了其他女真方言的影响——这是由讲方言的原住旗人传入都城的，同时也是他们与汉语社会长期接触的结果。(63)不管皇帝诏令如何，标准满语还是变成了官僚集团进行沟通的工具，这是其得以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由于书写风格影响了口语，所以满语的方言特色被丢掉了。句子越来越长，婉转迂回的表述越来越多。但是，满语在驻扎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八旗军中作为活的语言存续了下来。

17世纪初，满族人降服了生活在东北亚讲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民族。为了反击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流域的渗透，清政府把这些民族中的许多人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伊彻满洲），让他们驻扎在该地区修筑的驻防点中。(64)与其他八旗军一样，新满洲也实现了“满洲化”。这些驻防点中建立了八旗官学，教学生满语，让那些以渔猎为生的民族融入官僚体制中。第一所学校是由吉林将军于1693年建立的，最后，东北地区重要的驻防点都有了学校。“满洲化”对达斡尔蒙古语的影响极为深远，已有数位学者对此做了研究。(65)

语言学家们把满语分成了四个地区性亚种：标准的北京口语被称为西部方言；1644年以前的都城盛京是南部满语的中心；宁古塔是东部满语的中心；黑龙江两岸人民使用的口语被归为北部满语。语言学家认为，南部满语与其母语——女真语最为接近。新满洲军队奉命驻守盛京，部分后来被派到新疆，这些讲满语的人离开故乡，生活在帝国的边远地带。新疆的锡伯人和黑龙江偏远地区的满族人保持了满语的活力，直到19世纪末仍在使用它。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东北三省的所有民众都把汉语当作母语，但一些研究者声称他们发现在黑龙江的一个村庄，仍然有人在讲满语。(66)

直到大约1750年，清朝统治者才认定满语是旗人的（或者对非满族的旗人而言应该是）本族语。八旗教育起初把重点放在培养旗人如何统治说汉语的民众，此时则转而重视传授传统武艺骑射和提高说、写满语的效率。虽然也为普通旗民设立了一些学校，但办学地点与潜在就学人口数量均特别有利于皇室宗亲。努尔哈赤兄弟们的子孙后代所上的宗学和觉罗学定期举行考试，在学生中选拔人才，分派到管理八旗事务、宫廷事务的相关机构以及政府文职部门去做官。(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