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的表达

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的问题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course），正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一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中所运用的许多复杂的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陷入云里雾里，以致迷失了方向。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还使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读下去。持这种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以说是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的一位历史学家。

无须解释，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劣。据我的观察，虽然“话语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但美国历史学——无论是美国史、欧洲史还是东亚史——仍然是“叙事”方法居主流地位。我个人的研究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进行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和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时，我力图使这些研究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虽然是学术著作，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让读者通过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

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节目制作人丹· 休伊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诉我一个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讲述故事的手法来进行新闻报道和分析，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创办的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60 Minutes）开启了新闻报道的新里程。我的历史写作也持有类似的原则，讲述在过去发生的故事，揭示细节。这些细节，是我思考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时所必需的。

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茶馆的研究中，我研究的虽然是茶馆这一最基层的公共空间，但关注的却是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这就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即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打击。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