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版序言：什么是中国人？

中国人，无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国的十几亿人外，在全世界还有数千万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华人或中国人。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甚至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处于边缘的中国人。

在美国，两代之间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认同的差距，经常是华裔家庭的梦魇。许多年长的华人始终难以明白，为何他们的子女会否认自己是“华人”。在东南亚，虽然常受挫于自己的华裔身份，许多家庭坚持华人认同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对此最激烈的争辩，或者说“中国人的定义”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可能发生在近十余年来的台湾。由于统、“独”之政治争执，在这儿许多人辩论，更多人困惑，到底他们算不算是中国人？

在本书中，我将诠释“什么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我的野心是建立一个族群理论来诠释一般性的人类族群现象。基于对族群现象的了解，我相信，一个族群理论如果能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定是个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因此，我希望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对其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或美国人），为何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

溯源研究：中国人的起源

研究中国人的本质，在传统上可由许多方面着手。在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方面，体质人类学者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生物遗传学者研究中国人的基因，语言学者研究中国各地方言，而社会人类学者也在许多典型的中国聚落中作研究。这些研究，事实上已假定研究对象是“中国人”，因此它们只是描述“中国人”，而并没有回答“为何他们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甚至常因为没有深究后一问题，而使得其研究结果扭曲。

另一些学者热衷于“历史溯源”的研究，他们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深入了解中国人。所谓“从根本上”，就是溯其本源；探明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么是中国人”。因此，许多语言学者、体质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由中国人的某些语言、体质、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尽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国人的“起源”，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质，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对“民族溯源”的研究最感兴趣，也因此有丰硕的成绩，受到一般人的重视。但是，这并不表示学者在此已达成客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历史学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有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其始祖为黄帝的古典一源说，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张的“夷夏东西二源说”，有徐旭生与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古代三或四个民族集团由互动而凝聚为华夏的多源说。除了这些本土起源学说外，还有主张华夏民族来自中国之外的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流行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西来说”——此说略为，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原为一巴比伦部落酋长，他在西方征战失败后率众奔于东方。这“历史”当时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在中国也有许多一流学者附从其说。

在历史学家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学原被引来当作“二重证据”，后来因为考古学家有“实物的证据”以及“科学的方法”，历史学家逐渐对于黄帝、神农、尧、舜失去信心，而考古学者成了讨论这问题的主要群体。在考古学上，虽然有些学者探讨中国民族的源流，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源流，但对许多学者而言这两者并没有多少差别，因为他们将一个民族等同于一个文化。近半世纪以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丰硕的成绩，但考古学者在这方面也是众说纷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 80年代以来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动说，将多元起源说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与精致化。同时，基于各种考古学证据的西来说仍然偶尔被提出来。

无论是历史学或是考古学上对华夏的溯源研究，都有一些基本假设。首先，溯源论者似乎认为，民族是一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该人群在历史上繁衍、迁徙，而成为占有一定时空的民族。因此，华夏的子孙永为华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遗存，包括人类遗骸与他们制作的文献与文物；根据这些材料所显示的人群体质、文化、语言特征，可追溯这民族的源头。

这些对于民族的基本假设，都是似是而非的。首先，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我们知道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构成它们的充分条件。譬如，以语言来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不只说一种语言；相反的，说同样语言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们怎能以语言或其他客观体质、文化特征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每个人的父母都有他的父母；族群溯源显然毫无止境。目前考古学家将华夏的源头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对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所知甚少。只要有足够的资料，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器物学上的族群溯源，可以远推至百万年之前。这样，对于了解一个族群究竟有何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或文物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我们经常会陷入古人的谎言之中。譬如，我们以春秋吴国王室的族源为例。如果一些原被华夏视为“蛮夷”的东南方国君长，希望脱其“蛮夷”身份而成为华夏，或是华夏认为这些相当华夏化的“蛮夷”应该是华夏之裔，那么他们可能共同在华夏历史记忆中假借或创造出吴国王室原为华夏的记忆。并且，在认为自己是华夏之裔时，吴国王室贵族也在礼仪、器物上模仿华夏风格。于是，2000多年后我们便有了文献与考古器物“二重证据”来证明吴国王室原是华夏后裔。一群人对于自身起源的记忆，经常因现实中的期望、忧惧影响而创造、改变、扭曲，这是民族溯源研究经常遭遇的危险。

最后，不仅古人难以客观地记忆其族源，当代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的族源时，也难以客观地选材与分析。也就是说，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碍来自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认同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起源”对于古人以及对于当代研究者本身，都同样重要。在本书中，我将分析这种偏见的由来及其在族群认同上的意义。

华夏边缘研究

以上所提到的，无论是对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本质的研究，或是对古代中国人的溯源研究，重点都在体质、语言、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族群内涵”上。在本书中，我将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对此，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

熟悉现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的读者，自然会了解，这个强调“族群边缘”的研究取向，深受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 Barth）的影响。近年来，我将之结合有关“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或“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等概念与理论，在一些论文及通论性文章中曾片段地表现我对“族群本质”（ethnicity）的看法。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以“中国人”这个族群为例，更清楚地、更有体系地说明我的观点。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简要说明我对族群本质的基本观点。

首先，如当代许多研究族群现象的学者一样，我怀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我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

其次，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在此，我赞同“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们从其生长的社群中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根深蒂固，因而难以改变。

再次，我强调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变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

再次，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常造成个人或群体借着改变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由此造成族群边界变迁，或对个人而言的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此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工具论”两者并无冲突：族群认同的根基情感来自成员共同的祖源记忆，但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或群体都可能改变其祖源记忆。

再次，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

最后，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阶级与地域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我将说明我对以上这些族群本质与族群现象的看法。

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见到的。这也使得“边缘”成为观察、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因此，读者将发现，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国人”，但我研究的对象却不是作为中国人核心主体的今日12亿汉族人，也不是汉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相反的，我的研究对象是处在中国或“华夏”边缘的人。所谓“华夏边缘”，我是指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譬如，在华夏形成前的边缘时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区的那些人群；又如，华夏形成过程中的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人，他们当时由非华夏成为华夏，因而也处于华夏边缘。

在本书第一部分“边缘与内涵”中，首先我将探讨近三四十年来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以及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人类社会群体认同（identity）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现象研究上的新发展。最后，在此研究取向与理论发展背景下，我提出一个“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我对于历史文献、考古遗存与当代口述材料的看法——这也就是本书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础。

在本书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华夏起源”；事实上，此处的“起源”已成了“边缘”形成的问题。考古材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华北、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以及武装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区、套北地区与辽西地区为例，说明这些地区人群经济生态的变迁过程。这些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陕、晋、冀北方地区，与当地主要从事农业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南方农业人群逐渐自称“诸夏”或“华夏”，视北方“戎、狄”为非我族类的异族，以此设定华夏族群边界，维护华夏的共同领域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北方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开始全面游牧化。

第三部分为“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东进打败商人；这时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牧业化、武装化的“戎人”。在这一部分，首先，我以前面提及的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华北山岳地带出现此一人类生态背景，来解读《史记》记载之周人族源传说中的华夏认同以及西周时期周人与戎人关系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其次，我以西周金文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的“记忆断层”现象，来说明因应华夏认同形成，战国至汉代华夏如何重整其历史记忆，因此对部分西周史事发生“失忆”。接着我说明，在华夏边缘形成之后，随着华夏的西向、南向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华夏边缘的向外扩张、漂移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在这一部分中，我以战国至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羌”（西方非华夏）的概念如何不断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王室如何假借一个华夏祖源记忆——太伯奔吴——以成为华夏，来说明华夏族群边缘的向外推进过程。

到了汉代，华夏边缘的扩张已及于“华夏”此一人类生态体系能存在的环境极限，于是汉代以后，除了在南方与西南仍有些微、缓慢的变化外，基本上华夏边缘不再向外推移，因而这边缘内的人后来常自称“汉人”。在这一部分中，我也说明汉代许多人群如何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由此形成性质不同的华夏边缘。

第四部分为“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近代是华夏边缘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此时华夏边缘与华夏合而为一，过去被视为“蛮夷”者成为中国国族内的少数民族。首先，我说明由传统华夏帝国到中华民国，以及由华夏到中华民族的近代“华夏边缘”变迁。这是在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下，以及在支持此概念的各种新学术知识建构下，全球性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我以成立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学术活动为例，说明这个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过程。我也以该所早期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田野考察为例，说明这历史变化如何发生在微观的人与人之亲密接触、互动之中。借此我强调，跨学科的边缘、微观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与社会变迁。最后，我以四川西北部两千年来被华夏称为“羌”而今为“北川羌族”的地域人群为例，说明这样的近代变迁（少数民族化）事实上是长程华夏边缘历史变化的最新阶段；所有的近代“国族想象”与“文化创造”，都有其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同时由这个例子，我也解释华夏边缘变迁的微观过程；也就是，深入探究亲近人群间之爱憎、情感与行为互动，以了解社会如何变迁。

最后，在结语“资源环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我由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以及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说明以华夏边缘界定的华夏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并由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与边缘观点的争论，来说明塑造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如何不断地被个人与各社会次群体诠释与争辩，因此造成族群本质的持续变迁。影响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的，不只是外在资源环境与族群关系的改变，还有在某种族群关系下族群内部的男性与女性间、世代与世代间、不同社会阶层间、汉化者与未完全汉化者间，对于诠释“过去”之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族群现象之所以令人困惑，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思考此问题的潜在偏见不但存在于所有的“资料”（历史文献、报告人的口述与学术著作）之中，也常存在于研究者心中。尤其，当研究对象是有长远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人”时更是如此。然而，借着由社会记忆的角度重新思考传统历史文献，借着由考古资料探索人类生态变迁与相关的资源竞争，借着人类学对于人类“族群现象”的了解，以及更重要的，借着我自己——一个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自身的时代经验，相信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由边缘角度对于“什么是中国人”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