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资料来源和译文的说明
关于本书的资料来源的全部情况，可参阅各章后的注释。但这里应指出一个特别有趣的资料来源。1978年，福柯向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杜齐奥·特隆巴多利（Duccio Trombadori，他曾为意大利共产党日报《团结报》工作过多年）发表了一次极富于启示性的谈话。直到最近，福柯和特隆巴多利这次冗长的谈话都只有一个意大利文译本，题目叫作《福柯访谈录》（Colloqui con Foucault）。此书首版于1981年，长期未见重印，几乎不可访得，尤其是在美国。然而，在1991年底，一个译自意大利文的英文版本问世了，题为《马克思评述》（Remarks on Marx）；同时，据说还有一个法文本也即将出版。我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曾读到过福柯和特隆巴多利会谈（是用法文进行的）的两个不同的手抄本，其中一个已经过编辑整理准备出版，另一个则显然还是初稿。此外，在本书就要付梓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和达尼埃尔·德费尔把这两个手抄本结合起来加以整理，又编出了第三个福柯和特隆巴多利谈话的法文版本——收在伽利玛出版社将要出版的福柯短篇著作全集里的，显然就是这个文本。由于学者们可以在巴黎的福柯研究中心查阅到那两个原始的手抄本，故而我在尾注中既注出了经过整理的和未经整理的法文手抄本的有关页码，也指出了英文版中的相应段落；在涉及未经整理的法文手抄本的情况下，我还用罗马数字标明了盒式录音带的序号。
在谈到福柯的文章和谈话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同时征引法文原文和英文译本（如果有这种译本的话，而实际常常如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福柯短篇著作的英文版总比法文版更容易找到。一旦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福柯短篇著作全集，这一情况自会整个改观。由于这个集子的内容将按年代顺序安排，故我在注释里还标出了福柯每篇文章和谈话的发表日期，以便于本书读者查阅伽利玛出版社的这部福柯文集。
埃瓦尔德和德费尔认为，福柯的全部谈话都应被看作他的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看法我是赞成的。正如吉尔·德勒兹所言，福柯上演了“一幕陈述之剧”，而他的各种谈话，都能在他的思想的公开发布中起阐释作用。这些谈话中，有些经过了福柯本人仔细的加工、修改甚至重写，有些则显然是即兴发表的。不过即兴谈话的重要性并不稍减：在谈到福柯［和德国电影导演韦尔纳·施勒特（Werner Schroeter）］的一次极富启示性的对话时，德勒兹正确地指出：“这个文本非同寻常，正因为它是一次即兴会谈……”
福柯的谈话和短论披露了许多有关他的生活外貌和内心体验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将他发表的文字当作我在书中叙述的许多情况的首要资料来源。许多其他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有关福柯访美和卷入S/M亚文化的情况，则源自一些新的访谈活动。此外，就福柯早期生活的某些事实而言，我依据的是迪迪埃·埃里蓬的《米歇尔·福柯传》。我知道，福柯的一些密友（如达尼埃尔·德费尔）认为埃里蓬的书写得不好。但德费尔在和我谈话的时候，只是列举了其中一些他不同意的段落，而且他的不同意在我看来多属解释的差异，而不是事实的争议。进而言之，我自己的研究也独立地证实了埃里蓬书里的大量事实。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提供的资料还是可信的。
为了保证书中新材料的准确性，我曾将书稿的相关部分寄给我采访过的许多关键人物审阅，其中有（以姓氏字母为序）列奥·柏萨尼（Leo Bersani）、达尼埃尔·德费尔、鲍勃·加拉赫（Bob Gallagher）、菲利普·霍维茨（Philip Horvitz）、D.A.米勒（D.A.Miller）、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西蒙·瓦德（Simeon Wade）和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除德费尔外（他没有回信），他们的评论和修改意见都在本书的最后完成稿中得到了反映。
所有译自法文的内容都是我自己译的。我在不同的程度上参考过现存的英文译本，其质量十分参差不齐，既有理查·霍华德（Richard Howard）那漂亮的《疯癫与文明》译本，也有帮助不大的《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的标准英译本《关于语言的话语》（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我在书中一般使用的都是福柯主要著作的标准英文译名，因为我觉得用我自己更符合原文的译名会引起混乱，而直接使用法文原名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福柯性史第一卷的书名，我使用的是La volonté de savoir（《知识意志》）。在我看来，福柯自己给这个谈方法的绪论取的尼采式书名既优雅又富于启示性，而英译本的主标题——《性史·卷一》（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则显得极其平淡乏味，甚至暗含误导的危险：因为这本书不管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也绝不是什么历史。所以，我在书中总以《知识意志》（The Will to Know）称谓此书，而将福柯的整个这部著作称作性史（不用斜体字，亦即不带书名号），以避免同La volonté de savoir相混淆。
总体上，我力图避免随意提及词的性别，但并不总是成功。福柯使用的法文代词始终是阳性的，而我的译文，以及我的一些与之毗邻的文字，也都反映了他的用法。我还感到不得不保留福柯关于“homme”即“人”（或“男人”）一词的用法，以此指称抽象意义的人类。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我在从事研究的时候，有意地不去纠缠有关福柯的二手文献，这些文献现已泛滥成灾了。不过，也有一些文献对我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没有在注释中完全反映出来。其中有一本书和福柯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re Nehamas）对尼采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尼采：生命之为文学》（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至于有关福柯的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语言的黑日：米歇尔·福柯”（Le noir soleil du langage: Michel Foucault）；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的“走向虚构”（Vers la fiction）；保罗·韦纳（Paul Veyne）的“福柯给历史学带来了革命”（Foucault révolutionne l'histoire）；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ïd）的“米歇尔·福柯：1926—1984”（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列奥·柏萨尼的“教育学与鸡奸”（Pedagogy and Pederasty）；而最重要的，还应是吉尔·德勒兹的《福柯》（Fouc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