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
相对平静的一天。早上吃完早饭以后，英格褒去了海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准备开始认真工作。很快，炎热就迫使我穿上泳装走到阳台上，那里有一对相当舒适的躺椅。虽然时间还很早，海滩上已经全是人。等我重新走进房间，发现刚有人整理过床铺，洗手间里传来的动静告诉我服务生还没走。就是我向她要过桌子的那一个。这次我没觉得她年纪那么小了。她的脸上写满疲惫，眼睛困兮兮的像不习惯白天光线的动物。显然她没想到会看见我。有一瞬间我觉得她想跑走。趁她没跑我先问了她名字。她说她叫克拉丽塔，微笑了一下，她微笑的方式至少可以说是局促不安的。我想我是第一次见到人这样微笑。
我做了一个可能太唐突的手势让她等一下，然后找了一张一千比塞塔的纸币放在她手里。可怜的姑娘迷惑地望着我，像是不知道该不该接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她。这是小费，我告诉她。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她先咬了一下嘴唇，像个紧张的小学生，然后身体前倾做了一个显然是从《三个火枪手》之类的电影里学来的姿势。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理解她的动作。我表示感谢，告诉她可以离开了，不过这次我没有用西班牙语，而是用的德语。女孩用行动表达了服从，像来的时候一样安静地走了。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忙着在康拉德所谓的“作战记录本”上记下我的变例最开始的几行。
十二点的时候我在海滩和英格褒会合。不得不承认，在棋盘前度过了小有成效的几个小时之后，我还处于持续兴奋的状态，甚至一反常态地具体讲起了我的开局设计，但是英格褒打断了我，说大家都在听我们说话。
我反驳说这有什么，海滩上挤满了人。
然后我明白过来，我说的那些话（步兵部队、装甲部队、空战指标、海战指标、对挪威的预侵略、1939年冬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性、1940年春全面击溃法国的可能性）让英格褒觉得难堪了，我感觉脚下裂开了一个深渊。
我们在酒店吃了午饭。甜点过后英格褒提出坐船逛逛，她从前台拿了往返于我们所在的海滨胜地和隔壁两个村子之间的游船时刻表。我以还没做完工作为由拒绝了。我跟她说我打算下午把头两回合推演出来，她又用我在海滩上已经察觉到的表情打量我。
我真正惊恐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开始横亘于我们之间。
其他没什么，就是一个无聊的下午。酒店里几乎看不见白皮肤的客人了。所有人——哪怕是刚在这里待了没几天的——都呈现出完美的古铜肤色，这都归功于海滩上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的科技大量供应的美黑膏。事实上，我是唯一还保持着本来肤色的人。同时，我也是在酒店里面待的时间最长的人。除了我，就只有一个基本待在露台上一动不动的老太太了。这种情况好像引起了酒店员工的好奇，他们开始越来越饶有兴致地观察我，不过还是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夸张点说，他们对我抱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恐惧的东西。我觉得桌子事件已经以奇迹般的速度流传开来。那个老太太和我的区别是她在露台上一动不动，望着天空和海滩，而我时常离开房间，像个梦游的人一样去海滩见英格褒或者在酒店吧台喝一杯啤酒。
奇怪的是，有时候我确信那个老太太在我跟着父母来德海酒店的年代就已经在这里了。然而十年是很久的时间，至少在这个情况下，我没能在记忆里定位她的脸。也许我可以走过去问问她还记不记得我……
不太可能。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靠近她。她身上有点什么令我厌恶的东西。但是乍一看她就是一位平常的老太太：偏瘦，满脸皱纹，白衣服，黑色墨镜，一顶小草帽。今天下午英格褒离开以后，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她。她在露台上的位置永远是不变的：挨着人行道那边的一个角落。这样她就能半躲在巨大的蓝白色阳伞底下，望着海滨大道上开过的几辆车子打发时间，像一个快乐的关节人偶。奇怪的是，这也成了我快乐的重要来源：每当我无法承受房间里渐渐稀薄的空气，我就走出来，而她就在那里，能量的源泉，让我有足够的精神头回到桌前继续工作。
要是我每次出现在阳台上她都看见我了呢？她会怎么想我？她会以为我是谁？她从来没有抬起过头，不过她的镜片那么黑，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在看人什么时候没看。酒店里人很少，毫无疑问，她会觉得一个年轻人每隔一段特定时间就出现和消失很反常。我刚才最后一次出去的时候她正在写一张明信片。她有没有可能提到我？我不知道。要是她提到了，会如何形容我？会以怎样的视角去写？一个苍白、额头光滑的年轻人，还是一个紧张兮兮、显然在恋爱中的年轻人，又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有皮肤病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沿着这些细枝末节一路想下去，迷失在无用的假设里，最终只是扰乱了自己。我不理解我的好康拉德怎么会说我写东西像卡尔·布勒格尔(1)。真要那样我就别无他求了。
我是通过康拉德知道了“尼兰德之家”(2)的工人文学作品。是他把卡尔·布勒格尔的《地球上的士兵》放在我手里，也是他在我一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就推着我踏上一条愈发让人目不暇接的艰难道路：在斯图加特各家图书馆里寻找《十七号地堡》（同样是布勒格尔的作品），还有海因里希·莱尔施(3)的《锤击》、马克斯·巴特(4)的《被封锁的土地》、格瑞特·恩格尔克(5)的《新欧洲之韵律》、莱尔施的《钢铁人类》，等等。
康拉德熟知我们国家的文学。有天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一口气向我背诵了两百个德国作家的名字。我问他这些人他是否都读过。他说是的。他尤其热爱歌德，现当代作家中他热爱恩斯特·云格尔(6)。云格尔有两本书他一读再读：《斗争作为内在体验》和《火与血》。此外，他同样重视那些被遗忘的作家，这才有了他对尼兰德群体的热爱，很快我也加入进去。
有多少夜晚，我睡得很迟，却已不只是忙于破解新兵棋的复杂规则，而是沉浸在德国文学的快乐与不幸、深渊与高潮当中！
当然，我指的是用血写成的文学，不是弗洛里安·林登那些书，听了英格褒的转述，我可以发现林登的书越来越荒唐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必须在这里指出不公平的地方：英格褒在我屈指可数的几次在公众场合或多或少具体谈论兵棋棋局进展的时候都表现出生气和难堪，而她自己却无数次在各种场合——比如早餐期间、迪厅里、车上、床上、晚饭中途甚至电话里——向我描述弗洛里安·林登需要解开的谜团。我从来没有因为可能有人听见她对我讲的话感到生气或者难堪，恰恰相反，我试图以全面客观的方式（这是徒劳）理解这件事，然后为她那些童话般的侦探难题给出可能的、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
不用说太远，就在一个月前，我梦见了弗洛里安·林登。我已经被逼到极限了。我记得很清楚，梦里我躺着，感觉很冷，英格褒对我说：“这房间完全封闭。”这时，我感觉走廊上有弗洛里安·林登侦探的声音，他警告我们房间里有一只毒蜘蛛，一只可能会咬了我们然后逃脱的蜘蛛，尽管房间“完全封闭”。英格褒开始大哭，我抱着她。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不可能。弗洛里安这次会怎么解决？”我站起来转来转去，逐个抽屉寻找那只蜘蛛，但是什么都没找到，当然它一定还在，它有太多地方可以藏身。英格褒大叫：“弗洛里安，弗洛里安，弗洛里安，我们该做什么？”但没有人回答她。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孤立无援。
就这么多。要说是梦，不如说是个噩梦。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寓意。我不常做噩梦。青少年时代的确会做，那时的噩梦数量众多场景各异。但是并不会让我的父母或者学校的心理医生感到不安。事实上，我一直是个情绪稳定的人。
回想一下十多年前我在这里、在德海做过的梦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当然，正如所有的青少年，我梦见过女孩子，梦见过惩罚。我哥哥有时候会给我讲他的梦。我忘了是只有我们两个还是父母也在。我从来没做过类似的事。英格褒小的时候经常哭着惊醒，需要有人安慰她。她是带着恐惧和巨大的孤独感醒来的。在我身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可能是发生得太少我已经忘了。
几年前我开始梦见兵棋棋局。我躺下，闭上眼睛，一张棋盘亮了起来，上面堆满了我不理解的算子，就这样，慢慢地，我咕哝着睡着了。不过，我真正做的梦应该与此不同，但是我不记得了。
我很少梦见英格褒，但是她是我做过的最生动的一个梦的主人公。讲起来很短，几乎是个简短的梦，也许那正是它最大的优点。她坐在一条石头长凳上用一把水晶梳子梳头发，头发是最纯粹的金色，一直垂到腰际。太阳快落山了。背景里，很远的地方，隐约腾起一团尘雾。突然，我发现她身边有一只巨大的木头狗，然后我就醒了。我记得我做这个梦的时候刚认识她不久。我跟她讲，她说那团尘雾代表爱的相遇。我说我也这么想。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快乐。这一切都发生在斯图加特的底特律迪厅里，可能我还记得它是因为我告诉了她并且她也听懂了。
有时候英格褒会在凌晨给我打电话。她承认这是她爱我的原因之一。她有些前男友就无法忍受这种电话。有一个叫埃里希的跟她分手就是因为她在凌晨三点把他吵醒。过了一个礼拜，他想跟英格褒复合但是被她拒绝了。那些人都不理解她从噩梦中惊醒以后需要跟一个人说话，尤其是如果她独自在家而这个噩梦格外吓人的话。这类事情上我是个理想人选：我睡觉很轻，一醒来说话就能说得像这个电话是下午五点打来的（不太可能，因为那个时间我会在工作），深夜接到电话并不让我困扰，而且有时候她打电话来我还没睡。
不言而喻，这些电话让我觉得幸福。这种宁静的幸福让我像醒来一样迅速地再次睡着，耳边还回荡着英格褒挂电话时说的话：“愿你梦见你最想要的，亲爱的乌多。”
亲爱的英格褒。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对方不信任的眼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彼此相爱，完全接受对方的一切？
等她回来我要告诉她我爱她，我想念她，请她原谅我。
这是我们第一次共同出游，一起度假，需要互相适应对方是很自然的事。我应该避免谈论游戏，尤其是兵棋，我应该对她更体贴。等我一有时间，等我写完这几行，我就去酒店的纪念品商店给她买点什么，一点让她微笑并原谅我的小东西。我无法想象失去她。我无法想象伤害她。
我买了一条镶嵌着黑檀木的银项链。四千比塞塔。希望她喜欢。我还买了一个非常小的陶土人像，是一个戴着红草帽的农民在蹲着拉大便。售货员解释说这是当地的典型人物形象。我确信英格褒会觉得它很好玩。
在前台我看见了艾尔丝女士。我小心地走过去，和她说下午好之前，我从她肩膀上方看见一本写满零的账本。一定有什么在困扰她，因为当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心情很差。我想给她看我买的项链，但是她没给我机会。她倚在前台的柜子上，一日将尽的光线从走廊宽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打在她的头发上，她问起英格褒和“我的朋友们”。我撒谎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朋友是谁。那对年轻的德国情侣，艾尔丝女士说。我回答说他们不是朋友，只是认识的人，夏日友谊；而且，我说，他们可是她竞争对手的客人。艾尔丝女士看上去并不欣赏我的讽刺。她显然不想再说话了，而我不想上楼回房间，于是我急忙把那个小陶土人像拿出来展示给她看。艾尔丝女士笑着说：
“乌多，您真是个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简单的话，用一种完美的语调说出，足以让我脸红。紧接着她表示她还有工作，让我先走。离开之前我问她通常几点天黑。晚上十点，艾尔丝女士说。
我能从阳台上看见那些旅游观光的小船，它们每个小时从老捕鱼码头出发，排着队向东驶去，再向北转，消失在一个叫作圣母尖的巨大悬崖后面。已经九点了，很快夜晚就开始缓慢而愉快地降临。
海滩几乎空了。在黄褐色沙滩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和狗变得很显眼。刚开始那几条狗自顾自地瞎跑，很快凑到一起奔向松树林和露营区。孩子们还在原地玩耍。村子另一头，老区和悬崖那边，出现了一条白色的船。英格褒回来了，我很确信。可是船却给人几乎没动的感觉。德海酒店和美岸酒店之间的海滩上，那个管理员开始把脚踏船从岸边拖回来。这项工作应该很繁重，但是没人帮他。不过，看他搬运那些大家伙的轻松劲（沙滩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子），显然他一个人就够了。离得这么远，没人能看出他身上曾经被大面积地严重烧伤。没人能否认这是个独特的人。我不是说他的伤疤，而是他整理脚踏船的特殊方式。查理挣脱我们跑去海滩那天晚上我已经发现了，现在我又看见了一次。刚开始，他的整个操作就像我那天想象的那样缓慢复杂，没什么实际的用意，荒谬得很。他把脚踏船聚集起来，朝着不同的方向连起来，并没有传统地摆成单排或者双排，而是围成一个圆圈，更确切地说：一个尖角磨钝了的星形。他摆到一半的时候所有其他脚踏船管理员都已经忙完了，可见这项工作艰苦耗时。不过看起来他并不在意。他应该很喜欢在一天中的这个时段工作，傍晚微风清爽，海滩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在玩沙子、不会靠近脚踏船的小孩。好吧，如果我是那几个孩子我也不会靠近。
奇怪的是，有一瞬间我感觉他在用这些脚踏船搭建一个堡垒，恰好就是孩子们用沙子堆的那种。区别是这个不幸的可怜人不是个孩子。那么，他在建一个堡垒，为什么呢？我想答案很明显：为了在里面过夜。
英格褒坐的船到港了。她应该在往酒店这边来了。我想象着她光洁的皮肤、清新芬芳的头发，她迈着自信的脚步穿过老区。天很快就要完全黑了。
脚踏船管理员还没摆完他的星星。我想知道怎么会没人注意到他，这些脚踏船像一个摇摇欲坠的破棚屋搅碎了整个海滩的迷人魅力。当然我想也不是这个不幸家伙的错，可能只有从我这个视角才能体会到这个太像破棚屋或者地洞的东西看起来效果多糟。海滨大道上没人感觉到这些脚踏船给海滩造成的失序吗？
我把阳台门关上了。为什么英格褒这么久还没到？
(1) 卡尔·布勒格尔（Karl Bröger，1886—1944），德国工人作家，1913年至1933年间担任《社会民主日报》的编辑。
(2) 被称为“尼兰德之家的工人”（Werkleute auf Haus Nyland）的作家群体，旨在展现“工人的灵魂”（Arbeiterseele）。
(3) 海因里希·莱尔施（Heinrich Lersch，1889—1936），德国工人作家。
(4) 马克斯·巴特（Max Barthel，1893—1975），德国工人作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成员。1923年从德国共产党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掌权后开始亲近纳粹，他1934年创作的小说《不朽的人民》（Das unsterbliche Volk）展现了“一个德国工人如何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元首的支持者”。
(5) 格瑞特·恩格尔克（Gerrit Engelke，1890—1918），德国诗人，以战争题材见长，被称为“德国的威尔弗雷德·欧文”。
(6) 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作家，思想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其战争日记《钢铁风暴》是人们理解“一战”不可或缺的资料。“一战”期间支持民族主义，纳粹掌权后拒绝向其效忠，1944年因牵涉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被从军中开除。“二战”后他的文学作品和思想仍保持强大生命力。